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和美利坚文化对公知有什么好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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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客:张忆安说史

很多时候,公知是有其存在意义的。

所谓公知,就是公共知识分子的简称,在知识分子中,这是个比较特殊的群体。他们与传统意义上的学者有交集,但又不完全相同。

学者主要关注的是学术问题,他们的工作是要有相当深度,并具备一定独创性的。用通俗一点儿的话讲,人家研究的问题,是咱们这帮俗人轻易弄不明白,也没兴趣明白,就算人家解释给咱们听想让咱们明白,最后也得弄得两边一起不明不白的那种。

公共知识分子却不同,这个群体是就公共问题面对社会大众写作的。其作品本身带有一定的科普性或者传播性。或者用正常人能理解的话讲,人家干的活儿就是“你不明白我就好办了”那种。

因此,学者可以成为公共知识分子,只要他老老实实讲汉语普通话,不拿专业术语砸咱们就成。公共知识分子中的一部分也可以是学者,只要他们在某些方面的研究能深到咱们搞不懂就可以。

那么,问题来了:什么样的社会环境,才需要公共知识分子呢?或者说,怎么样的文化基础下,公知的日子才能好过呢?

咱可以先看看,中国目前的公知们最向往的是哪个时代,哪种社会环境。

绝大多数公知都是国粉,对早已随风而去的民国时代心向往之。与此同时,多数公知都拜倒在美利坚的脚下,希望按照美国的制度改造中国。从这里,咱其实就能弄明白什么文化环境对公知有利。


就拿民国来说吧。这个时代是中国近千年历史上识字率最低的时代。

本来,由于科举制度的存在,中国所有人,哪怕是最底层、最贫困的农民,都有学习文化知识的热情。不仅“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梦想是一种激励,科举还能给普通百姓带来更直观的实惠。

在科举制度存在的时代里,即便不能出将入相,哪怕只拿到一个秀才的身份,就能得到减免赋税的优惠政策,同时还能从国家手里拿津贴,并且能享受站着跟官老爷回话的特殊礼遇。在获得经济利益的同时,一举成为人上人。所以封建社会的中国,到处可以见到捧着书本苦读的士子。

到了清朝晚期,这个制度有所改变,既得利益阶层为了减少竞争者,定下一条新的规定:世代白身者不得科举。也就是说,家里祖辈上要是没出过个把秀才、举人,这家人就会丧失通过科举改善命运的资格。

这个政策让很多底层人民丧失了读书热情,顺带造成晚清识字率相当低,大约只有20%,甚至低于宋代。然而即便如此,科举制度总还是存在的,其中也有空子可钻。相传状元商人张謇家里就是世代白身,但他通过过继给临县同族的方式获得了考试权。所以,虽然清末的识字率低,但终归还有20%。

等到辛亥革命一声惊雷,推翻了腐朽堕落的封建王朝,建立了公知们无比向往的中华民国,事情发生了啥样的变化呢?科举制度跟着清王朝一起进了棺材,读书虽说还是一条出路,但过去那些税收减免和经济补贴政策都没有了。识文断字对贫苦老百姓的吸引力一下降低了一大截。

因此,中国人的平均识字率比清末又下降了一大截。据说抗战前后湖北的识字率只有16%,在乡村更是只有10%,而且所谓“识字”,很多人也不过仅仅认识几个字而已。到解放后,新中国进行统计的时候发现,全国15岁以上妇女中的文盲率达到83.5%,文盲和半文盲加在一起,总人数超过全国人口的90%。

在那么一个时代里,受过完整小学教育的人就能承担技术工作,上过中学的就能叫知识分子。万一谁家一不留神出个大学生,那可就相当了不起了。

今天公知们说民国“大师”多,为什么呢?10个人里有9个不识字,那只要受过大学教育的就必然是大师。今天“大师”少了是为啥?大学教育都快普及了,哪怕是博士、博士后,那个敢吹牛逼说自己是大师?敢吹的必然被打脸。

想要讨论社会公共问题,是需要一定程度知识积累的。在解放前那种人民群众普遍处于无知状态的年代,社会的客观现实需要有一部分有知识,有文化,有见识的人站出来,替人民群众思考,替无知的群氓讨论社会公共问题的。

因此在民国时期,知识分子普遍受到各方势力的重视,享受相当高的礼遇。那个时代对公知们来说无疑是美好的,时至今日还有很多人怀念旧日荣光。比如公知中的女性泰斗资中筠先生就曾经说过“知识分子应该做帝王师”这种话,那叫一个自以为是。

新中国致力于普及教育,到2008年,受过大学以上教育的人数已经达到了7000万以上。全社会受教育程度提高了,很多人都具备相应的知识储备,有思考和讨论社会公共问题的能力。社会自然就不再需要公共知识分子。

对于过去曾经是公知,或者现在有志于成为公知的人来说,中国共产党普及教育,是掀翻了他们的饭碗。所谓夺人钱财如杀人父母,这帮人被共产党断了财路,不恨共产党,不怀念民国才怪。


也许有人会有不同意见,美国的高等教育普及程度比中国还高,他们的人口只有中国的四分之一左右,但受过高等教育的总人口跟中国相近。为什么公知也向往美国呢?难道高等教育普及程度那么高的美国,也需要公知吗?

