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从美国是如何崛起看克里在北京对华承诺*(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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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按: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国家亦然。2014年6月30日,美国国务卿克里接受央视采访时说:“中国真的应该抛弃所谓的美国阴谋论,也就是认为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是针对中国或者说为了遏制中国。遏制中国的理论是错误的,百分百是错误的说明。”常言道,人三岁看老,看看美国人走过的路,我们就对克里话中有多少“水分”,会有个基本判断。本文选自张文木《全球视中的中国国家安全战略-上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二、第三节。]

1810年时任美国总统杰斐逊趁“危机时刻向英国背上捅上一刀”:11月2日,宣布断绝同英国的贸易。美国1811年占领——似乎也是美法双方的默认 37——还处在拿破仑统治下的西班牙属地佛罗里达半岛。1812年6月18日,美国对英国正式宣战。

真是天不亡英,只是由于此时拿破仑野心过于膨胀,轻率远征并败于俄国——这与20世纪40年代的已开始全面对华战争的日本又向美国发动且败于太平洋战争,由此使中国抗战出现转机的结果相似——才使英国逃掉法美双向合击下的毁灭命运。事后杰斐逊痛苦地写道:拿破仑兵败俄国,“这给我国带来了灾难”,使英国军队腾出手来对付美洲,并激起了其向那些在危机时刻向英国背后捅一刀的人实施报复的欲望。

与日本如果能预见到希特勒失败,它就不会发动太平洋战争一样,曾签署1812年战争法案的杰斐逊的后继者麦迪逊总统多年后坦言,倘若他能够预见到法国的失败,他就不会支持1812年6月18日签署的对英战争法案。 1812年,英国打入美国并于1814年攻陷美国首都,美国人英勇抵抗并于1814年8月迫使英国签订《根特和约》,英国最终确认美国独立。美国人称此次为“第二次独立战争” ,这话听起来似乎像曹操刚从“华容道”跑出来的感觉。

林肯在关键时刻赢得俄国支持

1861年美国爆发内战,美国北方统一南方的行动首次遇到英国、法国和西班牙等欧洲列强的联合抵制。但美国还是利用法国“在英国不予合作的情况下,是不愿意采取行动的”心理,以及英法之间“从来没有谁相信过谁”这种欧洲政治的“十分有趣的纠缠状态”,千方百计与英法缓和,同时,林肯利用俄国要报克里米亚战败之仇的心理,在关键时刻赢得了俄国海军支持,不仅最终获得国家统一的胜利,而且还在内战结束后获得俄国沙皇同意卖给美国的阿拉斯加。

只有英国“在西美战争中偏袒美国”

19世纪末,美国开始向远东进发。1898年4月,美国向西班牙开战。当时欧洲大陆都把美国发动这次战争看做是侵略,美国则利用英国当时相对孤立的处境,希望美国在其与法德俄斗争中给予支持的心情,赢得英国“在西美战争中偏袒美国”的立场。

事实上,此时的英国正在准备次年发动的英布战争和应付英法两国为争夺非洲殖民地在法绍达于9月引起的冲突。战争开始前,西班牙女王曾向其姨妈、大不列颠维多利亚女王求救,法国和德国等列强也讨论出面调停和避免战争的可能,但由于英国政府拒绝合作,致使这些努力无果而终。当得到英国人宣布他们“将完全遵循总统的意愿”后,麦金莱总统委婉地拒绝了欧洲列强调停的建议并于4月29日签署了宣战声明。“正是英国的友好行动,把美国从外交困境中拯救出来,使美国在这次战争中的预定目标得以顺利实现”。 从反霸到争霸:美国要求与欧洲平分天下美苏英三巨头二战开会

对欧洲来说,20世纪一开始就不是一个吉祥的世纪:1899年至1902年的英布战争、1904年至1905年的日俄战争、继1882年5月德奥意三国同盟之后,1907年英法俄三国协约出现、1905年、1911年因德法关系紧张引发的两次摩洛哥危机、1912年至1913年的巴尔干战争等,1914年6月28日,萨拉热窝事件引发欧洲陷入全面大战。1917年4月美国参战,同盟国战败。

