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醒汉蒙同胞警惕泛蒙古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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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泛蒙古主义的现实危害,虽不如泛突厥主义对中国边疆的侵害明显,但仍然有必要予以重视。历史上,“泛蒙”思潮往往在国家爆发革命、内战或外敌入侵的时候兴风作浪;同样,戈尔巴乔夫改革、苏联解体,都伴随着“泛蒙”幽灵的复活。而在政治事件之外,“泛蒙”思潮的日常催化剂——作为蒙古语族精神纽带的藏传佛教也发挥了不小的影响。 泛蒙古主义作为一种弱势思潮,其之所以能为政治势力所利用,显然要追溯到它的前世。 在俄罗斯,最早提出并运用泛蒙古主义(панмонголизм)术语的,是著名哲学家弗·谢·索罗维约夫。索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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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蒙古主义的现实危害,虽不如泛突厥主义对中国边疆的侵害明显,但仍然有必要予以重视。历史上,“泛蒙”思潮往往在国家爆发革命、内战或外敌入侵的时候兴风作浪;同样,戈尔巴乔夫改革、苏联解体,都伴随着“泛蒙”幽灵的复活。而在政治事件之外,“泛蒙”思潮的日常催化剂——作为蒙古语族精神纽带的藏传佛教也发挥了不小的影响。 泛蒙古主义作为一种弱势思潮,其之所以能为政治势力所利用,显然要追溯到它的前世。

在俄罗斯,最早提出并运用泛蒙古主义(панмонголизм)术语的,是著名哲学家弗·谢·索罗维约夫。索罗维约夫还写诗、关注时事,“客串”政论家进行预测。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时,索罗维约夫断言中国将战胜日本,而日本将宣布泛蒙古主义,并在攻占中国后,与中国一道占领欧洲。但日本的战胜几乎让他陷入绝望。1895年,索罗维约夫在芬兰疗养时写下名为《泛蒙古主义》的诗作(1905年才发表),他在诗中表达的历史哲学观念几乎等同于“黄祸论”,与后来出现的主张蒙古语族联合、并成立统一国家的思想几乎是两码事。当然,对于俄罗斯人来说,公元13世纪鞑靼-蒙古入侵的历史记忆,始终与来自东方的威胁联系在一起。因此,1960年代中苏交恶时,纪念库里科沃战役(1380年,罗斯人在库里科沃原野战胜鞑靼-蒙古统治者马麦汗)也就意味着防范“中国威胁”。

蒙古人自己发出“全世界蒙古人,联合起来”的口号,是在20世纪初中国发生政治大变革的时刻。当时,中国的内、外蒙古以及苏俄都是泛蒙思潮滥觞和实践的舞台。1911年,外蒙古(喀尔喀蒙古人)借中国爆发辛亥革命之机,发起了分裂运动。1919年,布里亚特和中国内蒙古的“泛蒙”代表大会在赤塔召开,宣布成立“大蒙古国”,首都海拉尔,并得到日本的支持。随着日本对中国边疆和内地的渗透、侵略,“泛蒙”运动也开始在内蒙地区蔓延,如德穆楚克发起的“自治运动”等。当然,最终折戟沉沙。

原苏联曾支持外蒙古从中国分离出去,但其本身也面临“泛蒙古主义”的威胁。20世纪20、30年代,日本人在原苏联远东、西伯利亚频繁从事间谍活动,刺探情报,试图开辟北进基地。为此,日本还利用“泛蒙古主义”削弱中国和俄罗斯,加强在中亚的影响。而当时的苏俄为了防范布里亚特边民与日本勾结,索性将东西伯利亚州一分为二:伊尔库茨克州和赤塔州。1937年,原苏联政府将原属布里亚特-蒙古自治共和国的行政区域划给新建的一些州,成立了阿金边区和乌斯季-奥登民族边疆区,以便在外贝加尔湖地区发生战事时,原苏联能保持后方稳定。二战期间,与日本达成临时和约的斯大林政府严厉镇压“泛蒙古主义”——在“泛蒙”重灾区布里亚特,千万当地知识分子和宗教人士被消灭。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斯大林甚至釜底抽薪,将远东的几十万日本人和朝鲜族强迁到中亚。

