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甸战役:一万五千名抗日远征军命丧“野人山”

zhangzizhong1940 收藏 2 1656
导读:导读:1942年,中国远征军第一次远征失败,数万名远征军穿越原始莽荒的“野人山”回国,因为疾病流行,缺医少食,再加上瘴气弥漫,这短短数百里的丛林之路,竟变成了吞噬至少一万五千名远征军将士的死亡之路,由此也写下世界军事史上最悲惨的—幕。而当仅存的这寥寥无几的官兵奇迹般走出“野人山”的时候,迎接他们的人们此时无比惊讶地发现,这其中竟然还有一位女性,在所有生还者的名单当中,他们第一次在性别那一栏里填下了一个女字。   这位奇迹般活着走出“野人山”的女兵叫刘桂英。   原题:唯一活着走出“野人山”的


导读:1942年,中国远征军第一次远征失败,数万名远征军穿越原始莽荒的“野人山”回国,因为疾病流行,缺医少食,再加上瘴气弥漫,这短短数百里的丛林之路,竟变成了吞噬至少一万五千名远征军将士的死亡之路,由此也写下世界军事史上最悲惨的—幕。而当仅存的这寥寥无几的官兵奇迹般走出“野人山”的时候,迎接他们的人们此时无比惊讶地发现,这其中竟然还有一位女性,在所有生还者的名单当中,他们第一次在性别那一栏里填下了一个女字。

这位奇迹般活着走出“野人山”的女兵叫刘桂英。

原题:唯一活着走出“野人山”的女兵

这位唯一活着走出“野人山”的女英雄,却在“反右”开始以后,因为有随远征军出国打仗的“历史问题”,被当作“黑五类”、“国民党女特务”揪了出来。1962年,她遣送到农村进行劳动改造而遭受长达30年的迫害。

1920年,刘桂英出生在长沙郊区一个贫寒的农民家庭里。她3岁那年,长沙久旱无雨,因为家里的农田颗粒无收,家人实在养不起她了,只好忍痛把她送给长沙一户姓刘的人家当养女。在她10岁那年,养父和养母相继病逝了,养父的好朋友韩叔叔把她送到长沙贫女院安身。1937年,在贫女院里面学习了7年的刘桂英以第一名的好成绩考入长沙市湘雅医院护士助理班学习护理知识。抗日战争爆发后,刘桂英和几名热血青年一起报名,被编入国民革命军第五军新二十二师野战医院,成为了一名护士。

缅甸战役:一万五千名抗日远征军命丧“野人山”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此后一个月,马尼拉、吉隆坡、新加坡、香港相继失陷,七万美菲守军无条件投降,13万英联邦军队向三万日军挂出了白旗,日军势如破竹,兵锋直指缅甸。

应英国邀请,为保卫西南大后方,保卫当时最重要也是唯一的国际交通线——滇缅公路,1942年1月,中国国民政府命令国民革命军第五、第六、第六十六军及第二百师十万精锐,组成“中国远征军”。1942年3月,十万中国远征军进入缅甸浴血奋战,转战1500余公里,使日军遭到太平洋战争以来少有的沉重打击。然而由于英军屡次临阵脱逃,5月1日,日军进占曼德勒,中英联军全面溃败。1942年5月9日,日军攻克密支那,切断了远征军回国的所有通道,三十八师师长孙立人听从史迪威将军的劝告,率部向印度退却。而中国远征军的副司令官杜聿明,因为英美方面要求中国军队以难民身份撤入印度,而断然拒绝了战区参谋长史迪威的这个命令,他电请蒋介石同意之后,选择绕道密支那北部的“野人山”辗转回国。

“野人山”位于中印缅临界地带,是一条长达400公里的狭长河谷,这里山岭纵横、河流密布,传说有“野人”出没,当地人给这个地方起了个名字叫胡康河谷。所谓胡康,在缅语当中就是“魔鬼出没的地方”。进到“野人山”,刘桂英看到这个原始森林无边无际,像海一样看不到边,四周的山峰高得插到云上,像个天柱一样,那些低矮的山丘就像海浪一样,身边的古树,枝叶搭起来了,根本连阳光都透不过,黑洞洞的,灰濛濛的,空气特别闷。

进入“野人山”不久,远征军将士即迎来了热带原始丛林肆虐无常、危机四伏的雨季,将士们的衣服就没干过。不时发生的山洪冲走不少人,甚至有时整个班被冲走。大家很快就迷失了方向,和外界的联系也随即中断。数周后,部队全面断粮,从杜聿明到士兵都只能靠树皮草根维系生命。越来越多的远征军将士掉队、倒下,部队所有的建制已不复存在,三三两两的士兵各自结伴而行。不到1米5、身材瘦小的刘桂英,和护士班的四个女战友走在了一起。

