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次在华刺杀日酋的咋都是韩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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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如果说77年前的7月7日,是一个值得中国人民永远铭记的日子的话;那么, 1909年的10月9日和1932年4月29日,同样也是两个永远需要中华男儿不能忘怀的时间。因为,前者是中国人民全面抗战的纪念日,后者是对中国人民欠下重大罪孽日酋实施严惩的复仇时。 因为这两次发生在中国的震惊世界事件,均由视死如归的韩国义士挺身完成,因此,事件迄今都依然散发着浓烈的令人深思意味。 1909年10月26日9时30分许,伴随着从喧闹的哈尔滨火车站站台上传来的三声悦耳的枪响声,顷刻前还傲气十足的日本驻韩统监伊藤博

两次在华刺杀日酋的咋都是韩国人?

两次在华刺杀日酋的咋都是韩国人?

两次在华刺杀日酋的咋都是韩国人?

两次在华刺杀日酋的咋都是韩国人?

如果说77年前的7月7日,是一个值得中国人民永远铭记的日子的话;那么, 1909年的10月9日和1932年4月29日,同样也是两个永远需要中华男儿不能忘怀的时间。因为,前者是中国人民全面抗战的纪念日,后者是对中国人民欠下重大罪孽日酋实施严惩的复仇时。

因为这两次发生在中国的震惊世界事件,均由视死如归的韩国义士挺身完成,因此,事件迄今都依然散发着浓烈的令人深思意味。

1909年10月26日9时30分许,伴随着从喧闹的哈尔滨火车站站台上传来的三声悦耳的枪响声,顷刻前还傲气十足的日本驻韩统监伊藤博文应声倒地。面对迅速冲过来的宪兵,一位青年坦然自若地扔掉手中的手枪,用俄语高呼三声“韩国万岁”后从容被捕。半小时后,伊藤因失血过多而撒手人寰;翌年3月26日,行刺的韩国青年安重根亦在旅顺慷慨就义,年仅31岁。

1932年4月29日,上万名日军和数千日本侨民在上海举行天皇诞辰纪念仪式。当他们得意地站在中国的土地上哼唱日本国歌之时,突然有人冲出人群中向检阅台投来了一枚行军壶似的炸弹,伴随着一声剧烈的爆炸,在一片鬼哭狼嚎声中,日军大将白川义则被炸得血肉模糊,站在他身旁的日本驻上海领事重光葵等日本政要也被炸的东倒西歪。20多天后,白川在日本不治身亡。行刺的韩国义士尹奉吉,也于同年12月19日在日本英勇就义,年仅24岁。

白川义则死后,日本天皇裕仁下旨追封他为男爵并作诗以作纪念。诗曰:“少女雏祭日,止战谋和时,丰功不可灭,留取长记忆”。而中国“一家报纸在报道此事件时却使用了这样的标题:‘趁着军舰而来,躺着棺材而去’”。

继在上海虹口公园修建为尹奉吉构建梅轩纪念馆之后,2013年中国又应韩国总统朴槿惠要求,在哈尔滨火车站为安重根修建了相关纪念景观。

在中国的土地上为两名外国血性男儿树碑立传,不管怎么解释都让人感觉脸面有点发热。为什么两次震惊世界的义举主角都和中国人无缘?为什么在世界上遭受日本侵略最苦的华夏儿女面对日酋表现的都是如此淡定?难道数万万同胞中真的就没有一个敢于为民族雪恨的血性男儿?对于这些问题,或许只能从文化的差异中找原因,只能在血性的多寡里找答案。

作为同受日本侵略者之害的国度,中国和韩国在对待日本侵略史的问题上,有着太多的相似之处。然而,无论从人口数量上讲,还是从经济实力分析,或是从遭受日本的伤害程度探究,当年的韩国都无法同昔日的大清国一争高低。伊藤博文不仅是日本第一任驻韩国统监,而且还是日本第一位内阁首相。发动中日甲午战争的主要策划者是他,战后出任和谈全权代表、胁迫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的还是他。倘若没有伊藤博文,中国发展的运行轨迹可能就是另外一幅模样,台独势力或许压根就无法寻觅到一块巴掌大的滋生土壤,鲜艳的五星红旗今天定会在钓鱼岛上空迎风飘扬。同样,倘无白川义则那样的日军大将,日本侵略者的铁蹄又焉能肆意践踏中华大地的美好河山?

令人颇感遗憾的是,面对伊藤博文和白川义则这样对中国人民负有不可饶恕罪孽的日酋,当年非常热衷对清廷官员进行刺杀的革命党极其后代无人将其锁定为攻击目标,昔日被日军全歼的北洋水师、南洋水师的亲朋好友烈士遗孤们也无人将其视为喋血对象。或许正因为如此,才使得两次让日寇闻风丧胆心有余悸的惊世喋血义举都被韩国义士拔得头筹。

面对两位大义感人的韩国义士,我们在纪念7.7全面抗战日之际,除了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举行相关纪念活动外,是否也应认真思考一番:在国家和民族最需要的时刻,我们还有哪些需要反思和改进的不足之处?

“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而这过去,包含了太多太多。其中,就有两起震惊世界的喋血刺杀日酋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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