境遇最惨红色女特工:50年代被捕 平反后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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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这个女人,终于在生命的最后,以一个俗常而天真的画面定格。没有孩子,没有爱人,没有家庭,只有一个没有体温的布娃娃。尽管不能与她说话,缺乏生命的鲜活气息,但它与隐晦、复杂、心机、权衡、凶险、危机无关,它是纯真、可爱、明朗的象征,它微弱的光芒也许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救治那留在关露内心深处的阴霾与伤痛。

近几年来,“谍战”成为影视剧导演们青睐的题材,那些迅速抢占各电视台黄金时段的谍战剧真是数不胜数:《潜伏》、《暗战》、《旗袍》、《密使》、《密探》、《密令1949》……电影《色戒》、《风声》的票房之高更是引发了人们对“美女间谍”故事的强烈好奇。这样的影视剧多么好看啊女人,美貌、艳装,高贵而神秘,看似单纯简单,其实深不可测,你知道她必然是故事的,但不确定这故事会怎样的演绎,每一个眼神的顾盼流转中都有意味深长的含义。最后终有一刻,她露出了真实的面目:一个插入敌人心脏的间谍。这个身份一直秘而不宣,直到最关键的时刻,对敌人进行致命的一击后,美女间谍主动或被动暴露身份,悲壮殒命。

带着《风声》中仍然记忆犹新的惊悚与残酷,我进入关露的散文,那种奇怪的对比一时让我有些恍惚:这个女人的生命果真曾经与“间谍”身份有关么?她是那个曾经走近令人发指的“76号魔窟”的地下党员么?是利用《女声》杂志作为掩护搜集日本情报的特工么?而在她的散文里,她却是那样一个平凡而俗常的小女子,那个十点半钟从戏院走出的女子,那个独自走在秋夜的微风与细雨中的女子,她说刚出戏院时同路的有五个人,转了个弯就只剩下两个,再转一次弯就只剩下形单影只的自己,她说恐怖与畏惧同时袭来,以至于“我要因可怕的威胁而瘫倒了”。

但关露的确曾以“特工”身份受命策反“76号魔窟”负责人李士群,时间上与郑苹如(《色戒》中王佳芝的原型)实施刺杀丁默邨计划几乎是同时:1939年秋冬之际。只是与郑苹如相比,关露的谍报生涯显然少了许多神秘、激烈与戏剧性在历史的舞台上,郑苹如从容而华丽地登场,后来又悲壮而华丽地收束,生命在最青春亮丽的时刻戛然而止这更符合谍战剧导演们的口味。

关露的故事却是另外一种版本,但有着一样苍凉而落寞的底色。没有郑苹如那样显赫的家族背景、美艳的外貌、自如多变的应对能力,关露又是怎样坚持着她的谍报生涯的呢?与郑苹如相比,关露更是一介平凡女子,当命运将她放置在一种“非凡”的境遇之中,她的生命也就失去了原本的节奏和旋律,她的一生也就成为“没有节拍的歌唱”。

走出家庭:一个平凡女孩的青春轨迹

为了体现关露命运中的传奇意味,一些报刊杂志和传记文字喜欢赋予她这样的概括:“三十年代上海滩三大才女之一”、“与张爱玲、丁玲齐名的女作家”、写出不朽诗篇的“民国才女”等等,这些关乎写作能力的定义与她“红色间谍”、“中共特工”的身份结合在一起,似乎更能显示她非同凡俗的生命情态。但事实上,无论就写作的数量还是质量而言,关露都无法与张爱玲、丁玲相提并论。

关露留下来的文字并不多,到目前为止我们所能见到的出版作品有如下几种:《太平洋上的歌声》(诗集,生活书店1936年出版)、《新旧时代》(自传体小说,光明书店1940年出版)、《苹果园》(中篇小说,工人出版社1951年出版),除此之外还有散见于报刊的散文、评论、诗歌,以及八年监狱生活留下的《秦城诗草》11篇(未集中出版)。