值得指出的是,以往我们研究这场战争更多的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使美国垄断资产阶级大发横财” 的角度看美国参战的意义。除此之外,如果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美国出兵将“胜利近在咫尺”的德国一举击败的重大意义在于欧洲再次恢复很可能为德国人改变的有利于美国的德、法、英之间传统均势——这个均势给欧洲带来的灾难,却总能使美国在每次重大关口逢凶化吉。不仅如此,美国还进一步通过“道威斯计划” 和 “杨格计划” 重新培植起德国抗衡英、法的力量——同二战后的马歇尔计划将已被美苏打倒的英法再次扶起以抗衡苏联一样,并由此再制造新的“欧洲的灾难”以重新获利。

总之,“美国扩张的历程,突出的是实力的作用,而不是像许多人常常认为的那样,是美德或道义原则的作用。” 美国就像古罗马观看角斗的主人,将战败的角斗士养壮,并不是出于怜悯之心,而是为观赏下一场角斗。这是老英国实现其世界霸权的重要经验,作为老英国大弟子的美国,还没上场就已对这份经验心领神会并玩得得心应手(这一点,对中国人来说,要不要学在其次,但不能不懂。套用斯大林讽刺丘吉尔的话说就是:因为中国人相当单纯,因此就认为他们没有识别能力,看不见眼前的事物,那是错误的。 )

第一次世界大战使世界金融中心迅速从大西洋东岸向西岸转移。战争期间,美国工业公司所获纯利润1914年为39.4亿美元,1918年增至83.62亿美元。钢产量1913年为3180万吨,1918年增至4510万吨。大战期间,美国一方面供给欧洲各交战国以武器和粮食,另一方面又尽可能地抢占欧洲的世界市场。对外贸易激增,从而积累了大量资本。大战结束时,全世界黄金储备1/3集中在美国。1914年,美国洛克菲勒的“花旗银行”在国外只有一家分行,1919年底增至74家。美国垄断资本在全世界大肆夺取销售市场、原材料产地和投资场地,美国已取代英、德、法等欧洲国家掌握了世界经济霸权。“世界金融中心,由伦敦转到了纽约。”决心已下的美国人努力运用二战的机遇来摧毁英国

上面只是美国历史上合纵连横与欧洲大国进行战略博弈的头几场剧幕,第一次世界大战只不过是一个小高潮,但还不是剧终。因为这时的世界还是由欧洲主宰的世界,美国的外交这时还只不过是欧洲规则下的外事活动。 下一步,对美国而言,就是由世界金融中心,取代英国和欧洲成为世界政治中心。而实现这一目标的最大障碍还是位于大西洋东岸的英国和欧洲大陆。

但是,与亚洲和北美洲不同,欧洲大陆破碎的国家板块发展的前提是必须有更大的外围地区支撑。因此,从“农村包围城市”,即釜底抽薪,从外围压挤欧洲,尤其是英、法的生存空间,是削弱欧洲的终极方式。这是拿破仑曾用以打击英国的方式,现在美国人也开始用这种方式打击欧洲:从世界范围“解放”英法殖民地国家,让它们独立,从外围截断支撑英法国家的超额利润。另一方面,美国又从欧洲大陆内部通过纵容苏联占领东欧,从欧洲大陆内部挤垮支撑西欧列强在欧洲大陆的生存空间。

最终让美国拉下世界霸权更替剧幕的时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尤其是轴心国败局已定的1943年。

直到二战结束前,美国的主要对手是欧洲。雅尔塔协定既是打败法西斯的结果,同时也是美国通过深思熟虑的战略力量布局削弱欧洲的产物。1943年反法西斯战争快胜利的时候,“英国人和美国人之间,西方的同盟国家和苏联之间,已经开始产生了裂痕”。 英美之间的矛盾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对法国的处置;殖民地的民族自决;第二战场开辟地点。

