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做汉奸是与蒋介石唱双簧?

李凝晚 收藏 6 248


汪氏谈“双簧论”:曾与蒋长谈,“君为其易,我任其难”

为汪精卫辩护的声音常称:蒋、汪二人在对日问题上早有默契,一在后方主持抵抗,一在沦陷区与日人议和,如此可使中国在同盟国、轴心国两面押宝,无论战局如何,“中国”始终可立于“不败之地”。其实此论并不新鲜,汪氏当年即屡屡使用“君为其易,我任其难”这般论调,来迷惑世人。

汪氏左右亲近均表示:“原以为汪先生此行必系受中央之委托”

汪精卫与日本议和得到蒋介石同意,这一论调,最初来自汪的“自我爆料”。汪氏曾告诉褚民谊,他出走前和蒋介石有过长谈,蒋说:“抗战易,和平难”,汪答:“君为其易,我任其难。”故褚民谊相信汪精卫发起和平运动,是蒋介石默许的。曾任汪伪政权考试院院长的江亢虎也说:“我以为汪系蒋主席暗命出而另想和平救国办法,且据汪称日本无条件于二年内退兵,归还中国领土,尊重我国主权,故与汪合作。”在汪伪政权中历任要职的梅思平也说:“(原)以为汪先生此行必系受中央之委托”,后来在香港见到周佛海等人,才知道“汪先生此行事前并未与中央接洽,欲以个人之地位,发表通电大体赞成近卫宣言,一面促成中央之注意,一面引起国内舆论,使国民对和战问题有正确之认识。”

汪氏把“君为其易,我任其难”之双簧论讲给褚民谊等左右亲信,固有让他们放心地加入伪政权之用意;但褚民谊等人事后以误信“双簧论”自我辩解,也难免逃避汉奸责任之嫌。

汪氏自我解释:散布“双簧论”之用意,乃对日“将计就计”

在组建伪南京政府之前,汪氏亦曾公开讲话,解释自己散布“双簧论”之用意:“我此次出来,日本总以为我与蒋先生唱双簧,以为中国真欲媾和,我不妨将计就计,借此为缓兵之计。自我等离开重庆、发表和平通电之后,日本前方官兵不明真相,以为和平真正到临,均已丧失战意。……故我等组织政府并非与重庆争政权,乃为重庆作掩护,减弱日军之战意而缓和其攻势。即从反面言之,我等在南京组织政府,于重庆之抗战工作固丝毫无所妨害。我等既非如共产党之在延安于抗战后方另组政府,扰乱战线,割裂军政,又不谋于抗战区内占据尺寸之地盘,以自树势力。我等所管理者为业经沦陷之土地及人民,所争者为敌人已经吞噬之利益,我等所欲保存者为国家之元气与沦陷区人民之利益,固不能于后方取得一草一木以附益敌人,故我等在南京组府,不但于抗战无害,而反于抗战工作有所辅助,亦未可知。”

汪氏此番言论,虽否定与重庆有“双簧”之约,但字里行间,却埋伏有“双簧”之实,并将此种“双簧”之实,称作“将计就计”。

“双簧论”在当年沦陷区大有市场

因汪氏此种巧妙宣传,“双簧论”当年在沦陷区颇有市场。1942年夏天,17岁的山东学生王鼎钧欲自沦陷区投奔大后方,去找本地警察局的巡官开“探亲证明”。王鼎钧回忆:“探亲证明的大标题是‘良民通行证’,铅印,重磅纸,纸面发亮,拿在手里哗哗响,精神一振。那巡官跟我谈汪精卫,汪在1939年投靠日本,成立另一个国民政府。汪是中华民国开国元勋,是追随中山先生的革命先进,他怎么会当汉奸?有人猜测,汪在抗战局势最恶劣的时候有此一举,是国家设定的计谋,汪蒋两人间有默契,他这个汉奸是假的。这猜测在沦陷区流行,使下水当汉奸的人也可以有一番说辞。那巡官说:‘我认为汪先生不是汉奸,我才跟着汪先生走。你到重庆去打听打听,来封信告诉我,他到底是真汉奸还是假汉奸。’我没能替他办到,他太高估了我。”

一个沦陷区小县城里的巡官,其是否选择去伪警察局任职,与汪精卫是否在和重庆唱双簧,其实不会有多少关系。如王鼎钧所言:“也许,他并不真正需要答案,只是向我,向一个到大后方参加抗战的人表明心迹,尽管我还是个孩子。”巡官之所以相信“双簧论”,是因为他愿意相信“双簧论”。“双簧论”为许多沦陷区的汉奸寻回了自己的道德立场。

“双簧论”乃大谎言,汪氏本欲在大后方与重庆唱“对台戏”

有论者谓,汪氏是抱着“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决心,抛下名誉、地位,前往沦陷区建立政权,救民于水火,与日军周旋。其实,汪氏一开始并没有想去沦陷区。

汪氏本意,是想在西南大后方,脱离重庆另组政府对日和谈

汪氏本人及其汪伪政府核心成员均宣称,其在沦陷区建立政权,为的是“救民”。汪氏打算赴日谈判时,陈公博给致电汪氏:“先生如此,何以面对国人?”汪氏回复:“弟为国家、人民而赴日,有何不可以对国人?”褚民谊也以此为自己辩护,“以沦陷区域之广大,安能责全体民众一概西迁?此为不可能之事。在沦陷区中,见日人对民众之肆行侵虐,不但悲愤,抑且不忍。和运以救民为口实,本人以为最少限度,亦必做到‘委曲求全,加以保障’。”据此而论,汪氏一干人等似乎不是去沦陷区做汉奸,而是去沦陷区为民“献身”。

