殴打彭德怀的韩爱晶:获人资助 任国企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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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是“红根”

在“文化大革命”中,对于一个人的家庭出身是很讲究的,在强调阶级斗争时,对于出身于劳动人民家庭或者革命干部家庭的青年人,称之为“红根”。韩爱晶就是“红根”。他出生在江苏省涟水县一个普通劳动人民家庭,父亲是新四军老战士,在革命战争中为革命献出了生命,韩爱晶也就是烈士子女。

韩爱晶的父亲牺牲后,他的母亲改嫁,嫁的也是一位新四军老战士。革命胜利后,这位新四军老战士在司法部门担任中层干部。韩爱晶的继父知道养子是烈士遗孤,有抚育烈士遗孤成人的责任感,对养子格外疼爱,但在思想和学业方面,对韩爱晶的要求却很严格。但韩爱晶却与继父有些隔阂,总与他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并渐渐养成了孤僻、郁闷、沉默寡言的性格。长成青年后,因为他学习成绩很好,在学校政治上表现也好,又经常住在学校,继父除了有时对他讲一些革命道理外,也不太具体管他了,他与继父之间的隔阂也就越来越深了。

北京航空学院的学生

其实,韩爱晶的继父完全是一片好心。正是在继父的教育和督促下,韩爱晶在学校里还算是用功的,他与当时的许多青年人一样,发奋学习,连课余时间都用上了。他也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政治活动,表现积极。但他与同学却很少交流。他的这种孤癖的性格也有一个好处,就是他减少了与其他人交往的时间,把时间更多地用在学习上了。

韩爱晶的刻苦学习,有两个因素:一是他是烈士遗孤,长在革命干部家庭,受到良好的影响,有一种学好知识,将来报效国家的志向;二是他也盼望早日离开家庭,离开继父,自己独立生活。

韩爱晶的刻苦学习并没有白费。他考上了北京航空学院,成为了一名令人羡慕的大学生。

北京航空学院是当时国家新办的重点院校之一,目标是培养高科技人才,为国家今后发展航空航天事业奠定人才基础。能够考入这所学院的学生,不光要学习好,也要政治上强。当年,该学院对于接收的学生,是要进行政治审查的。韩爱晶就是经过政治审查后才进入该学院的。自然,他的烈士子女和革命干部家庭身份,以及他在初中和高中阶段的良好政治表现,是他顺利进入航空学院的一个重要因素。

来到北京后,韩爱晶并没有先去逛这座古城,而是又投入到了新的学习中去。应该说,韩爱晶在北京航空学院读书时,算是一个好学生。他几乎是常年坚持早起晚睡,课堂上他听得认真,课下复习也下功夫。学习成绩在同学中也是名列前茅的。

在北京航空学院,韩爱晶一改原来孤癖的性格,变得开朗一些了。这很大原因是由于他离开了继父,离开了自己感觉压抑的家庭。他与同学的交往多了一些,学院里组织的政治活动,他是积极参加者,并且主动担任为同学服务的工作。政治学习会上,他也很爱发言。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平时关心政治。他是同学中最爱看报纸的学生之一,也是爱读政治理论书籍的学生,因此,他在政治学习会议上是有话可说的。韩爱晶也表现出了一定的组织能力,班级里搞的一些活动,经他组织,往往井井有条,同学之间发生一些矛盾,往往是一经他参与调解,许多矛盾就化解了。教学的老师、班级主任及至学院领导都对他有较好的评价。由于他政治上要求进步,被学校列为入党积极分子。他平时关心国家大事,博览群书,知识面丰富:他生活上艰苦朴素,不爱张扬。处处严格要求自己;他不追求享受,不搞特殊。但是,从小养成的孤癖性格在他身上还时有显现,这使他往往表现出双重人格。他有时候很深沉,像个小老头儿有时活蹦乱跳,像个孩子,什么洋相都出。“文革”前系里排演抗美援越活报剧,他演美国总统肯尼迪,演得活龙活现,丑态百出,逗得大家哈哈大笑。他爱好射击,是北航射击队的队长。但他平时仍然愿意自己独来独往,并且从不和其他同学讲自己的心里话。他除了政治学习和组织一些活动时说话多一些外,平时并不爱说话。并且,因为他从来都是想好了再说,考虑问题较全面,说的话也入情入理,让人能够接受。这使他给同学一种沉稳、干练的印象。