一天,女护士小孙在寻找食物时,突然被毒蛇咬伤,经过姐妹及时抢救,虽然脱离了危险,但身体已极度虚弱,跟在队伍后面走。突然,刘桂英听到小孙一点嘶哑的救命声,回头一看,竟然狼把她叼跑了,有人开枪吓走了狼,可小孙的食管已经被咬断了,无法救活了。活泼好动的女护士王平,也倒了下去,再也没有醒来。……

每天大批将士因饥饿、疾病或食物中毒死亡,蚁蝗吸血侵蚀,大雨冲刷下,数小时内就变为白骨,远征军回家的路,白骨累累,前后相继。在最绝望的时候,刘桂英也才真正知道什么叫希望,那甚至不是用什么信念、理想可解释得了的东西,那恐怕就是一种很本能的求生欲,那是无论如何要活下去的一口气,那也是潜藏在这个弱小女子心裹,连她自己也没有发现,可是在这个时候却突然爆发出来的一种力量,一种神奇的生命的勇气。她曾大声呼唤战友,给他们鼓劲,让大家坚定生的信念和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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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知走了多少日子,一天,刘桂英和掉队的几个远征军士兵艰难地爬上了一座陡峭的山峰。大家看见一些红的、绿的、黄的棚子,一片广阔,蓝蓝的天,阳光也特别的灿烂,就这样,刘桂英和最后走出“野人山”的一批战友被送抵中国远征军位于印度朗姆茄的基地。刘桂英是唯一活看走出“野人山”的女兵。

整个朗姆茄基地只有刘桂英—个中国女兵,大家都很照顾她。新二十二师的师长廖耀湘和他的夫人黄伯容热情地请她到家里做客。著名画家叶浅予先生专程从重庆赶过来为她画像,并且送给她一张作为纪念。刘桂英一直珍藏着那幅画像,奉为至爱。几个月以后,她和男朋友在朗姆茄基地举行了婚礼。1943年,她生下了一个可爱的女儿。

1945年1月,中国远征军对盘踞在“野人山”的日本第十八师团进行反击战斗,取得了胜利。随后,刘桂英夫妇抱着女儿回到了阔别3年的祖国,在安徽怀宁安家。后来,刘桂英在当地一所小学谋得了一个教师的职位,她的生活才逐渐安定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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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反右”运动中,因为有随远征军出国打仗的“历史问题”,刘桂英被当作“黑五类”、“国民党女特务”揪了出来。1962年,她被遣送到农村进行劳动改造。一个接一个的磨难,再一次把刘桂英推向了绝境。

刘桂英说:我想我那个时候不如一只狗,狗主人打了它,还“汪汪”地叫两声。你不能作声,低着头,批斗得最厉害的时候就想到“野人山”,他们死了,死得好,不然他们也要受这个苦。我现在生不如死,在“野人山”的时候你都没有想到过要死,但是在批斗的时候想到过。

1988年,刘桂英二女儿申霞无意间看到远征军第一军军长孙立人在北京受到表彰的消息,她马上告诉一直生活在怀宁石牌镇的妈妈。于是,刘桂英就写信和中国美协的叶浅予先生联系。在叶先生帮助下,1990年,蒙辱受难30多年的刘桂英才获得平反,恢复了教师身份,按照退休教师的待遇领取退休金。

作为远征军抗日的“活档案”和“活化石”的刘桂英老人,前几年,她和远在美国的廖耀湘夫人取得了联系,她俩经常通信,谈谈远征军的往事。

远征军的往事可歌可泣,但在中国大陆却蒙尘数十年,无人知晓。比如,军统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的简称,是国民党政权于1938年8月成立的情报机构组织。1949年后拍摄的许多反映国共内战的影视作品中,都有军统女特务出场的镜头,但那基本上是作为反面角色的坏人。其实作为当时中国政府的情报机关,军统在抗日战争中为中国立下汗马功劳,其中在缅甸战场,就有军统七位姐妹花为免被俘受辱,宁拉手雷跳崖而为国捐躯的事迹。