在数量有限的作品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朴素、认真、愿意体味并表达生活的女作家的形象。关露的文笔清丽、婉约,行文清浅流畅,既无张爱玲的“清峻决绝”,也无丁玲的挺拔锋利三十年代的上海,这样棱角不是特别分明的写作又何以能与张爱玲、丁玲齐名呢?除了那首因电影《十字街头》而传唱下来的主题歌《春天里》(关露作词)外,我们甚至几乎淡忘了她的文字:春天里来百花香,/郎里格郎里格郎里格郎,/和暖的太阳在天空照,/照到了我的破衣裳。/郎里格郎格郎里格郎,穿过了大街走小巷,/为了吃来为了穿,/朝夕都要忙。/郎里格郎郎里格郎,/没有钱也得吃碗饭,/也得住间房,/哪怕老板娘作那怪模样……

歌词里流淌着底层小人物每日生活的尘俗气息,而关露本该就是这样一个在凡俗之中穿梭、操持的女人:出身平凡又难免有小小波折,相貌普通但不乏秀丽,性格文静、做事认真……这样一个女人,她最贴合的生活状态应该是有一个家,有丈夫、孩子,依靠写作和教书谋求着一份平凡而平稳的生活。

1907年7月25日,关露出生在山西省右玉县的一个普通家庭,父亲是前清举人,做过当地的小县令。母亲是父亲用赌博赢来的四千两银子换得的继室,每每父亲拿这个理由发火宣泄、以示权威的时候,母亲总是据理力争:我可以养活我自己,我要出去教书。接受过女子专科学校教育的母亲将自主、自立的理念也传达给了关露姐妹:“明白了吗?一个没有知识的女人,她一生的生活就等于下跪。”“要独立和自由就要有知识,要有知识就得念书。”

九岁那年父亲去世,母亲就靠在师范学校和师范附小教书的微薄收入养活着一家四口,物质上虽然清贫拘谨,但关露和妹妹读书认真,表现优秀,母亲又尽可能替她们阻挡着外来的纷扰,至少在这个时期,两人的生活还算风平浪静。即便是十六岁那年母亲因病去世,都并没有给关露的生活带来实质性的变化母亲离开了,但家庭的格局似乎并没有改变:关露与妹妹跟随祖母来到南京二姨妈身边,与寡居的二姨妈同住,用关露在《新旧时代》中的形容就是“这时我们还是四个人住着……只不过母亲换成了姨母”。

真正促使关露下决心走出家庭的动力来自于二姨妈的婚姻观念和逼婚行动。这个家庭生活极其不幸的女人天天借酒浇愁,她不断向关露姐妹灌输的一个观点就是“结婚是女人的终身大事”,嫁一个有钱有势的好人家才是一个女人的首要问题。关露极其反对姨妈的观点,但又无力阻止她的唠叨、灌输与行动,这个家开始让关露感觉到痛苦与无奈:“我开始讨厌我现在生活着的家了。我觉得我没有说话和行动的自由。”“我家里的一切都使我感觉厌倦和抑郁。”“她(二姨妈)能使我因违反她的意志而感觉着灵魂的苦痛和不愉悦。”

虽然并没有实质性的进展,但关露姐妹明显感觉到姨妈在为她们的出嫁而积极准备、物色人选。潜在的威胁让两人做出决定:离家出走。一个偶然的契机使关露脱离了家庭来到上海,并在这里遭遇、认识了热心慷慨的刘道衡(刘原为同盟会会员,后加入中国共产党)。了解了关露的情况以后,刘道衡收留了她,并且愿意提供学费,送关露到上海法科大学法律系念书。

迈出家庭这一步对关露而言意义重大,它不仅意味着对重蹈旧式女人命运危险的躲避,更意味着关露精神与视野的变化与拓展:当交流与交往的对象由封建家庭成员变成了见世面、经风雨的社会人士时,关露的思想观念也在发生着变化。

除了刘道衡外,法科大学的许多老师和学生都是爱国人士和革命家,关露与刘道衡的妹妹刘文渊一起住在亭子间时,来往的朋友中也不乏倾向革命的年轻人。自传小说《新旧时代》中关露曾提到一位叫作“宋景”的女孩,叙述者“我”起初无法理解这个说话柔和、姿态优美的南方女孩竟然喜欢看革命书籍,于是困惑地问道:“你为什么对这些流血和战争的书发生兴趣,你不觉得危险和可怕么?”那女孩回答:“我不喜欢流血和战争,但我以为书上面的理论很有道理。”她认为唯有这样的办法可以解决社会与人生的问题。