(1) 美苏共谋从欧洲外围地区削弱欧洲

1943年3月丘吉尔派他的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去见罗斯福,首次谈论有关战后安排事宜。罗斯福告诉艾登,“解放法国的军队应该无限期治理法国,管理法国本土各地方当局以及该国散布在世界各地的殖民地” 。此前,罗斯福同苏联莫洛托夫讨论时,曾把法国列入战后应解除武装的国家之一。当莫洛托夫特别问到法国重建为大国的问题时,罗斯福说“那是在十年至二十年内也许可能”。在卡萨布兰卡时,他责备罗伯特•墨菲向自由法国作出的把法帝国的每个部分都归还法国的承诺。他还同墨菲和艾森豪威尔讨论大幅缩小法帝国的计划。 为此,罗斯福长期冷落和不承认戴高乐的“自由法国”。关于苏联,罗斯福表示他“并不反对寇松线,这意味着将苏联边界大幅西移,并以东普鲁士补偿波兰。对苏联恢复苏德战争前的苏芬边界,罗斯福没有异议。他甚至不反对苏联重新吞并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这几个波罗的海国家。尽管他希望从国际尤其是美国的舆论考虑,最好能有一场全民公决装饰门面,即使受操纵的” 。罗斯福的这种对苏立场,《罗斯福传》的作者加拿大人康拉德•布莱克有精彩的分析。他说:“罗斯福在有关苏联的问题上并没有不切实际的幼稚看法,对东欧也并非感情用事,苏联在赢得战争的过程中付出巨大的生命和财产代价,罗斯福期望它因此而得到补偿;他还就此坚定了自己的决心,即美国将一劳永逸地摆脱孤立主义,并在全世界发挥领导作用。” 其实,“在全世界发挥领导作用”,对这时的美国来说还是一个目标而不是现实。而实现这个目标则是需要平衡欧洲和苏联之间力量的智谋和手段的。

1943年11月18日,即在德黑兰会议前夕,丘吉尔召集幕僚谈到美国人时说:最近给他“留下了敌意的感觉。” 与此同时,罗斯福也召开参谋长联席会议,在明知英国主要军事力量部署在地中海并且无力他顾的情况下,提出让英国独占法国及卢森堡、比利时、巴登。而马歇尔等则向罗斯福总统提议“美国人应该向欧洲进军”。

11月28日,即德黑兰会议召开当天早晨,斯大林与罗斯福会前交换战后政治安排。斯大林支持美英联合进驻法国北部。而罗斯福和斯大林都认为印度支那不应该在战后归还给法国,而应该在20-30年的时间内,让它逐步独立。 60据孔华润(Warren I. Cohen)主编的《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披露:罗斯福向斯大林“甚至提出美苏共谋反对英帝国主义的可能性” 。当时担任斯大林翻译的瓦列金•别列什科夫也证明了这一点。他在《斯大林私人翻译回忆录》一书中披露斯大林与罗斯福在德黑兰第一次会晤时,在描绘了太平洋上的苦战之后,罗斯福提到殖民地帝国问题,他对斯大林说:

“我在我们的战友丘吉尔缺席时谈这个问题,”总统强调说,“因为他不喜欢提到这个题目。美国和苏联不是殖民大国,我们更容易讨论这些问题。我想殖民帝国在战争结束之后不会存在很长时间……”

罗斯福说,愿意在将来仔细探讨殖民地战后的地位问题,但最好是在丘吉尔缺席的情况下做这件事,后者对印度没有任何计划。

斯大林显然避免了被拖入如此敏感的话题。他仅仅指出,战后殖民地的问题可能会变得紧迫,并且表示同意,即苏联和美国,与那些拥有殖民地的国家相比,较容易讨论这个问题。 而我则惊讶于罗斯福的一项动议,跟前不久,1940年11月在柏林与莫洛托夫谈判时我所听到的希特勒的建议一样,即苏联与德国、意大利和日本一起分享英国的殖民遗产。显然,这些土地吸引了不少人……

整体上,我的印象是,斯大林和罗斯福对第一次接触感到满意。但这并不能使他们改变自己的原则立场。

德黑兰会议期间,罗斯福拒绝单独与丘吉尔会见,“理由是斯大林可能会觉得他们在一起协调行动和政策来对付他”;“使丘吉尔更加不安的是,罗斯福出于安全原因并不是住在本国的大使馆而是住在苏联大使馆,这样似乎随时都可以同斯大林进行私人接触”。 而对“苏联安排来照顾总统的服务人员和其他居住在这些房间里的人,都是内务人民委员会(NKVD)的成员”的可能性,“罗斯福则不在乎。但是,罗斯福认为和斯大林建立正常的关系是非常必要的。如果罗斯福的谈话被偷听了,这可能更有助于与狐疑心过重的东道主建立信任的方式” 。