日本1940年9月入侵越南,切断了中越通道,威胁中国国际交通要道——滇缅公路的安全,并且把侵略矛头指向缅甸、马来西亚、新加坡等英属殖民地。美国、英国两国政府协商决定成立盟军中国战区统帅部,将法属印度支那和泰国境内联合国军队拨归中国战区指挥,由蒋介石任统帅,美国将军史迪威任参谋长兼驻华美军总司令。

中印缅战区成立后,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中国远征军由杜聿明指挥,军统随即派出人员随同远征军出发,其中就有一批训练班的女学员到远征军中担任译电员。因为和美英军配合不力,远征军经过苦战,终于失利。孙立人部新三十八师退往印度,在孙立人部的七名军统女译电员随同撤退。由于当时日军已经控制了主要交通要道,前进速度很快,远征军撤退中不断遭到日军的袭击,伤亡惨重。

当他们退到印缅边境的当坡时,电台突遭日军的伏击。战斗十分短促,因为当时中国士兵已经弹尽力竭。转眼周围的掩护人员全部牺牲,剩下的七名军统女译电员被敌人追到一个山坡上。看到突围无望,为免被俘受辱,这七名女特工人员砸毁电台,宁死不屈,每人高呼一声“中华民国万岁!”即拉响手雷,跳下山崖,没有一个被日军俘虏。七人中只有一个最年轻的姚姓女译电员因手雷没有爆炸而未死,但坠崖后四肢骨折,无力移动。四天后,被亲中国的克钦族游击队发现,终因伤势过重,留下最后的叙述后,也瞑目异国。

新三十八师是远征军中损失最小的部队,其他部队沿野人山撤退,竟有活活被蚂蚁吃掉的惨剧,连二〇〇师师长戴安澜也壮烈战死。但是,即便是损失最小的新三十八师,其突围竟然也如此惨烈。

军统在当年的4月1日的成立纪念日上,对殉国的七名女译电员进行了隆重的追悼,军统唯一的女少将姜毅英亲致祭词,并在重庆缫丝厂她的办公室窗外,种下了七枝连根的美人蕉,军统人员称为“七姐妹花”。……

中国远征军在缅甸浴血英勇抗击日本法西斯,这场始于1944年5月的密支那攻防战,是整个缅北反攻战役中最为激烈艰苦的一战,也是日本在亚洲战场的三次“玉碎战”之一,中华民国政府远征军历时两月80多天,以伤亡6600余人的代价,攻下了缅甸这座战略重镇。数十年年后的今天,缅甸当地居民还说:“下雨的时候,这里经常能听到打仗的声音,能听到很多人在喊,还有枪炮的声音。那是你们中国人,他们的灵魂没有得到安息”。

据《瞭望东方周刊》2011年18期题为《密支那:战争的轮回》的采访报道,在缅甸密支那的一个墓地附近的住户多比由透露说,即使是现在,周围的住户修建房子还能挖出尸骨,“以前的话更多,除过尸骨,还有炮弹,药瓶,注射器,有些尸骨,手里还握着刺刀,尸骨一碰就碎了。”

“下雨的时候,这里经常能听到打仗的声音,能听到很多人在喊,还有枪炮的声音。”多比由激动地说。

多比由的多个邻居,也都提到同样的说法,“那是你们中国人,他们的灵魂没有得到安息,你们应该把他们迁走安葬,或者请和尚为他们念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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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很多年长的当地华侨,还清楚地记得中国远征军第50师阵亡将士纪念碑上师长潘裕昆的题词:壮气冠河山,青史长留忠勇迹;英魂昭日月,黄土难埋敌忾心。

第50师的墓地所在地,现在已经是密支那第二小学,缅族校长海开努说,1990年,学校盖一个小房子时,发现了很多的尸骨。位于密支那三公里的密支那第二中学,曾是新30师阵亡将士的墓地。校园的门卫同样说,以前建学校时,发现很多尸骨。老华侨艾元昌说,上个世纪60年代,密支那最少有三个中国远征军的墓地,分别是第14师、新30师、第50师,但后来因为败退缅甸的国军打败了缅甸正规军,一气之下,缅甸当局捣毁了这些墓地,“推土机把墓地夷为平地,尸骨到处都是。”

缅甸战役:一万五千名抗日远征军命丧“野人山”


“几年前在这里种菜时,还挖出过骨头和子弹。”李光钿指着自家院子里面种满了玫瑰花的花园说。李光钿是中国远征军71军28师的一位炮兵排排长,曾驻守怒江。抗战结束后,流落缅甸密支那至今,期间他听说了很多中国远征军英勇抗日的详情。居住在缅甸九谷的蔡振基,曾是第50师150团的译报员,有一天午夜,150团接到上级总攻命令,包围密支那,“上面有我们的战机向敌人轰炸,后面有炮兵支援,打得非常激烈。当时是雨季,坑道里都是水,战士们就泡在水里和敌人打仗,日军的工事相当坚固,且暗堡多,非常难攻。”