这些思想理念的浸染与渗透使得关露开始萌生革命诉求。1928年关露由法科大学考入南京中央大学,先入哲学系,后转入文学系,开始迷恋新诗并尝试写作。但她第一篇见诸报刊的文字不是诗歌,而是小说《余君》,发表在张天翼、欧阳山、韩起等人创办的周刊《幼稚》上,刊物的一些成员是关露同学,后来南下上海,成为左联的重要成员。1931年夏,关露因为中学毕业文凭问题而被迫离开中央大学,前往上海。不久,“九一八”事变爆发,此时,虽然关露的妹妹胡绣枫和妹夫李剑华没有加入中国共产党,但这个家其实已经成为上海中共地下党的一个据点。国家的危难加上朋友、亲人的影响,关露关注的目光更多地放在工人、兵士、农民这些底层小人物的身上,面对这块贫困、悲哀、沧桑的土地及土地上生存的民众,她用朴素而真诚的文字书写着大灾难下一个小人物的悲切与疼痛:

故乡,忆起你,/掀起我祖国的惆怅!……在我的梦中,/我也看见你在挣扎在哀伤:/你待救的呼声,/已经把四万万同胞震响。/故乡,/我曾在你怀中成长,/我爱你,好像爱我的/父母、兄弟,忠实的朋友;/我愿意以我的热血和体温,/作你战斗的刀枪。/我不能在这破碎的河山里,/重听那/“后庭花”隔江歌唱!/更不许换一个统制你的异种的新王!……故乡,/我不能让你沦亡!(《故乡,我不能让你沦亡》)

带着这样的责任感与忧患意识,年轻的关露努力做着力所能及的事情:写诗,编刊物(《新诗歌》),接触并了解工厂女工,教她们读书、识字、编板报,主动请求并承担一些基层组织的宣讲工作和宣传任务,积极参与上海妇女反帝大同盟的筹备与宣传事务。

正是在这样的忙碌中,关露确立着自己的人生意义与自我价值,她并不具备敏锐的眼光和宏大的能量,但在所有需要自己的环节中认真、尽心,使得个体价值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同时,在社会事务之外,关露的个人生活也体现着一个平凡小女人经营的认真。

关于关露的回忆性文字中,一些曾经去过她住处的人曾做出了这样的描述:房间不大,但“素净明洁”,摆放着一些小玩艺,充满了生活情调,那张单人小床整洁得让人不忍落座,这些细节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有着浓厚的生活情趣、注重生活格调和品质的女作家形象。同时印证这一点的一个有趣细节是关露的整容事件。

就外貌而言,关露给人的印象是平凡而不乏清秀。在年幼的周海婴的记忆中,“关露大约二十五岁上下,高挑的身材,烫发,面貌一般,谈吐和蔼可亲,看不出叱咤风云革命士女的外貌。”胡风的妻子梅志这样描述三十年代初刚刚认识的关露:“当时她的容貌和穿着都很平常,眼睛有点不对称,鼻子也不是理想的高鼻梁,经常穿一身蓝布旗袍,看去像个女教师或职员,不像女工。……朋友们都觉得她肯用功,有创作热情。但并不认为她是漂亮小姐,而是感到她在文雅中有学者风度。”关露自己也曾提到虽相貌平常但“爱修饰”,最好是用简单而不费时间的方法“把自己修饰得好看”。并且特别指出对自己扁平的鼻梁有些不满意。

可能正是基于这种“爱美之心”,关露曾做过一次整容手术:用现在美容业通用的说法应该是“隆鼻手术”,时间大约在1935年,据梅志回忆,当时曾在报纸广告栏看到美容广告,用四个人手术后的照片证明美容院的水平与效果,其中之一即是关露。所以传说中关露改变形貌是为了打入汪伪特务机构的说法并不成立(四年之后,潘汉年才有了让关露接近李士群的计划)。但显然手术并不成功,留下了一些后遗症:鼻子有些变形,两翼发红,可能还有周期性的不适这一切给她本人后来的生活带来了一些心理与身体的不便。