拉起红旗战斗队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此时的韩爱晶已经是大学四年级的学生,年龄也超过了20岁,基本政治见解已经形成。“文革”前几年,中国政治思想领域就存在“左”的思想,并且影响很大。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左”的思想更加发展。在这种背景下,一向关注政治的韩爱晶的思想也难免“左”,他把“文革”开始时《人民日报》、《红旗》杂志上的一些文章反复读过多遍,他的思想和这些文章中主张的思想一拍即合。“文革”刚刚开始,他就是北京航空学院最早响应“文革”的学生之一。

一开始,韩爱晶就把攻击的矛头指向了学校领导和校党委。他带头贴大字报,给校领导和党委提意见。这些意见并不是鸡毛蒜皮的小事,都涉及政治方向甚至路线问题,学校方面自然十分重视。他们认为,以韩爱晶为代表的一些学生提的意见并不对,于是,对韩爱晶等人开展批评,可是韩爱晶等并不接受,相反,提的意见更多了,大字报也贴到了校办公大楼。北京航空学院的教师和学生立即分成两派,一派支持韩爱晶等人,一派支持校党委,两派之间展开了辩论,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被打乱了。

在此情况下,按中央要求,教育部和北京市委向航空学院派出了工作组。韩爱晶满以为工作组会支持自己,没有想到,工作组既批评了校党委领导,也批评了韩爱晶等人。韩爱晶被孤立起来。他自己想到,可能会被打成反革命分子,思想上极度苦闷。没有想到,情况发生了变化。毛泽东于1966年7月提出:工作组阻碍运动,要撤销工作组。毛泽东此言一出,工作组立即处于被动地位,成了学生们批判的对象,工作组成员在短时间内撤离了北京航空学院,工作组组长也被揪斗。

因为韩爱晶是与工作组对立的,工作组一垮,他也翻了身,重新活跃起来。他到处演讲,揭发工作组对自己的迫害,同时继续揭发校党委的路线问题。他在演讲中也谈自己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时常背诵几段毛主席的话。他的口才较好,煽动能力强,加上当时的政治气候,一时间得到不少学生的拥护。韩爱晶趁热打铁,拉了几个学生骨干,经过一番酝酿,成立了一个造反组织一一红旗战斗队。参加这个组织的有三千多人,大家推举韩爱晶当司令。韩爱晶想了想说:不要叫司令,我们都是服务员,我就叫总服务员吧。大家一听,都说好,这件事就定下来了。第二天,在韩爱晶的带领下,在北京航空学院召开了红旗战斗队成立大会,韩爱晶在发言中表示了要同修正主义斗争到底的决心。会后,还搞了示威游行。此后,红旗战斗队在“文革”初期一直左右着北京航空学院,而且在北京市和全国各地都很活跃。

当时,因具体的政见不同,成立先后不同,能够左右首都造反派政局,并对其他造反组织产生重要影响的造反红卫兵分为“天派”和“地派”。韩爱晶领导的红旗战斗队属于“天派”,并且是“天派”的核心组织,由此也确立了韩爱晶的红卫兵领袖地位。当时,他是红卫兵五大领袖之一,名字排在聂元梓、蒯大富、谭厚兰之下,列王大宾之前。

造反行为种种

韩爱晶的造反行动很快就进入“中央文革”的视野。以江青为实际领导人的“中央文革”对“文革”初期产生的红卫兵领袖十分重视,韩爱晶自然也被江青所看中。韩爱晶开始飞黄腾达了。韩爱晶当上了北京航空学院革命委员会主任、“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核心组副组长、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常委。

从此之后,韩爱晶便紧跟江青为实际领导人的“中央文革”,实行了一系列的造反行动。

由于北京航空学院培养的学生将来是要为国防建设服务的,因此该院在接受教育部门领导的同时,也接受国防科委领导。国防科委对于北京航空学院的动乱也十分重视,派干部去了解情况,指导工作,那里的干部对韩爱晶等人的造反行为也是否定的,对工作组的工作是支持的。当韩爱晶翻过身来后,就要报这“一箭之仇”。他组织一批红卫兵开到国防科委,要求揪出派到北航工作的干部,还要揪出国防科委领导人。在被拒绝的情况下,他们干脆不走了,就坐在国防科委门前“请愿”,在韩爱晶的鼓动和示范下,他们竟然连续静坐达28天。这次静坐影响很大,成为“中央文革”用来说明群众革命精神的例子之一。一些红卫兵小报也对之大肆渲染,成为哄动一时的事件。而韩爱晶作为静坐的组织者,也名噪一时。本来,在北航也有一些造反风云人物,他们论口才和组织能力并不比韩爱晶差,他们都在与韩爱晶竞争红旗战斗队的领导权。但在去国防科委静坐这件事情上,他们显得不如韩爱晶坚定,这使“文革”初期北航红卫兵们认为,只有韩爱晶才是敢闯敢干的领导人,愿意听他的指挥,这样,他的北航红旗战斗队总头目的地位就更加稳固了。