老实不客气,美国真的需要。为什么呢?这得从美国社会的体制问题和西方文字的劣根性说起。

首先,很多人可能无法想象美国的“高等教育”有多“水”。除了少数名校之外,绝大多数美国人的“高等教育”是在社区大学完成的,这些社区大学的教育水平是啥样呢?以相对不那么野鸡的,甚至可以算州立名校的华盛顿大学为例,西雅图华盛顿大学的一位教授曾经做过一个测试,内容是简单的数学,注意,是简单的数学,不是代数,更不是高数,真的很简单。结果如何呢?

接受测试的美国大学生里,有43%的人不知道圆面积公式、86%不会做简单代数换算、不借助计算器有43%不会算231除7……

这是中国小学生的题目好吗?任何参加过高考的中国孩子,敢说不会做其中任何一道题,家长都可以直接把这个倒霉孩子一板凳拍倒,然后拖着脚腕子去找孩子的小学数学老师算账。可在美国,大学生居然不会做这种题目。

美国的“高等教育”就是这个水平,由此可见,在美国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很多人,以中国标准来看,最多也就是刚刚摆脱半文盲的水平而已。

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在大学基本相当于中国初中的美国,由于教育体制的落后,他们的社会是需要公共知识分子的。

另外,西方文字的劣根性也使公共知识分子更有市场。

中国文字是象形表意文字,这种文字学习起来可能比较困难,可一旦掌握,知识的门槛就会降低。对中文来说,所有技术专业词汇都可以简单的“望文生义”。跨学科读专业文献,虽然不能全中,但连蒙带猜好歹能读个大概其。专业文献如此,科普文章就更简单了。

这种文化上的优势,使得大多数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只要有心,就能阅读、理解并讨论很多学科的问题。好比毁誉参半的方舟子,他个学生物的,愣是敢在很多跟生物毫不搭界的领域里搞科普,讲对的时候还居多,靠的就是中国文字在知识传播上的优势。

西方文字是拼音文字,日常词汇有词根和规则可寻,但很多专业词汇是没有规律可找的。哪怕是一个受过名校教育,真的掌握足够知识的人,也很难跨学科讨论问题。因为他不掌握自己专业以外的专业词汇,要讨论其他学科,首先得从认字开始。

比方说吧,咱们都说德国人没幽默感,其实我看未必,还是德语闹的。大家都知道,在西方文字里,德语单词也是最繁琐的。咱们讲个笑话,包袱抖出来,大家哈哈一笑。您要是用德语重复一遍,等讲到抖包袱的时候,估计一半人睡着了,另外一半人的尿点也早过了。

西方文字的这种劣根性,也造成了他们需要有一批懂专业词汇的人站出来,替看不懂单词的老百姓思考、讨论相关社会公共问题。所以我们会看到,美国各种政府、企业、机构都养着大批各种学科的顾问。

在美国,差不多是个擅长吐槽的人随随便便就能上媒体当名人。那是为嘛?在公众关心的社会问题里他能弄明白很大一部分,这个本事就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在中国就不成,甭管多大的事儿,是个人翻翻书,上上网就能整明白,你擅长吐槽也就是嘴贱而已,最多能像斯库里老爷那样当个“文学评论家”,还得是网上的。(斯库里我真的不是黑你)

您琢磨,西方社会这种文化劣根性给公共知识分子留了多大一块肥肉吧。中国的公知们能不羡慕吗?


综上所述,文盲遍地的社会,或者文化上有劣根性的社会,是需要公知的,是必须有公知存在才能正常运转的。民国是那样的社会,美国是那样的社会。那种社会里,公共知识分子们都坐享高薪和优厚的社会地位。

中国公知追思民国,向往美利坚,恐怕正是由此而来。

而当今的中国,知识早已走进千家万户,别说几千万受过高等教育的,就连出租车司机对社会公共问题都能发表一大堆见解,能把您喷到头大。这么个现状,您让公知怎么混?他们不恨体制,不恨中国文化才有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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