不知是否出于容貌修正后的自信,关露接下了左翼剧联排演的话剧《赛金花》中的一个小小的角色,与主演王莹一起在上海、南京演出数场,当年中央大学同学常任侠记述了重回南京的关露的变化:旧地重来,伊人已经修鼻易名,“颀长玉立,秀眉隆准。华服高履,体态盈盈,前所未见。……与在大学同席时判若两人”。

在我看来,如上事件倒是让传说中的“红色特工”关露变得生动起来:对工作负责,对生活认真,爱美,有时不免迎合世俗,追求爱情,但似乎对自己的爱恋对象并不是特别的理解和了解,有过两次无疾而终的恋爱,也都快速地成为过去……如果关露的生命之歌一直以这样的节奏和旋律继续下去,那么她的歌声未必响亮但必然平稳、舒缓,包含可以想象的俗常的烦恼或幸福、寒冷或温暖。

《新旧时代》的后记中,关露明确表示自己希望通过这样一部自传小说告诉读者的是:“一个一向都梦想与追求着自由跟解放的女性,要怎么样才能获得自己的希望。”一个女性“从旧的封建生活走向新生活”的过程究竟是怎样的。像那个时代出生的许多女孩子一样,关露从懵懂到觉醒,从茫然被动到目标清晰的成长历程带有一定的典型性延续这样的青春轨迹,关露的生命应该是平凡、日常的。但是很快,一个特殊的命令却终止了关露原本的生活节拍,使她接下来的人生轨迹发生了改变。

走进魔窟:非凡使命与双面人生

1939年深秋的一天,借住王炳南家的关露接到了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秘书长刘少文转来的一封密电:“速去香港找小廖接受任务。”落款是中共中央南方局常委叶剑英,“小廖”即时在香港九龙的廖承志。虽然并不清楚任务的内容究竟是什么,关露还是接受命令很快到达香港。几经辗转,关露在香港见到了廖承志,与廖一起出现的还有原中共“特科”负责人(时任中共中央社会部副部长)潘汉年。直到这时,关露才明白所谓“任务”即打入日伪特工组织“76号魔窟”,接近魔窟头目李士群,从中获取情报,并在可能的情况下策反李士群。

潘汉年做出这个决定是因为关露与李士群之前的关系渊源,确切地说,是关露的妹妹胡绣枫与李士群由来已久的接触。1933年,胡绣枫丈夫李剑华因主办抗日进步刊物被当局逮捕,胡绣枫在营救过程中偶然认识李士群并请他帮忙;一年以后,李士群被中统调查,被捕入狱,胡绣枫收留了正怀有身孕、处境艰难的李士群妻子叶吉卿。李士群对胡绣枫一直心怀感恩并寻求回报,连带对姐姐关露也比较关照。由于此时胡绣枫在湖北另有任务,打入魔窟的任务就落在了关露身上。

这个任务对关露而言至少有两大难度:一是李士群与关露姐妹相识已久,虽不十分确定,但对姐妹两人的真实身份与思想倾向有个大致的了解,而且关露那时已是上海滩小有名气的诗人,公开出版的诗集《太平洋上的歌声》中的倾向与立场一目了然,以李士群的精明与警觉,稍加分析便能对关露的身份有所知晓,在这样的前提下,关露能否进入李士群的生活、能否从李士群那里获得有用的信息,能否保证自己的安全都是一个未知数;第二,从朋友和关露自己的描述中,我们可以感觉出她的性情与任务中所要求的“特工”素质有着较大的偏差,这无疑更增加了整个工作的危险系数。