实际上,丘吉尔在1943年就被他的盟友罗斯福联合斯大林给出卖了。支撑英国和法国国家利益的是广大的海外殖民地,对此戴高乐看得明白,他知道罗斯福支持世界上殖民地的独立,而这些新成立的、羽毛未丰的国家,一定会依靠美国的慷慨度日,这些国家政府的人事和决策也会受到华盛顿和罗斯福的遥控指挥。 美苏合伙从欧洲内部压缩战后英法安全空间1957年3月25日《罗马条约》签订,这是欧盟前身。

在关于第二战场的地点问题上,丘吉尔与罗斯福一直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激烈争论。丘吉尔回忆录中说他自己“更喜欢的方案是,利用伊斯的里亚半岛和卢布尔雅那峡谷,从意大利北展开右翼攻势,直向维也纳”。丘吉尔说:“这个路线得到了参与德黑兰三方会谈的英国三军参谋长的完全同意。” 而罗斯福则坚持在英国南部渡海经法国进入德国。在1943年的德黑兰会议中,丘吉尔还力争将进攻兵力重心部署在地中海一线。此前,美国盛传丘吉尔“极力阻挠横渡英吉利海峡的‘霸王’计划”。当德黑兰会议经过激烈辩论最终使英方认可以“霸王计划”为重心的开辟欧洲第二战场方案后,罗斯福的军事顾问们长松口气说:“我们总算是没有被丘吉尔拉到巴尔干半岛去。” 罗斯福则注意到“进攻巴尔干半岛的计划这一点也可能是以政治考虑为基础的”。

其实,读者只要看看地图就明白,如果盟军从诺曼底登陆开辟第二战场,英国在欧洲大陆的势力范围就会大大缩小,而苏联的势力就会扩展到东欧并形成对西欧的威慑。如果采取丘吉尔的路线,即从意大利攻入德国,则英国就会保持对整个欧洲及其战后政治的实际影响力。这是因为,军队所向乃国家权力所至;国家乃至地区的影响力是随军事力量的进入而存在和继续的。斯大林对此看得明白,他私下对当时还是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的米洛凡 • 杰拉斯说:“这次战争和以往战争不同,谁解放领土,谁就把自己的社会制度推行到他们军队所到之处。绝不可能不是这样。” 美国的战略家们也看得明白,他们认为除了打击希特勒这一目标外,“英国人的另一点考虑是,在地中海采取的新措施能最终制止苏联在巴尔干半岛各国的扩张”。 而在苏、美、英三家中,只有丘吉尔是揣着明白装糊涂,说英美盟军向罗马以北推进,是为了“能很好地减轻俄国的负担”。 丘吉尔和他的参谋长们声称:“在地中海的进一步战斗根本不是出自边缘战略或战后政治考虑的产物”。 对此,姚有志主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战略指导教程》有比较到位的分析:

英国一再拖延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如果说是军事原因,不如说是政治原因。据有关材料分析,英国是着眼于维持和保卫自己的殖民地,而中近东地区正是英国的传统势力范围,只有控制了北非和中东,才能确保苏伊士运河通向远东殖民地的航路安全。因此地中海对英国来说具有重大的战略价值。把用兵重点放在地中海沿岸的北非和巴尔干,英国就有希望在战争结束时控制地中海、巴尔干和南欧,保住自己的传统利益。二是出于意识形态和地缘利益方面的利害冲突,英国不希望战后出现一个强大的苏联,企图通过拖延开辟第二战场,进一步削弱苏联的力量。

现在看到,恰恰是在削弱战后苏联方面,美国与英国存在着更大分歧。英美双方都明白,英美盟军开辟第二战场的地点对英国战后势力范围大小至关重要。在丘吉尔看来,战后当美国军队退回美洲后,能够影响欧洲的力量只有英国和苏联。因此,防范苏联,尽可能缩小苏联在欧洲的影响力,是英国战后是否能够保持世界大国地位的关键。而这时罗斯福也在考虑战后世界力量安排,1942年夏罗斯福曾对他的加勒比海问题首席顾问查尔斯•陶西格说:“我们战后将会同英国发生的纠纷,也许比目前同德国发生的纠纷来得大。”

