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第一大邪教是怎样形成的?拥有教徒数百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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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贯道”全盛时期,拥有教徒数百万,乃民国第一邪教

近日,“全能神”邪教成员残忍制造了招远麦当劳命案,再度引发公众对中国民间秘密邪教组织发展情状的担忧。揆诸历史,自明清以来,当局虽一再严禁,但民间秘密邪教组织,在中国底层社会,却从未绝迹;民国晚期,邪教组织“一贯道”,甚至一度发展到与国、共两党分庭抗礼的程度。

“一贯道”发端于晚清,极盛于1940年代。其教义,杂糅儒、道、佛及耶稣教经典,宣称整个宇宙分“红阳”、“青阳”、“白阳”三期,各历一万八千年。目下正值“白阳”期末世,大劫将至,须得信奉“一贯道”,才能消灾免难。

该教之具体规模,尚缺乏具体统计数据。据该教大道首王效峰披露,1930-1947年间,其全国组织架构,设有北京、天津、济南、上海等7大总坛。另据《上海公安志》披露,1949年前后,一贯道在上海拥有基层坛堂1144个,办道人员6200余人,道徒约30万人——而该教上海总坛,所辖范围并不止于上海市范围,如常州、杭州、温州等地分坛,亦归上海总坛管辖。如此,当不难揣知,“一贯道”当年教徒之众。有学者认为,极盛时期的一贯道,有教徒300万人以上,当非虚言。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抗战期间,“一贯道”将大量汪伪政权高级官员发展进入组织。如汪伪中央税警团团长李丽久、汪伪军事委员会委员孙祥夫、汪伪行政院副院长兼外交部长褚民谊、汪伪考试院院长王揖唐……等等,均在“一贯道”内担任高级干部。“一贯道”魁首张光璧,亦充任汪伪政府外交部顾问之职。1946年,国民政府社会部联合内政部,曾公告各地要求取缔“一贯道”,并以“汉奸罪”对该教发起起诉。但在张光璧等人的活动下,起诉无疾而终。

此类邪教能够滚雪球般壮大,实因其本质是一种传销式敛财机器

像“一贯道”这般,以生搬杂糅之教义,却能迅速发展成民国第一“民间秘密宗教”,其缘故何在?换言之,这种邪教组织,滚雪球般壮大的原始驱动力,是什么?

台湾学者邱丽娟,曾以清代中期为切入点,研究过“民间秘密宗教”繁盛的原因。其结论认为:秘密宗教之所以在下层社会普遍流传,“与经济因素有密切关连”。一方面,“民间秘密教派教首最初设教的动机,主要是着眼于经济利益的考虑,以谋得金钱财物为出发,极少的例子是出于政治上的动机而叛变造反。……他们凭着粗通的民俗医术,编造一套消灾祈福、追求来生富贵的宗教理论。”另一方面,“教徒之所以愿意入教,一则是因向往来生富贵的理论可以摆脱现世的贫穷,一则也是为了日后能够谋取教职可以传徒收钱。”

换言之,所谓“民间秘密宗教”,实际上是一种金字塔式的敛财体系——越高层级的教首,享有越多的财源;越低层级的教徒,所获财源越少,唯有再往下努力扩充教徒人数,方能扩展财源。这正是民间“秘密宗教”——自民国之“一贯道”,至今日之“全能神”——能够长盛不衰的原始驱动力。至于其教义本身如何,实际上并不重要;正如传销模式下,其产品质量如何,已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竭尽全力发展下线。

这种金字塔式的敛财体系,也恰恰是当日汪伪政府高级官员们乐意加入“一贯道”,成为教内高级干部的主要原因——该道敛财名目极多,如捐钱办道、考财、度大仙、功德费、开荒费、坛主费、献心费、忏悔费、齐家费等等——投桃报李,以敛财为目的的教首们,亦可以投汪伪之所好,随意更改其教义,宣称“日本来中国是天数,来收恶人”;内战期间,甚至在教徒中散播“十八小子坐中原”之谶语,妄图渔利。

“愚者求福,黠者敛财”,是近乎所有邪教组织的基本特征。洞悉此节,以作针对,对识别、削弱邪教组织滚雪球传销式的发展,应有裨益。

参考资料:

王效峰:《一贯道内幕》,湖北文史资料总第45辑,1995。秦宝琦、晏乐斌:《地下神秘王国一贯道的兴衰》,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本书课题组:《荡涤尘埃:新中国反邪教斗争》,郑州大学出版社2001。上海市公安局公安史志编纂委员会编:《上海公安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台)邱丽娟:《来生富贵:清乾嘉道时期华北地区民间秘密宗教的经费来源与流向》,收录于《中研院近代史所财政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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