率众到国防科委静坐的经验,使韩爱晶意识到,只有大闹才能有大名,有大名才能有大权。他决定把攻击的矛头指向地位更高的人。正在此时,“中央文革”授意要打倒刘少奇。有“中央文革”撑腰,韩爱晶的胆子也大了。1967年7月26日,他与北京建工学院“新八一”联合成立了“揪刘火线总指挥部”,以召开批判会和逼刘交出第二份认罪书为名,调集了几十个单位数千名群众围堵中南海各门,还架起了高音大喇叭,向中南海里呼喊“打倒刘少奇”的口号。幸亏周总理及时采取了强制措施,才平息了这场轩然大波。

国防科委静坐和围困中南海两件事,使韩爱晶有了在红卫兵中一呼百应的形象,他和他领导的红旗战斗队已经在首都形成一定影响。但是,韩爱晶考虑,红旗战斗队决不能局限于北航之内,也不能只限于北京,必须把影响扩大到全国各地,而且不能限于高校内。只有扩大了红旗战斗队在全国的影响,自己在全国红卫兵中的领袖地位才能保持稳固。为此,他以红旗战斗队的名义,借大串连之机,先后派出数百人,以“红旗战斗队调查组”、“红旗战斗队联络站”等名义分赴全国各地。平心而论,他们赴全国各地,也并不完全是自己主动要去的,许多情况下,是那里的造反组织在造反过程中遇到了阻力,便想得到已经有很大实力、很大影响,受到“中央文革”支持的红旗战斗队的支持,主动到北京来请他们去当地支持他们造反的。有一些则是在串连时,到北航去见了韩爱晶后,请他们派人到当地去介绍经验的。这些造反组织串连起来,在全国形成联系的网络,兴风作浪,危害极大。仅以韩爱晶领导的红旗战斗队来说,他们就在短时间内,插手全国大部分省市自治区的“文革”运动,左右了35个重要单位的政局。尤其严重的是,韩爱晶还在“中央文革”的授意下,一心要插手部队的运动。他和几个骨干商议后,在红旗战斗队里成立了专门对付部队的“全国动态组”。1967年4月,北航红旗战斗队的“全国动态组”派人赴武汉调查、搜集、整理了上百页关于当地部队领导的黑材料,交给当时的“文革小组”成员王力,为王力一伙诬陷武汉军区,制造震动全国的特大冤案提供了炮弹。

在“中央文革”的授意和支持下,韩爱晶等人把斗争矛头指向军队和地方一大批老革命家,铸成一个个劣迹。他率人诬陷和企图打倒徐向前,绑架、迫害了张平化、叶飞、徐海东等人。同时,他们在北航院内设立了名为“隔离室”的监狱18处,先后立案审查了465人,其中170人受到非法关押,造成20余人非正常死亡。