自18世纪以来,美国一直受着欧洲在世界政治中的挤压。一战后,美国崛起,但由于介入这场战争的力度有限,这时的美国还是“在由欧洲军事、经济和文化主导下的世界体系当中得以建立并从事其对外事务的”, 因而没有形成有世界影响力的霸权地位。尽管英国在世界上仍拥有广大殖民地,二战中,英国国力已在希特勒的冲击下大为衰落,各殖民地的民族民主浪潮也正在削弱着英国的国际霸主地位。英国丘吉尔在战争中考虑的首要任务是战后保持英国帝国的完整和英国的世界霸权地位。1942年秋,奥利弗•斯坦利被任命为英国殖民地国务大臣。丘吉尔对他说:“只要我还在这里,我们就要坚持传统,毫不放松地保持帝国的完整。我们决不让西南非洲的霍屯督人通过普选把白人扔进海去。” 同年11月,丘吉尔利用伦敦市长举办的宴会发表讲演,向英国人民作出领土承诺:

我还要在此明确宣布一点,以免有任何地方会产生任何误解。我们决心保住我们自己的所有。我担任国王陛下的首席大臣,决不是为了主持大英帝国的清算破产的。如果真有那么一天,需要有人来承担这一任务,那就另请高明吧。

与此相反,美国考虑的首要任务是如何削弱欧洲,尤其是英国的世界霸权地位。而要做到这一点的关键,就是要保证有一个最好是能够从东面牵制欧洲的国家力量,显然苏联将是美国实现这项战略目标的最佳“搭档”。这用罗斯福的话解释就是“美国和苏联不是殖民大国,我们更容易讨论这些问题” 。如果苏联能从东面牵制欧洲,就能为美国减轻来自大西洋东岸的西欧对美国的传统压力;而要做到这一点的关键,则是从地缘政治上将苏联战后的势力范围扩大到东欧,由此大幅压缩欧洲列强的战略空间;要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就是避免英国军事力量大规模地从东欧切入,而丘吉尔开辟第二战场的方案恰好就是英国实现这一战略意图最有利的选择。

“但是,罗斯福也是一位为避免损失而两边下注的谨慎之人。他颁布命令,宣布其亚洲盟友中国为一个大国,可以分享对战后世界的共同管辖权,并在联合国安理会拥有一席之地”, 这既可在联合国里制衡英国和俄国,在地缘政治上也可利用中国从南部抵挡俄国的影响力。最后“倘若苏联人不像他所希望的那样给予足够的合作,罗斯福还另有一手,那就是秘密备用的更为可怕的武器——原子弹”。 曾有科学顾问及一些原子科学家提议与苏联分享原子武器的秘密,而“罗斯福愿意与英国分享情报而对苏联实施封锁”,以防“如果苏联人蜕变到像1941年德国军队入侵之前那样令人讨厌,美国还是有办法对付的”。 “罗斯福确定要保持美英两国对原子武器的垄断,其想法是英国仍然是平衡苏联力量的一个重要国家”。 当然在德黑兰会议前后罗斯福的考虑的重点是如何削弱战后欧洲而不是苏联。

丘吉尔以为罗斯福拒绝自己的方案是“因为受他的军事顾问偏见的影响而在争论中摇摆不定,结果把所有这些虽然次要却充满希望的机会扔在一边”,丘吉尔的话只说对了一半,在选择开辟第二战场地点上,罗斯福的确受到时任陆军参谋长的乔治•C。马歇尔(George Catlett Marshall,1880-1959)等的影响。但罗斯福总统对丘吉尔的意图也并不是不明白,他曾私下对儿子伊利奥(Illiott Roosevelt)说:“当丘吉尔为他入侵巴尔干的主张辩护时,屋子里每一个人都明白他的真正用意何在。大家都知道,他很迫切地想打进中欧,使苏军无法进入奥地利和罗马尼亚,假如可能的话,甚至匈牙利也不让苏军进入。”