“从印度雷多反攻开始,中国远征军驻印军一路就没有打过败仗。”蔡振基说,当时中国远征军在前面打,后面就是美国的筑路队和油管敷设工程队,紧随其后一步步往前推进。蔡振基所说的这条新修的路,就是后来被称作的史迪威公路。此外,密支那又是缅北滇缅公路上的重镇,滇缅公路被切断后,中国陆路对外通道全部失去,国际援华物资只能绕道喜马拉雅山脉南麓,通过危险且运输成本巨大的“驼峰航线”。时任《武汉日报》随军记者的戴广德,在回忆文章中说,1944年5月17日,美国第十航空队飞机成群结队地飞临密支那上空,炸弹像冰雹似地倾落在密支那,日军狼狈逃命。下午一点钟,中国远征军占领了整个机场。18日,新30师89团降落在飞机场上,“从此后,敌我展开了主力战,我军使用火焰喷射器对市区进行猛烈的‘火攻’。”

四川省金堂县的老兵杨耀胜,曾是新30师第90团的一位士兵。他说当时都是美式装备,“飞机在密支那机场一降落,我们就抱着枪开始打了。”密支那一役,杨耀胜屁股被打进一颗弹头。2008年,伤口又开始发炎,他就自己用钳子和一把小刀把弹头挖出来。至今,疤痕仍然十分明显。

居住在缅甸曼德勒的广西人钟云清,抗战爆发后,按“三抽一”的规定,他毅然报名参军。1943年,中国远征军驻印军补充兵员,钟云清被编入新38师,乘坐飞机抵达印度受训,任上士班长。钟云清记忆最深的是大反攻时,他所在的班新补充了5名战士,这5名战士刚上战场就全部牺牲了,掩埋好他们的遗体,钟云清才想起来还不知道他们的姓名,随即失声痛哭。这时,连长劝慰他,现在还不是哭的时候,等打完仗了,再来给这些兄弟立碑。没想到,连长在后来抢夺密支那机场的战斗中也牺牲了。

二战史研究专家晏伟权说,“在密支那,中国驻印军打得非常辛苦,每推进一步,都要付出巨大的代价。”晏伟权的岳父潘裕昆就是攻打密支那时的第50师师长,“密支那攻防战到了最后时刻,日军负隅顽抗,强攻损失过大,师长潘裕昆少将决定组织敢死队智取,感人的是,应募人数大大超过了所需名额,150团少尉排长崔复生没报上名,放声大哭,要求把自己的名字添加进去。”

“8月5日,我军完全占领密支那及附近区域,终于结束了80多天的激战,敢死队功不可没。”晏伟权说。

战后流落缅甸的老兵王子安曾是新38师野战医院的一名少尉,他认为自己能活下来,就是因为自己是军医,在后方工作,“真正在一线打仗的人,能活下来的不多。”即使如此,在反攻密支那的战斗中,他和5名医疗兵到前方的救伤所准备工作时,突然遭到了日军飞机的轰炸,他的5位医疗兵全部牺牲。

参加此战役的美国第236工兵营号兵RaymondKappila回忆说,他所在的连队,当年有36个兄弟战死在这里。“当时运输任务紧,晚上就在跑道两边点燃篝火引导飞机起降,但总有些家伙开着P-40战斗机从南端冲出跑道,掉到江里。”

缅甸密支那战役,连同发生在中国滇西的松山战役、腾冲战役,并称为二战期间日本在亚洲战场的三次“玉碎战”。日军当时的战报也称密支那战役“全员英勇玉碎”。原新30师90团二少校翻译官卢少忱回忆,密支那收复当日,他随部队进入市区,满目疮痍,一片废墟,全城几乎没有一处房屋完整,原本茂盛的树木已枝叶无存,日寇来不及掩埋的尸体,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腐烂臭气冲天。