接续《新旧时代》的第二部自传小说《黎明》中,关露的自我定义是性情率直、喜怒常形于色:“想到了就说,高兴了就笑”,“她从来不想见着了什么人便说什么话,或者看见哪一种人便要采取哪一种语言和态度,采取哪一种说话的方式这一类的事情。”{11}胆子不大,内心也并非定力十足:幼年时庭院里异样的争吵也会让她“非常恐惧”,全身战抖(《一个牛郎的故事》),独自一人行走在深夜的静寂中,孤独与畏怯甚至压迫得她眼泪都要出来了(《秋夜》)。同在左联共事的许幸之也认为将这种潜伏任务交给关露是“欠妥”的,因为“她为人太忠诚朴质,缺乏必要的灵活性和警惕性”,而且“生活作风一向很严谨又很脆弱,经不起狂风暴雨的袭击”。{12}

这样一个女人,显然没有《风声》中顾晓梦那样戏剧化的镇定冷静、义无反顾的决绝,那么她又用什么力量才可以克服内心的恐惧与软弱呢?我们不得而知。我们所知道的就是关露曾在好友面前哭泣、申述自己的委屈,并不只一次请求组织允许她“回娘家”。好在李士群在摇摆与利益权衡中不想绝了自己后路,在基本知晓关露的身份后并未对她产生威胁,关露也在李士群那里了解到了他的心态与特工部动态,并成功地促成了潘汉年与李士群的会面。

与潘汉年那些惊心动魄的情报计划和除奸行动相比,关露只不过是其中一个小小的插曲,平静、悠闲,若有似无。但对关露这样一个平凡女人来说,这段人生的插曲却具备了她难以驾驭的惊心动魄。

这次任务之后,关露虽有迫切的“回家”愿望,但鉴于她的前期工作与舆论铺垫,中共地下党组织决定继续将关露留在上海,打入日伪杂志《女声》作编辑,伺机寻找日共地下党,获取日本军国主义的情报。《女声》主编是日本著名女作家佐藤俊子,以她一贯的女性主义立场,《女声》试图给战争阴影中苦闷的妇女们一个发声的渠道,但无奈这份杂志的资金支持来自于日本军方,它的独立性很难得到保证。关露奉命进入《女声》之后,很快成为其中的核心力量,她集编辑、撰稿于一身,写下了大量的随笔与时评,并为一些左翼作家提供了一个发言的平台,据当年上海地下党成员丁景唐回忆,他们曾有意识试探并利用《女声》发表文章,在上海进行“散兵作战”。

编辑与写作本身对关露而言并不痛苦,痛苦的是她必须扮演一个为日本杂志卖命的“汉奸文人”,并因此遭遇了来自于同胞的唾弃与不屑,尤其是当她的工作有时不得不与日本文化宣传发生直接关联的时候。“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的召开是关露经受的一次最严峻考验。

从1942年开始,连续三年,日本以文化交流的名义举办了三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第一届会议地点在南京,作为主编的佐藤俊子参加了会议;第二届会议《女声》便委派关露作为代表赶赴东京参加会议。关露深知此行对自己的影响:新闻照片一经媒体披露,她“汉奸文人”的骂名便更难洗刷了。她犹疑、矛盾过,也回避、退缩过,但当党组织暗示她可以藉此日本之行联系日共地下党时,关露再次克服了自己的痛苦与恐惧,踏上了去东京的轮船。

在不能暴露身份又不能丧失个人民族立场的情况下,一个女人,一个本不善于复杂应对和临场调整的女人就变得异常痛苦:大会第二天,关露作为指定发言人的题目是关于“大东亚共荣”,关露心里很清楚,绝不能照这个题目讲,但又不能强硬抵抗。痛苦与挣扎之中,又没有组织可以请示,关露决定“绕”开去,她向领队说:“我是搞文学的,是妇女刊物的代表,不懂政治,不会演讲。如果一定要我讲话,我想谈点妇女方面的问题。”最后以《中日妇女文化之交流》为题作了演讲这也许是她有话可说、有话能说且又不失民族道义的唯一选择。