1943年8月10日,罗斯福总统在联席会议上批评丘吉尔方案,认为:“试图将军事战略奠基在政治结果的赌注上是不明智的。” 斯大林也看穿了丘吉尔的意图,赞同罗斯福的方案并嘲笑丘吉尔:“正因为俄国人相当单纯,因此就认为他们没有识别能力,看不见眼前的事物,那是错误的。” 而丘吉尔也是在斯大林直率询问英国人是否真对从法国登陆的“霸王”计划有信心或者“只是口头上说说来安慰俄国人”之后,才被迫放弃了他自己的从巴尔干开辟第二战场的方案。 1945年3月丘吉尔向罗斯福“抱怨”苏联正在波兰和罗马尼亚强行建立亲苏联的政权,并提议他和罗斯福要求斯大林“防止在罗马尼亚清洗非共产主义分子,履行雅尔塔保证,创立一个真正的代议制的波兰政府”。但此时丘吉尔已无力回天,“罗斯福拒绝了丘吉尔的建议。因为实际上已经承认了东欧是苏联的控制范围”。

丘吉尔一直到晚年仍耿耿于怀,指责没有从意大利乘胜北进,使“在意大利的盟军已失掉了在俄国人之前到达维也纳的可能性,失掉了‘到达维也纳以后可能得到的一切……’”他下结论说“除了在希腊,我们影响东南欧解放的军事威力失去了大好机会”, “这在战争导向上是一个错误,即使没有采取以上方案而最终取得胜利也不能作为辩解之词”。丘吉尔可能已经意识到,大英帝国及欧洲霸权的掘墓人并不是共产主义的苏联,而恰恰是反对共产主义却又觊觎世界霸主地位的“民主”的美国。美国设局削弱欧洲促使欧洲对美国依赖

对此,还是美国人自己看得明白,说得明白。就在二战快要结束的时候,美国驻欧洲记者霍德华•史密斯(Howard K. Smith)站在易北河畔,眺望对岸的俄军,发现“新俄国”进入欧洲太深了。然而他再看看地图,又进一步发现“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自二战爆发以来,扩张得最厉害的还不是俄国,而是美国。“从边境算起,俄国的统治新范围扩增600英里,而美国则是7000英里”。美国作家沃尔特• 拉塞尔•米德在《美国外交政策及其如何影响了世界》一书中更进一步认为:“英国的崩溃,至少部分上是美国造成的,而且是故意造成的。” “美国人不费一枪一弹就摧毁了英国,而且事实上还保护它不受更加残暴的敌人的伤害。” 凯恩斯传记《为英国而战》的作者斯基德尔斯基认为:“决心已下的美国人努力运用二战的机遇来摧毁英国。”

诺曼底登陆造成的后果,是苏联势力上升和苏联对欧洲强国的战略空间的大幅挤压,历史上的大欧洲,现在变成夹在苏联和美国之间的“西欧”。从此,西欧就成了美国的附庸。美国是远交近攻,把苏联放大,欧洲压缩,亚洲这边尚未崛起,美国就这样布置了一个两翼弱势并由此对美国形成双向绝对依赖的布局。“1948年3月,英国、法国、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借助布鲁塞尔条约联合起来,旨在保护自己免遭苏联、如果需要也免遭一个复兴德国的侵略,希望美国也加入他们的联盟,因为他们深知美国的力量对他们的安全是绝对必要的。”简而言之,后来的北约及欧洲的联合,与其说是欧洲自觉的产物,还不如说是苏联和东欧压迫的产物。而这种“压迫”又恰恰是由美国人安排好的。

美国在二战前基本任务是反对欧洲霸权。而美国的霸权则是从和苏联对阵后才开始的。所以真正导致欧洲衰落的是美国人;极而言之,欧洲的衰落,是资本主义的美国人联合共产主义的苏联人对欧洲人落井下石的结果。而二战结束和雅尔塔体系的建立敲响了大英帝国和欧洲霸权的丧钟。与此同时,“美国与苏联已从战争中崛起为世界的支配力量。在一个无政府的世界里,它们时而对立,时而合作,努力探索创建秩序和自己与友邦安全的道路”。

美国外交史学者孔华润对美国的外交思想有一段精彩的概括,他说:“美国的官员都是一向从长计议的优秀的世界主义者,不是那种在每天结束的时候只关心账簿上数字的短视的买卖人。” 其实,除马歇尔等少数人外,大部分美国人并不具有“从长计议”的政治视野。