揪斗彭德怀

韩爱晶在“文革”中干得最恶劣的一件事,是揪斗彭德怀。“文革”开始后,红卫兵也好,造反派也好,当时主要是把眼睛盯在中央的一些高级领导干部身上,特别是要集中力量,打倒刘少奇、邓小平。当时彭德怀任西南局建委第三副主任,正在西南地区指挥三线建设,按理说,他不应是红卫兵要揪斗的主要对象。但不知怎么回事,韩爱晶却想到了彭德怀,他提出要把彭德怀揪回北京,还专门派了一个揪彭战斗队赴西南把彭德怀押回北京。揪回彭德怀后,韩爱晶立即组织人对彭进行审问、逼供。韩爱晶没有想到,他们揪回彭德怀这件事,让周恩来知道了。周恩来立即让身边工作人员向北京卫戍区领导转达他的五项指示:“不准打,不准搞‘喷气式’、不准挂牌子、不准游斗、不准开万人以上斗争大会。”北京卫戍区的同志立即找到韩爱晶,向他转达了周恩来的指示。可是,韩爱晶倚仗有“中央文革”撑腰,根本不把这五项指示放在心上。1967年7月9日,在北航的一间教室里,韩爱晶写下了自己历史上最肮脏的一笔。这一天,在韩爱晶主持下,召开了一个小型“审斗会”,审斗功勋卓著的彭德怀元帅。韩爱晶在审斗之前,就告诉他手下的人,此次审斗彭德怀要“刺刀见红”,一定要让彭交待自己的“罪行”。会前,北京卫戍区的同志再次向韩爱晶宣布了周总理的五项指示,可韩爱晶却声称“周总理的指示已经过时”。在审斗时,韩爱晶大模大样地坐在这间教室中的一张桌子前,两边分列红旗战斗队的骨干分子,把彭德怀推进教室后,让彭立在中间。韩爱晶首先开口,要彭德怀交待“在抗日战争时期干了哪些坏事”,“为什么要打百团大战”,还要求彭德怀交待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为什么要反对毛主席,为什么里通外国。彭德怀向他们讲述了历史真相,驳斥了韩爱晶等人的指责。当韩爱晶等人无理地给彭德怀扣帽子时,彭德怀大义凛然,义正词严地拒绝了韩爱晶的责问。韩爱晶恼羞成怒,带头对彭老总进行逼供和殴打。他们逼迫彭老总在写着“反对毛主席”罪名的纸条上签字并写“认罪书”,刚直不阿的彭总再次据理驳斥、拒绝签字。韩爱晶更加恼羞成怒,先后7次将彭总打倒在地。使彭总前额被打破,左右两侧第五和第十肋骨骨折,肺部受内伤。一个星期后,北航造反组织又召开了上万人的“批斗大会”,不顾彭总的严重伤病,会上对彭总搞“喷气式”,会后又挂牌游斗,并再次毒打彭老总,连陪斗的张闻天同志头部也被打成血肿。

日子不好过了

随着高校造反红卫兵中各派别的崛起,红卫兵组织之间开始打起了派仗,派仗发展为武斗,许多地方发生流血事件,造成人员伤亡。高校里的正常秩序已经不复存在。这种动荡局面引起了毛泽东的关注,他想稳定局势,而稳定局势,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对高校中造反的红卫兵有所约束。

毛泽东稳定高校的办法,是派工宣队进驻高校,做打派仗和武斗的红卫兵两派的工作。但是,毛泽东的这一决策,却受到了红卫兵的抵制,在清华大学甚至发生了红卫兵开枪打死打伤工宣队员的事件。毛泽东十分震怒,他决定找红卫兵五大领袖谈话,对他们提出警告。韩爱晶是红卫兵五大领袖之一,自然是被通知参加毛泽东谈话的人。

1968年7月28日,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接见了聂元梓、蒯大富、谭厚兰、韩爱晶、王大宾这红卫兵五大领袖。

毛泽东等同红卫兵五大领袖谈话长达五个小时之久,中心意思就是批评红卫兵,要他们听从指挥。

这次谈话结束后,红卫兵五大领袖都战战兢兢,知道自己闯祸了。

但是,当时,毛泽东对红卫兵五大领袖还是手下留情的。特别是对于蒯大富、谭厚兰、韩爱晶、王大宾这些20多岁的青年人,毛泽东还是十分爱护的,认为他们是年轻人,犯点错误难免,批评他们应该,但不必过分追究。出于这一想法,毛泽东在严厉批评了红卫兵五大领袖之后,就把话题转了。

韩爱晶是有心人,知道毛泽东、林彪等人这次谈话对自己今后命运十分关键,因此他边听边记,拼全力把谈话主要内容记下来。由于韩爱晶用心最多,因此,他也是参加谈话者中,记录最多最全的。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自从这次谈话后,包括韩爱晶在内的红卫兵领袖开始逐渐被冷落了。毛泽东的谈话通过一些渠道也在北航传开了,与“红旗”对立的一派趁机抓住这一点,攻击“红旗”派首领韩爱晶反对毛主席、反对解放军。有人甚至提出要把韩爱晶当作反革命揪出来。原来紧跟韩爱晶“红旗”派的一些人也作鸟兽散,有的还反戈一击。韩爱晶的日子开始不好过了。在反对派一片“打倒”、“揪出”的鼓噪声中,他不再多露面了。