1980年代的戈尔巴乔夫改革,激发了包括蒙古语族在内的各民族的意识。图瓦共和国的反俄民族主义情绪非常强烈。1990年5月,该共和国曾发生反俄骚乱,导致88人死亡,当时的口号是:“俄罗斯人,留下来给我们当奴隶!”“给你们一周期限(搬走),否则消灭你们!”大批外地人拥入城市抢占住宅,后来,图瓦政府将既成事实加以合法化。原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蒙古语族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民族机遇,共有布里亚特、图瓦、卡尔梅克和阿尔泰四个自治共和国,以及两个布里亚特族边区。然而,随着俄罗斯族人大规模撤离,与莫斯科的经贸联系削弱,图瓦等共和国的经济形势日趋恶化,人们从农场和企业盗取一切值钱的东西变卖,或大肆抢劫,似乎回到了中世纪汗国。这期间,许多受过良好教育的俄罗斯族专业人员被排挤,离开图瓦,使图瓦族在政府中的比例逐渐达到90%以上;但图瓦政府从不承认该地区存在民族冲突,认为俄罗斯族离开只是因为经济不景气。就如车臣的杜达耶夫一样,图瓦、布里亚特的政治精英们也试图获得更多经济、政治利益。1992年,图瓦的一些政治力量要求通过图瓦自治宪法、成立民族卫队。图瓦的议员还经常派代表参加泛突厥主义(与雅库特和阿尔泰边区代表一起)、“泛蒙”会议(与布里亚特和卡尔梅克的代表一起)。俄政府感到担忧:图瓦可能会成为第二个车臣。叶利钦曾赋予图瓦等地各种特权,使其成为“特别行政区”,直到几年前普京政府才收回了特权。当然,图瓦、布里亚特等共和国疏远莫斯科的态度,也源于中央对其经济发展不够重视。幅员辽阔的俄国经济发展不平衡,其重心在欧洲,而远东、西伯利亚地区是其边远的蛮荒之地,属于被遗忘的角落。因此,这些地区着眼于经济上的需要(例如与中国内蒙古自治区合作)而宣扬泛蒙古主义;一些地方精英的“泛蒙”主张和要求独立的言论,很大程度上只是激愤之语,他们甚至不惜夸大“泛蒙”激进派的严重程度,以引起俄政府的重视。也有一些史学家、政论家和人权组织出于反俄情绪和政治需要,积极推动“泛蒙”思潮。例如,布里亚特著名的激进分子斯托马欣写道:“俄罗斯民族总是野蛮地征服其他民族,对他们实施残酷的种族灭绝:从精神上,也从肉体上。”他称,“大屠杀、流放到西伯利亚送死、饥荒,完全剥夺他们的民族权利,掠夺其财富,消灭其古老文化……”这类“种族灭绝、恐怖和法西斯主义”措施就是俄罗斯帝国的基础——“俄帝国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依靠它而存在,这也是她对被征服民族(从波兰人到车臣人,从犹太人到楚科奇人)唯一的大方案,任何欧亚主义谎言都不能让经历过俄罗斯地狱的各民族忘记这一切。”在俄罗斯蒙古语族地区,当地人毒打、残害俄罗斯族,已经成为日常的现实。2007年8月,50多名民族主义者手拿棍棒、螺丝刀等血洗了伊尔库茨克地区的一个俄罗斯族村庄,20多名村民被打伤。这本是有组织的、被挑动起来的民族冲突,然而当地报道说,这是流氓滋事,当地政府也将其作为普通纠纷淡化处理,一如莫斯科方面对待光头党肇事。

作为外部因素,日本对“泛蒙”的发展做出极大“贡献”。日本对俄罗斯远东、西伯利亚地区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关注。原苏联解体前后,大批日本人来到远东、西伯利亚。2000年,东京的田中明彦教授曾给布里亚特开出发展经济的“秘方”:将布里亚特共和国改名为“布里亚特蒙古”共和国,立即就会吸引眼球和外资——首先是来自日本的投资。田中教授称:日本人几乎不知道你们共和国,他们仅仅把布里亚特看作俄罗斯的一个地区而已。但是,我们与蒙古已经有了特殊关系,所以,你们也该正名,说母语,因为在东北亚,日本人与蒙古人的基因最接近,“日本人永远都乐于帮助蒙语民族”。历史上确实存在过“布里亚特蒙古自治共和国”(1923年)。1958年,赫鲁晓夫政府将其更名为“布里亚特自治共和国”,当时,官方解释是:这样更符合共和国主体民族的实际。但更名其实另有原因:原苏联有一个布里亚特-蒙古共和国,而蒙古国是原苏联的盟国,中国还有一个内蒙古自治区,原苏联政府需要避免领土纠纷和民族挑唆;而且,布里亚特-蒙古自治共和国的存在,一度成为二战后蒙古国加入联合国的障碍。1990年代里,布里亚特发起了为共和国“正名”的政治运动,认为1958年的更名是“原苏联对布里亚特民族镇压行动链条上的一环”,要求平反,首先是正名(也就是政治、法律上平反);再将布里亚特与乌斯季-奥登、阿金区合并(领土平反)。但是,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对布里亚特的要求都不予支持。田中实际上是迎合、鼓动布里亚特的政治运动。造访布里亚特的日本客人非常频繁,但谈判经年,却未迎来日本人的大笔投资。显然,日方的醉翁之意,不在于发展经济合作;到后来,这些情形也引起当地官员的怀疑。有一次,布里亚特总统列·波坦波夫曾说起:他曾直截了当地对日本领事说,对不起,我对于与您会晤不感兴趣:“你们来了,鞠躬,很客套地说话,但是,经济合作没有任何推进——尽管你们对布里亚特的矿业潜力非常了解。”布里亚特采用双国语:布里亚特语和俄语。但是,田中教授公开宣扬:没理由“在原本属于自己的国家中采用双语制”。日本出版的《布里亚特人的悲剧》被译成蒙语,在布里亚特官方报纸上发表,其中称:私有化导致蒙古人的土地被俄罗斯族占据,是对布里亚特人的毁灭性打击;布里亚特境内本来只有蒙古族居民,俄罗斯族都是外来人,但他们却在各方面都成为主人;俄罗斯人的到来还导致生态恶化,纯净的贝加尔湖处于灾难边缘。田中在《蒙古民族与自由》一书中表示,谈及蒙古民族和语言的统一性,就必须将布里亚特人纳入视野:“内、外蒙古之间不存在任何自然边界,外蒙古和布里亚特之间也是如此”,就如发源于蒙古的鄂尔浑河一样,在补给了大量水量之后,下游变成色愣格河注入贝加尔湖。这样,贝加尔湖就成为蒙古民族的湖——确切说,是布里亚特-蒙古民族的湖。显然,这是宣扬了一种以布里亚特为核心的“泛蒙”地缘政治思想,涉及三个主权国家:中国、俄罗斯和蒙古。按照田中教授的设想,中、俄的领土将被肢解,在蒙古、中国、俄罗斯乃至中亚地区,就会出现一个包括所有蒙古语族的“大蒙古国”。这样一个大蒙古国,将成为日本和西方遏制中、俄的工具,承担其特定使命。