千百万美国人心目中的战争英雄美国陆军上将乔治•巴顿(George Smith Patton ,1885-1945),就是看不透其中事理的美国人之一。巴顿是一员天才战将,天生敏锐,“不幸的是,巴顿一遇到政治问题就变成了业余爱好者”。

巴顿比较早地看出坦克战在未来战争中的独特作用,他也是最早看到苏联将与西方发生对抗的军人之一。但当他的敏锐与简单的政治头脑结合起来,那就成了美国的克星。巴顿率军进入欧洲时心里始终是以苏联而不是以纳粹德国为对手。当他的军队进入捷克斯洛伐克境内而苏军还远在几百英里之外时,他对艾森豪威尔命令他停下来把布拉格留给苏联人极为恼怒。1945年8月11日,他给艾森豪威尔写信,想要他的上司相信,“战败的德国人不再是真正的威胁,真正的威胁是‘蒙古人’”。为了让德国重新成为对抗苏联的屏障,他继续大量使用曾经与纳粹关系密切的当地官员。 他对马歇尔的亲苏政策极为愤怒,他在给艾森豪威尔的副官约瑟夫•麦克纳尼中将的电话中咆哮道:“我们为什么要在乎那些狗娘养的‘蒙古人’怎么想?我们早晚要和那些杂种打仗。为什么我们不趁现在我们的军队还完好无损的时候,猛踢他们的屁股,在三个月内把他们赶回莫斯科去?有归我们控制的德军的协助,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做到。我们可以装备他们。他们恨这些蒙古杂种!”

巴顿不理解马歇尔,却与英国人掺和一起,“在欧洲那些硝烟弥漫的暗淡日子里,巴顿和蒙哥马利最终达成了某些共识:即西方联盟和苏联之间终将爆发战争,而且这种危险很快出现”。 100 1945年7月英国大选中工党获胜,艾德里(Clement Attle,1883-1967)当选首相,丘吉尔下野。巴顿为此情绪激烈并挑起“一场大论战”,事后有当事人回忆说:“我记不起都说了些什么,将军的理论是:‘给我下达命令吧,我会把那些苏联人赶出维斯瓦河。’”同一天,巴顿还详述了他对苏联人的见解说:“我们理解苏联人的困难之处在于没有认识到他们不是欧洲人而是亚洲人这个事实,所以考虑问题会出现偏差。”

艾森豪威尔曾警告巴顿不要做那些追悔莫及的事情,并将此事向马歇尔写信作了汇报,说:“实际情况是,巴顿的个人信念与目前所持的‘艰难和平’观念格格不入。他做不到闭上嘴巴,因为他是巴顿。”9月16日,艾森豪威尔去看望巴顿,“讨论他们的前途而不是德国的局势”。 12月,巴顿被一军车相撞身亡。 103

美国作家赫什森(Stanley P.Hirshon) 在其研究著作《巴顿将军》(General Patton: A Sodier`s Life)一书中认为,“巴顿姑息纳粹分子的行为,而不是他对苏联人的仇恨,导致了他的陨落。” 104其实,巴顿对纳粹分子的姑息态度与他对苏联的仇恨是联系在一起的,而对苏联的敌对态度又是与他对马歇尔利用苏联制衡欧洲的大战略不理解相联系的。因此,不懂美国大政治才是巴顿陨落的真正原因。与此相对,艾森豪威尔则是对马歇尔战略思想理解和执行得比较好的高级将领,同样的原因,艾森豪威尔战后仕途再上层楼。比较而言,前者只是军人,后者则是军人兼政治家。

乔治 • C. 马歇尔是美国历史上少有的“从长计议的优秀的世界主义者”,美国外交史学者孔华润称马歇尔是“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第一战略的设计者”。 他把英国的“均势”策略发挥到极致,他站在罗斯福后面,不事张扬,但却像一位外科手术医生肢解并重新安排了世界地缘政治格局,并由此实现了使美国长治久安的战略目的。

1945年乔治 • C.马歇尔在五角大楼的告别演说,继而1947年在普林斯顿大学的演说中表露出对美国削弱欧洲战略成功的喜悦及战后美国的全球抱负,他告诉美国人应该了解他们的历史,了解他们同其他国家的关系,了解美国在世界上的新地位。美国应该担当起一个世界强国的责任,美国对外政策的视野,再也不能局限于美洲了,而应以全球作为美国利益的着眼点。这些话的潜台词就是,我们不应忘记欧洲压迫美国的历史和政治关系,现在这种历史和关系已经倒置,今后美国应有从欧洲手中接“棒”的抱负并“以全球作为美国利益的着眼点”。