初到日本,距离大会的开幕还有几天,关露一行先去了博多、唐津等地考察观光,最后到达东京。去往东京的火车上,关露开始感觉到身体的严重不适:头痛、发烧、倦怠这可能是一种真正的身体疾病,但更可能是因精神的紧张而导致的心理疾病在一步步走向东京走向会议的时候,关露的压力也在一步步生长。面对新闻记者的热情与关注,刚到东京的关露就发出无奈而沉重的叹息:“我的身体非常疲劳,我的神经非常紧张,然而我的情绪是异常悲哀的!”{13}这场突如其来的疾病在一定层面上帮助了关露:以病为由,她可以推掉一些活动,以病为由,她可以沉默或者“呓语”,但同时,这场疾病也给关露带来了巨大的痛苦:头痛欲裂,神经衰弱,有时近乎失常,开始出现幻觉,以至于后来回上海后她把这几天总结为“神经病态的日子”。

关露后来的精神失常此时已经出现了征兆。总之,在长达七年的时光中,负有“特殊使命”的关露必须活在一种双面、分裂的角色中,这对一个内向、文静、怯弱的平凡女人来说不啻是一种巨大的折磨,以至于后来一直心有余悸。1949年以后,当一些好奇的年轻朋友试图追问她当年的非凡经历时,她都借故转移话题,极少谈论,只是偶尔透露的一些细节仍能让我们感觉到那曾经发生在她身上的惊险与诡谲。

走向暮年:“云沉日落燕声哀”

1945年日军投降,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毛森在上海下达“肃奸令”,大规模抓捕日本汉奸,关露也名列其中。上海地下党紧急组织营救行动,辗转将关露转移到了苏皖解放区。至此,关露的间谍生涯宣告结束,在终于回归自我、回到真实的生活之后,关露的文字中流露出很久没有的轻松与愉悦:“秋光冉冉步迟迟,小镇安营遇旧知。纸共一张诗共韵,挑灯朗诵爱民诗。”卸下重负的关露必然对未来充满期待,明朗的生活、自由的身心,还有终于可以团聚的恋人……这一切似乎就在眼前。但事实再一次将一个女人平凡的幸福期待化成了泡影。

关露遇到的第一重打击就是恋人王炳南的沉默与拒绝。三十年代末期,关露因没有固定住处曾暂住上海王炳南家,两人相识并渐生爱情。后因工作需要,主持中共中央南方局外事工作的王炳南先到武汉,后转至重庆,两人便失去了见面的机会,仅依靠书信维持着彼此之间的感情。当听说关露终于回归解放区时,已是周恩来得力助手的王炳南高兴地提出了探望关露的想法。周恩来权衡利弊,否决了王炳南的请求。周虽然清楚关露的身份和曾经从事的特殊工作,但国民党舆论仍将关露认定为一个“文化汉奸”,解放区的许多不知情人士也对关露多有怀疑,从事外交工作的王炳南此时此刻显然不适合与这样一个女人继续发展关系,王炳南只有服从大局,终止了迈向关露的脚步。

这样的事实除了接受别无选择。但另一重让关露无法接受的打击是自己人对她的怀疑、误解与审查。楼适夷曾回忆抗日战争结束,他途经淮阴解放区遇到关露时的情景:“她身体不大好,神情不安,一日上街去新华书店被沪来青年发现,大呼‘捉女汉奸’,惊惶失措,经公安警保护回来,神经失常。”{14}整风运动中关露也是隔离审查的对象,不止一次被命令“交待问题”,刚刚放松下来的身心再次紧张焦虑起来,且超过了关露的负荷,从目前所能查找到的资料来看,在至少七八年的时间里,关露的精神状态都处在一种轻微的分裂状态,时好时坏。稍有风吹草动,她便多疑、谨慎,“脑子里的弦便绷得过紧”。{15}

关露的紧张不是毫无道理,虽然1949年后她以一个作家的身份积极体验生活、参与创作,但是可怕的事实还是到来了:1955年5月的一天,关露被几名公安民警铐上手铐,从电影局剧本创作所带走。直到两年后被释放,关露才知道自己是因潘汉年案被逮捕审查。这两年的监狱生活关露从不对外人提及,只是偶尔在通信中曾对妹妹胡绣枫谈起点滴。从这有限的文字中,我们可以感觉出,身陷囹圄的关露面临的考验绝不亚于当年的谍报工作。