在云南腾冲被国军俘虏的日本老兵吉野孝公写回忆录披露,日军在密支那战役的最高指挥官水上源藏少将,当年最后被逼至江边的一棵大树下拔枪自杀。

资料显示,在密支那战斗的最后关头,日本33军司令部向密支那守军发来电报,命令“水上少将死守密支那”。在最后时刻,水上少将命令残部突围,而他本人则以自杀来执行了“死守”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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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支那战役中的幸存日本老兵板口睦,晚年时重返旧战场,在水上自杀不远的地方,捐建了一个卧佛寺,随同卧佛寺竣工的还有大门东侧的“招魂之碑”,碑文上说,在密支那,3400名士兵像樱花凋落那样英勇地战死了,水上源藏少将自杀,他的名字将永远活在历史之中,“战争虽然失败了,我们将永远铭记日本军人为国家所作出的牺牲……”。密支那华侨陈国胜每年都会看到有一批又一批的日本人来他家门前的慰灵塔鞠躬,祭祀亡灵。陈国胜心里时常会有些酸酸的味道,“密支那当年有很多远征军的墓地和纪念碑,我们小时候还经常去扫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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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甸战役结束后,原新30师老兵杨耀胜返回中国,随后参加内战,最后参加了中共解放军。但是,“国民党残渣余孽”的印迹依然跟随了一生,即使他多次改名:黄万成、黄良、杨朋。在《瞭望东方周刊》记者采访杨耀胜时,躺在床上的他时而大笑,时而大哭。“我们没有战死,但我们活得很痛苦。”居住在密支那的老兵杨建达说。在两次采访中,杨建达手里都拿着一份2005年的《联合早报》,报纸已经泛黄,但被一张塑料纸精心地包裹着。这份报纸上的一篇文章《历史包袱和政治偏见》谈的是中国远征军的文章,也提到中国年轻一代的反思和救赎。这篇文章结尾说:在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的时候,我们看到中国领导人去访问八路军老兵的温馨场面,看到一些城市用彩车欢迎八路军老兵的动人情景,但若也有国军抗日老兵的身影出现,其中,一定会令人感到圆满温馨和由衷欣悦。……

生活在密支那的老兵杨子臣曾是新38师喷火排的战士,他时常梦到死去的兄弟。1995年,杨子臣联合生活在密支那的老兵,联名向缅甸国家秩序建设委员会提出申请,重建远征军烈士墓,“吾辈亲历战斗,幸而生存者亦垂垂老矣,实不忍令维护国际正义保卫人类和平之神圣史绩就此湮没,浴血奋战壮烈捐躯之忠魂无所归依。”杨子臣的家在密支那一条繁华的大街上,不远处,就是日本人修建的大佛寺,每年,他都会看到一批又一批的日本人来到这里,这个在密支那打败了日本人的中国驻印军老兵,难掩内心的失落,“你说,我们到底是胜利者,还是失败者。”

英国每年的4月份复活节之前,都有一战二战老兵的大型活动,连首相和所有政府官员都带着纪念标志罂粟花,这是对曾经为国流血和捐躯的人的最起码的尊重。再想想我国,现在还有好多老兵靠着低保生活住在棚户区,心里有种莫名的感伤。但中国政府为什么不能到缅甸慰祭那些为了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而战死在异国的英灵?有钱买美国国债,有钱捐给倭寇,没钱迎民族英雄回家?难道就是因为是国军?!日本侵略者有名有姓,有许许多多后人在不断地悼念,保家卫国的国军烈士却无名无姓,被当朝当局选择性地遗忘!

毛泽东不是说蒋介石国民党躲在峨眉山,胜利后才下山摘桃子吗?!

数万为国远征的将士长眠他乡,活着回来的女英雄在她的余生却遭遇贫苦困顿和批斗漫骂攻击。中国远征军的将士付出了难以想像的巨大牺牲,遭遇失败,败退“野人山”,1000多伤兵带不走,伤兵员说:“师长给我们留一点汽油吧!”结果全部自焚殉国,爬过“野人山”也是付出了沉重惨烈的代价,山洪野兽饥饿疾病夺走多少中华儿女,永远长眠“野人山”。

我们已经很难再详细的知道他们当年的战争故事,但是我们要做的是把这些事情传播歌颂下去,让后代子孙知道要纪念他们。

向他们致敬,祖国的英雄,以前只知道有远征军这回事,没想到当年的他们活的那么艰难那么英勇,看了‘中国远征军’的片子。他们脚上的草鞋让我哭了好几次,向抗日战争中所有的中国英雄敬礼。你们永远活在我们后代人的心里。

中华民族从来就不缺英雄儿女,每一个为了国家民族而牺牲的都是我们永远不会忘记的。因为没有他们,就不会有中华民族的现在。

历史的真相不会永远被埋没,千万不能让我们的年轻一辈忘记这段历史,忘记那些为了民族兴旺而流血牺牲的老一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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