马歇尔可以说是推动这场利用二战达到资本主义阵营内部角色“和平演变”的最重要幕僚。 而实现这一历史转折的关键并不是美国与英国的合作,而是美国与自己未来的对手苏联的合作,换言之,不是美国一家,而是美国和苏联两家联手最终击败以英法为首的欧洲帝国的。 20世纪20年代,蒋介石在广州时曾在日记中说:“政治生活全是权谋,至于道义则不可复问矣。”及抵南昌,又续记说:“历史无事实,事实决不能记载也。”其实,上述“权谋”也正是美国一直在各种文件中最讳莫如深且“决不能记载”的“事实”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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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承诺格鲁吉亚最懂......

中国就是因为不需要任何人的承诺才咬紧牙关艰苦奋斗,最终崛起的。洋人,我就呵呵,不是没来过吧,都干了些什么我们都在账本上记着呢。所以跟美国,不是怎么谈的问题,实际上逼着它谈是最有效也是最适合的方式!其实现在美国来谈,就是被逼的,它活蹦乱跳的时候,会跟你谈?毛不揍了联军,尼克松会来访华?经济不腾飞,俄罗斯能成为战略合作伙伴?欧洲就别说了,完全无节操——实践中出真理,所以中国就继续闷头发财,继续反腐治贪,继续往科技领域砸钱,继续巩固制造业,继续...... 到一定时候,美国自然就知道该怎么谈了。


说到这也不得不提一下,现在看来,最有骨气的,就是德国!从二战后勒紧裤腰带还债,到现在再次成为欧洲经济主体,从二战认罪,到现在对美国霸权的嗤之以鼻,德国有绝对的清醒和主见,对形势和是非的判定也很有见解且果断,反之看看袋鼠国跟日本的苟且吧,还有英法对美国的卑躬屈膝,我觉得,不管现在又蹦出多少美分挑拨中德关系,德国还是可以靠近的伙伴,再加上俄罗斯,美国来北京谈什么,日后它心里会越来越明白的。

4楼aa1180

国家间的争斗,真是太复杂和残忍了,你以为它是朋友,它却有可能对你背后插刀,一不小心,随时随刻都有上对方当的可能,一切都是为了削弱对方壮大自己啊,霉国如此处心积虑地消弱当时的世界强国,欧洲的国家看在眼里,有时却没办法,这就是各个击破,霉国的崛起,确实自己是努了非常大的力的,同样没经过一,二战蹂躏的南美,没有那个国家像霉国一样崛起,同样的机会,只有霉国享受到了,这就是国与国之间的不同,中华民族,任重而道远,楼主的这篇文章,用意深刻啊

美国要是善良,这个世界压根就不会有美国这样的国家诞生,并且一路走到世界最强,这个世界谁死了残了只能怨自己无能,怪不得别人,因为谁都是如此的待遇,若是遇到更强大的,美国也在所难免,所以美国就要确保没有这样的国家产生,很正常,而想把美国拉下去,自己上位,也很正常,就看谁更有能耐了,现在抱怨美国残忍,再往前抱怨日本,英国,俄国等等等残忍,再往前抱怨满人,蒙古人残忍,那你有的抱怨,但是谁也不会在意在漫漫历史长河中消亡的国家,兔子能抱怨狼吗?

美国扩张的历程,突出的是实力的作用,而不是像许多人常常认为的那样,是美德或道义原则的作用。” 美国就像古罗马观看角斗的主人,将战败的角斗士养壮,并不是出于怜悯之心,而是为观赏下一场角斗。这是老英国实现其世界霸权的重要经验,作为老英国大弟子的美国,还没上场就已对这份经验心领神会并玩得得心应手(这一点,对中国人来说,要不要学在其次,但不能不懂。套用斯大林讽刺丘吉尔的话说就是:因为中国人相当单纯,因此就认为他们没有识别能力,看不见眼前的事物,那是错误的。 )

美国人能有好心肠,狗都不吃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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