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不是中国贫富差距大的主要原因

xingye1986 收藏 8 1668
导读:提要:芮成钢出事再次发出强烈信号,腐败不仅是官员才有的事,社会其他权力也可能成为腐败的活跃源头。下面我们一起回顾著名经济学家樊纲在《经济人生》是如何解读腐败问题的。其他原因当然就有了,还有腐败的问题,还有国企的问题。国务院还出了一个收入分配改革的方案,看来看去,这件事是国企的问题。它没说到这些事,它就是说是国企的管理层收入太高了,或者有些国企垄断行业收入太高,它解决这个问题。这个问题严格说来不属于收入分配问题,它属于国企的特殊的问题。我一开始对方案研究不感兴趣。政府你怎么能管初次分配,那个方案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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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芮成钢出事再次发出强烈信号,腐败不仅是官员才有的事,社会其他权力也可能成为腐败的活跃源头。下面我们一起回顾著名经济学家樊纲在《经济人生》是如何解读腐败问题的。其他原因当然就有了,还有腐败的问题,还有国企的问题。国务院还出了一个收入分配改革的方案,看来看去,这件事是国企的问题。它没说到这些事,它就是说是国企的管理层收入太高了,或者有些国企垄断行业收入太高,它解决这个问题。这个问题严格说来不属于收入分配问题,它属于国企的特殊的问题。我一开始对方案研究不感兴趣。政府你怎么能管初次分配,那个方案要管到初次分配,初次分配就是管国企。你没法干涉私人企业的收入分配,你最多可以说是,我搞最低工资等等问题,这是属于公共政策,你可以影响到私企,搞社会保障,社会保障已经是再分配了。所以政府应该做是再分配,不是说政府不做事情,待会儿可能要讲,说的是政府你没法干预初次分配,你也不应该多干预初次分配,我们之所以有初次分配问题,是因为有国企,有政府。

然后再就是腐败,腐败这块多少说一点,大家说一起收入差距拉大,痛恨就是腐败。其实我说腐败在我们的大背景,在我们的基尼系数,衡量收入差距扩大的基尼系数将近5%,官方好像是4.2%,有的小组算出来是5%左右。5%的基尼系数当中,0.5%当中大概0.4%几都是刚才说的这些问题,剩下有一块是属于那个问题,他属于高收入阶层的一部分。当然了有一个部门靠着权力,靠着垄断来获取比较高的收入,那也有几十万人,上百万人,也都可能的。但是那里边本身也还是有很大差距的,腐败的问题是所有发展中国家也是存在的,我们是双重的存在,我们一方面是发展中国家,另一方面我们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国家。

双重的原因出现腐败,发展中国家为什么出现腐败?一个基本的原因是,有了权力之后,他要在这一代人当中,在一代人的时间里面他要达到过上发达国家的幸福生活,就是特别的贪婪,就比那发达国家早年的腐败恐怕更贪婪一点。发达国家早年的政治,往往权力是贵族所有,贵族也很贪婪,但是贵族已经是最富的了。我不说贵族贪婪就比我们的官员贪婪就少,我没有为贵族唱赞歌。但是那时候说他有一个选举法,他为什么富人才能党政,他们的选举法,只有你有财产你才可以当政,因为只有你有财产,你才会不太在乎那点小钱,是有这个原因的。包括我们曾经有一个市长,他父亲是个巨富。他上台之后,第一句话就是,你们别想贿赂我,你那点钱还不如我多。什么叫腐败,就是利用公权谋私利,我们国家更大的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从计划经济过来的,计划经济很大一部分,就是政府管制,政府权力,国有资产,国有权力。

公的东西特别多,公众的权利,都是玩公权腐败的可能性就比较大。腐败的可能性大,不一定腐败,这时候取决于什么?取决于你腐败得到惩罚的可能性有多大,惩罚的可能性取决于两个东西。一个东西取决许多你的罚款多少,或者是判刑判期有多重,是死刑,还是无期。另一个最关键的就是说,你被发现的概率,你被发现的概率乘上你被发现时候的惩罚,就是你的预期的惩罚值,这么多的公权,要去确定每一个人的腐败,每个人都有腐败的可能,你得花多少成本去监督这些人,去发现这些人。