被揪了出来

当时,打死打伤工宣队员的蒯大富最受人注目,因此,在此时也最招风。这样反而使韩爱晶减轻了来自各方面的压力。盯住他的,只有北航那些同他对立的人、一些吃过他的苦头的人。另一方面,“中央文革”对红卫兵五大领袖还是力保的,在方方面面替他们说好话。这就使惹了大祸的他,在短时间内毫发未伤。

但事情是变化的。就在红卫兵五大领袖以为躲过一劫之时,在武汉发生了“七二○事件”。这个事件是在“中央文革”成员的鼓动下搞起来的,他们想借“文革”之机“揪军内一小撮”,这引发了极大矛盾,在武汉也发生了大的动荡。这个事件引起军队干部的极大不满,毛泽东也十分震怒。他在上海否定了由“中央文革”成员起草的八一社论,提出:还我长城!毛泽东的话传到北京,“中央文革”的人慌了。他们赶紧“丢卒保车”,把王力、关锋、戚本禹先后抛了出来。这些人一倒,红卫兵五大领袖自然逃不掉,于是,红卫兵五大领袖开始被注意了。他们所在单位的造反派率先起来向他们进一步发难。这些向他们发难的造反组织又串连全国的造反组织一同发难,一时间,红卫兵五大领袖成了“小爬虫”的代名词。他们所在的单位都把他们揪了出来,不光进行批斗,还把他们关押起来。他们被勒令交待问题。好在有“中央文革”暗中保护,他们还算没有吃多大的苦头。

韩爱晶也被揪了出来。他多次被找去谈话,要求讲清问题。此后,韩爱晶被隔离审查,后被监督劳动。

被判刑入狱

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随后,中央宣布“文革”结束。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中央展开了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一些在“文革”中受到冲击的受害者纷纷提出要追究那些制造这些冤案的人的责任。红卫兵五大领袖又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但这次他们是作为反面人物进入人们视野的。

韩爱晶自然不能避免。在1977年,就有许多人向中央和有关部门提出,要重新审查韩爱晶在“文革”中的问题,追究他的法律责任。此后,陆续有许多人向中央和北京市委提出这类问题。中央和北京市委对韩爱晶进行了重新审查。1979年,韩爱晶被公安机关逮捕。1983年3月16日,法庭认定韩爱晶已构成反革命杀人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和诬告陷害罪,依法判处他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

韩爱晶被判刑后,先后在北京和外地关押,后来在唐格木农场被监管劳动。

后事

到唐格木农场时,韩爱晶已经三十大几岁了。由于他在“文革”的那段历史并不光彩,加上长期处于被审查的地位,他并没有结婚。可是,在唐格木农场,政治上已经毫无希望的韩爱晶却收获了爱情。在这里,他与一个四川姑娘相识并相爱。这个四川姑娘,生长在贫困的农村,后到农场来劳动。韩爱晶与这个四川姑娘相爱不久,二人就结婚了。一年后,这个四川姑娘给韩爱晶生了一个儿子。

1987年夏天,韩爱晶的命运有了转机。北京传来了消息:韩爱晶仍按大学毕业生待遇回原单位工作,政治上不要歧视,生活上妥善安排。

唐格木农场为韩爱晶举行了简单的欢送会。韩爱晶挥泪告别了农场领导和唐格木的朋友、难友们,与妻儿登上了东去的列车。

韩爱晶先同妻儿回江苏老家看望了老母亲和亲友,然后又一人来到了北京。在北京的一些北航老同学们一起请韩爱晶吃饭。席间,大家又力所能及地为韩爱晶集了一点资,以帮他度过燃眉之急。韩爱晶在北京玩了几天后,就南下到组织上给他安排的工作单位去了。

韩爱晶被安排到湖南株州某兵工厂。该厂的各级领导大部分是北航毕业生,对韩爱晶很照顾,将他分配到厂里技术情报室工作。不久,韩爱晶又被厂里派到深圳办事处工作。后来,深圳有几家大公司聘请他出任老总。韩爱晶请示了厂里后,去了一家有数千万债务的国企参股公司当了总经理。几年下来,在他的努力下,公司债务基本还清。

2003年,韩爱晶办了内退,领取内退工资。内退后,他又应邀给一家公司当了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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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讲究报应。

英烈不孝子,时代弄潮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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