与蒙古国民、中国蒙古族一样,俄罗斯国内的蒙古语族也多信仰藏传佛教(喇嘛教);而从中、俄历史来看,泛蒙思潮往往与藏传佛教(喇嘛教)徒的宗教、政治活动结合。除了历史、种族、语言之外,“泛蒙”的另一个思想纽带,就是藏传藏传佛教(喇嘛教)。身处中、俄两大国夹缝中的蒙古国,1991年以来积极推行所谓“第三邻国”的外交思想。美国、日本等国是“第三邻国”,藏传佛教(喇嘛教)的故乡印度也是“第三邻国”;同时,蒙古语族与同信仰的中国藏族感到亲近。中、俄、蒙三国的蒙古语族和中国藏族一起,形成一个喇嘛世界。2006年12月,蒙古国总统恩赫巴亚尔访问俄罗斯卡尔梅克共和国,卡尔梅克总统伊柳木日诺夫表示:我们等待阁下您已经等了400年,强调同属蒙古民族;并认为,是藏传佛教(喇嘛教)将卡尔梅克人和蒙古人联系在一起。2006年8月,达赖喇嘛访问蒙古国,蒙古政府对达赖来访高度重视。一些人称:这是独立的蒙古国的意志的体现,表明:蒙古国不畏惧中国的压力。当然,蒙古国主要希望借助达赖访问改善蒙古国的经济社会困境;此外,还有政治用意。恩赫巴亚尔表示:达赖来访让蒙古民族联合起来,是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从其分裂立场出发,达赖喇嘛寄希望于蒙古、俄罗斯的藏传佛教(喇嘛教)徒。2007年11月,达赖称:藏族和蒙族是孪生兄弟,号召俄、蒙的藏传佛教(喇嘛教)徒团结起来;并称:若他作为“政治难民”老死异乡而未见“西藏独立”,活佛可在印度、俄罗斯或蒙古转世,继承其衣钵。俄罗斯的蒙古语族都对达赖喇嘛顶礼膜拜,而蒙古语族地区的政治精英也以接近达赖为时髦。1992年,达赖喇嘛访问图瓦,图瓦领导人与达赖打得火热;卡尔梅克总统伊柳木日诺夫几乎每年都要拜会达赖,私交甚笃。俄藏传佛教(喇嘛教)领袖明显同情和支持“藏独”势力。1991年以后,中国内蒙古也有一些组织和个人,煽动“泛蒙”思想和运动;俄罗斯的“泛蒙”形势,也可能影响到中国。2008年是“藏独”能量释放的高峰,而在内外压力作用下,“藏独”可能与“泛蒙”(与“东突”合流之事,已见诸报端)合流。3月14日的“藏独”暴乱后,3月16日,俄罗斯联邦中央佛教管理局主席崔·道尔吉·布达耶夫迅即表态,放言“希望西藏发生的事件能促使中国民主化”。“藏独”骚乱事件,也在俄罗斯的藏传佛教(喇嘛教)徒、蒙古语族中继续发酵。2008年3月14日“藏独”暴乱的一个教训是:骚乱蓄谋已久、组织良好,在国内各省“同步”、“齐动”,许多中国驻外使馆被袭击,也做到同步化。显然,没有来自外部的有力支持,这种组织程度是达不到的。一种前景令人担忧:西藏、新疆甚至内蒙古同时爆发类似骚乱,或各种潜伏的危机同时爆发,形成某种“联动”、“同步化”。内蒙古的藏传佛教(喇嘛教)寺院向来与青海、西藏在教派和人员方面联系紧密;此外,一些破坏性的外部因素不容低估。多年来,许多外国组织和个人深入辽远的中国内地,其中一些人负有某种秘密使命:收集情报,赢得当地居民的好感,收买人心,挑动特定族群间的对立,制造事端。这些手法并无新意,但却会产生效果。类似前景在考验我们的政治意志和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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