所以说公权越多,被发现的概率就越小。尽管你可以说,扔块砖头就砸一个贪官,你可以说他腐败可能性很大,但是你得去一个一个落实,一个一个证实。那都是有成本的,那证实起来的成本就比较多。香港为什么一个廉政公署,几十个人,当然现在也不是几十个人,把香港治住了,因为公权很少,他做得过来,发现的概率,一共那么几个官,发现的概率就多。成本跟发现效率平衡关系就不太一样,发现的概率就比较高,而我们这被发现的概率比较小。而我们这被发现的概率比较小,结果腐败就开始盛行了,劣币驱逐良币了,不腐败的在圈里面过两天也腐败了。

所以根本的问题不在于设立多少监督机制,监督机构,根本的问题在于消减公权。而我们这件事现在做的不够,成天想的是怎么监督,这么多人走在那都有腐败的可能性。你得多少人去监督,你就想这件事,然后你成立一个越来越大的监督委员会,监督委员会还得谁监督。所以每次开人代会都有人提议,要再成立一个监督委员会,去监督那个监督委员,然后他再大了,你还得再去处理整个监督委员会监督。现在很多的腐败是来自那个监督委员会和监督委员会的监督委员会,根本的问题是公权太多的问题,更不是道德问题。你可以去讲道德,为什么经济学家一讲道德,经济学家开始贫乏了呢。道德问题谁都可以讲,社会的一般人都可以讲道德,经济学的基本的分析方法,我们假定人都是。我们往最坏处做打算,我们假定只要有一个人腐败,你这个制度不能惩处一个人,最后大家全腐败。假定一开始只有一个人不道德,其他人都是道德的。只要你没有一个好的制度,你就最后,所有的人都会叫劣币驱逐良币,不道德人没有受到惩罚,所有的人最后道德沦丧。

这就是我写那篇《经济学不讲道德》那篇文章最终的含义。我们不再道德上做文章,我们要在制度上做文章。道德最后批判的是小民,制度批判的是权贵,都是一般人。你假定的官员都是一般人,都是一般的不道德。他现在有了权力,他一公权,这个怎么办,你不用制度去规范他,一个人不道德,最后大家道德都沦丧。这个就涉及到改革问题,这个是我们的核心问题。其它发展中国家的腐败可能比我们还腐败,但是我们比较所有发展中国家有多了一个原因,就是俄罗斯的腐败加上非洲的腐败等于我们的腐败。我们有两个原因,如果这么比较起来的话,我们还是管着,压着还是比较严的,我们还真没那么。

讲个笑话,这个笑话是经济学家们编的,通过这个笑话你可以思考一个问题。就是一个尼日利亚的官员到中国来访问。访问一个中国的官员,中国官员领他到一个市中心的高级公寓的顶头,非常大的顶头,观看全城的风景。尼日利亚官员很羡慕,你哪来这么多钱,中国官员说,你看远处那个体育馆了吗?哎呀,很好体育馆,我拿了5%。看那边高速公路的吗?高速公路很好,我拿了5%,过了几年之后,这个中国官员回访尼日利亚官员。这尼日利亚官员开着直升飞机把他接到了山顶的豪宅。中国官员羡慕的,你哪来这么多钱,他说“你看到远处那个大桥的吗?”“我怎么没看见,你当然看不见,我拿了100%。”

在一定意义上,你如果公权不消,你唯一能做的是别让这个比率,别让这15%,5%,10%变成50%,70%。变成50%,70%你就完了,所以打还是一定要打,监管一定要监管,一定不能让他去恶化,尽量避免恶化,否则的话,这个社会就彻底完蛋。你什么都建不起来了,中国至少现在,我们在各地跑,看着各地的基础设施,还是建了不少东西,质量也还可以,塌的不太多。在世界的比较当中,这个确实我们特殊问题,可能这两方面涉及的确实也都是改革问题。一方面是发展,我们基本的问题是继续发展,走完刘易斯拐点,完成工业化第一阶段,完成农民工的转移,发展教育。这些都是属于发展的问题,我们特殊的问题是改革问题。第一改革我们的土地和户籍制度,加快农民进程。第二,改革我们的公权太多,管制太多的问题,审批权的这些公权和公钱太多的问题。国有企业,政府权力等等,方方面面就不多说他了,所以既是发展问题,也是改革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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