在一次次被迫交待个人“罪行”的过程中,关露也面临着内心的分裂:这个活得认真、清白、真诚的女人只好工工整整、详详细细书写自己的生命经历,从童年到青春,再到沦陷区特殊工作,她不知道自己何罪之有。压力之下精神失常却被监狱大夫诬为“装疯卖傻”;肉体的折磨更是家常便饭:监管人员的打骂、牢房里阴湿的环境,周身的关节疼痛……{16}

对于这一代拥有相似命运的知识分子来说,炼狱生活有时会摧毁一个人,有时也会锻造一个人的意志。而关露在这个过程中倒是逐渐显示出了坚定与勇气,先是挺过了五十年代两年的牢狱生活,十年之后,又挺过了接续下来秦城监狱八年的囚禁生涯,这对一个弱女子来说实属不易。

关露抵抗内心崩塌的方式就是为自己找寻一个生活的支撑点。第一次监狱生活中,在委屈、抱怨之后关露开始利用空余时间构思小说《刘丽珊》,主人公即是当年的救命恩人刘道衡的女儿。刘丽珊在父亲的影响下走上革命道路,后来在对日战争中悲壮殒命,年仅22岁。或许是这个自小熟知的女孩的精神感召着自己,关露走过了艰难的两年;第二次入狱的关露较之于第一次心态稍稍平静了些,但出狱的无望和由此而来的绝望仍是她个人要克服的最大心灵问题。在日复一日的打骂与提审中,关露再次找到了一个缓解困境的方式:一次出去放风的时候,她在院子偷偷捡起了一根铁钉并将它带回牢房,下定决心将铁钉打磨成针。关露给自己规定,每天至少磨一千下,当铁针磨成的时候,也许正是自己出狱的时候。

靠着这样的信念去支撑,关露终于等到了自由的那一天。据说出狱后关露曾将这枚铁针给妹妹及少数的几个朋友看过,大家无不感慨万千。此时此刻,一个平凡、脆弱的女人因为这些细节而迸发出生命的光华。

但是,这个女人,在经受了间谍任务的考验,又经受并支撑过了十年严酷的囚禁生活之后,在平反的那一刻,却选择了离开。并且,这个在朋友看来不适合谍报工作的女人于生命的最后,却用谍工人员的冷静与不动声色安排了自己的结局:

1982年12月5日,星期天。陪伴并帮她撰写回忆录的朋友陈慧芝照例要回自己大女儿家,而在前一天,关露的回忆录也终于完工,她告诉陈说周日有老同学来看她,开车,并带保姆,可以给他们做饭,所以让负责做饭的小金也放一天假。陈慧芝提议她再跟老同学打电话确认一下,关露坚持说不用,已经约定好了:“她知道我爱吃鸭子,她来时还带一只鸭子给我吃呢。”傍晚小金回来的时候,发现门锁着,她以为关露外出了,就在门口等。一直不见关露影子,小金就从窗户爬进去,看到关露就在床上,已经没有了呼吸。关露的外甥女李康将、李稻川闻讯迅速赶来,发现关露穿得整整齐齐,干干净净,两手叠放在胸前,像睡着了一样,脸色苍白而平静。旁边桌上有两个空了的安眠药瓶子。

根本没有老同学,没有约会,没有好吃的鸭子。关露只想安静地离开这个世界。李康将本想给关露守夜,但天实在太冷了,就锁上门。所有人都走了,只剩下枕边的那个洋娃娃陪伴着关露。洋娃娃是先前大家买了送给关露的,因为她很喜欢娃娃。保姆小金替娃娃做了一件背心、一条短裤。关露很高兴,总是把娃娃放在枕头边,替娃娃盖上被单,有时抱起来看看。{17}

这个女人,终于在生命的最后,以一个俗常而天真的画面定格。没有孩子,没有爱人,没有家庭,只有一个没有体温的布娃娃。尽管不能与她说话,缺乏生命的鲜活气息,但它与隐晦、复杂、心机、权衡、凶险、危机无关,它是纯真、可爱、明朗的象征,它微弱的光芒也许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救治那留在关露内心深处的阴霾与伤痛。

本文摘自《长城》2012年第3期 作者:齐红 原题为:《关露:失去节拍的歌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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