但事实是:汪氏一开始并没有想过要去沦陷区,他念兹在兹的,乃是在大后方建立新政府与重庆分庭抗礼。在重光堂会谈中,汪方代表高宗武、梅思平。与日方代表影佐祯昭、今井武夫等人拟定的计划是:汪氏从重庆出走,发表“和平”声明后,“云南军队首先反蒋独立;其次,四川军队起来响应”;“云南的军队以及四川军队将领作为同志已有了可靠的盟约,只是因为有中央直系的三个师在四川,所以决定先从龙云起义”;“并且广东军队以及其他战线上的军队,有不少也是谅解这一行动的,因为受到中央军的监视,尽可能使他们的起义从缓行动。”

在得到云南、四川、广东响应后,汪精卫“将其同志集中于其手下,在云南、四川等日本军队尚未占领的地区成立新政府,建立军队”,然后“撤出一部分日本军队,使广西和广东两省成为新政府的地盘”。史实具在,清晰可见——汪氏之本意,乃是通过自己“革命元勋”之“威望”,号召西南将领“起义”,在日本支持下建立与重庆政府相对抗的新政权。

西南实力派无人响应,汪氏在后方唱不成对台戏,只好去沦陷区“唱双簧”

按重光堂会谈,在汪氏“大后方另建新政权”计划中,云南省主席龙云是关键中的关键:龙云率云南军队首先响应汪的声明反蒋独立,是新政府产生的前提;龙云及其军事力量是新政府的主要支柱,云南则为新政府的主要基地。陈璧君1938年夏秋之际,曾多次前往昆明面晤龙云,对龙云非蒋氏嫡系之处境深表同情,并鼓动龙云反蒋。龙云对反蒋不置可否,但却表示:“汪先生如来昆明,我很欢迎,如果愿意由此出国,我亦负责护送。”另据汪之亲信陈春圃讲:他在与龙云联络时,汪氏不许他多说,须待汪到达昆明后再亲自“把全部计划毫无保留地告诉龙云”。汪、龙会谈之后,汪氏亦曾对其亲信转述龙云之语:“我完全同意,只是有一点,日本要两年之内撤兵,时间太长一点,最好改为一年。”

但此番言论,大概只是为了安抚人心。汪氏本预计在昆明停留两天,会谈后却催促亲信次日即走,“明天非走不可,呆下去要出事的”,龙云之真意究竟如何,当可揣知。汪氏于河内发表“艳电”(发表于1938年12月29日,因29日在电报中的代码为“艳”,故称“艳电”。这是汪精卫公开降日的标志),尚期待云南响应,龙云却旗帜鲜明地选择支持重庆政府。余者如桂系之李宗仁、粤系之张发奎等汪氏寄予厚望者,亦无一人响应,汪氏“大后方另建新政权”计划泡汤,与蒋唱不成对台戏,只好另觅出路,去沦陷区“救民于水火”,“对台戏”也顺势变成了“唱双簧”。

至于褚民谊等人为己辩护,声称:“贝当是维护法国人民的,他的苦衷情形与汪先生是一样的,他的政府近乎南京政府”,“如果英美登陆仍在抵抗而不策应是汉奸,或胜利后还在拥兵自卫的也是汉奸。南京政府于敌人投降之后的第二天即自动撤销,就不应算是汉奸了。”此言纯属狡辩。贝当之维希政府,建立在未被德国人占领的自由区。若重庆政府与日本停战议和,自可类比于维希政府。南京伪政权身处沦陷区,卵翼于日军铁蹄之下,实属傀儡,安得以维希政权相比拟!

汪氏投日的真实逻辑:对抗日绝望,争权心盛,被日本人骗

“双簧论”乃汪氏当年自我掩饰的一块遮羞布,殊不合于真实的历史逻辑。汪氏之所以投日,就其演变脉络而言,有三点至为重要:对抗日无信心;与蒋争权心盛;被日本人骗。

首先,汪氏认为“抗战必然亡国”,故而一力主和

“七七事变”后,汪氏发表《最后关头》演说,认为在日寇步步侵略下,中国同胞惟有“一齐牺牲”。汪氏说:“我们不但因为不愿做傀儡而牺牲了自己,我们并且因为不愿自己牺牲之后,看见自己的同胞去做傀儡,所以我们必定要强制我们的同胞,一齐的牺牲,不留一个傀儡的种子。”悲壮之中,有浓厚的悲观情绪。

汪氏之所以认为“抗战必败”,主要基于两点原因:其一,中国是弱国,日本是强国,“须知数十年来,中国军事经济,在物质上着着落后,固不待言;即组织上亦幼稚不完善”。其次,欧美各国会坐视日本侵华而不顾,“鉴于‘九一八’后,英、法之操纵国联,优容侵略,及美国置身国联之外,与英、法一鼻孔出气之态度,深恐彼等始终保持此种态度,使德、日等国肆意侵略”。据杨天石统计,截至1937年12月南京沦陷,“在此前后,汪精卫劝说蒋介石与日本言和,共达十多次。”至1938年10月,广州、武汉失守,汪精卫对抗战前途已悲观到了极点。不过,也没有必要过分苛责汪氏这种悲观。“抗战必然亡国”这种认知,在当时并非汪氏所独有,相反,是许多人的“共识”。政界中人如孔祥熙、何应钦等自不必论,学界中人,陈寅恪、胡适也有相似的认知。再如青年党党魁左舜生、国社党党魁张君劢、《大公报》主持者张季鸾,在南京失陷前后,也都曾向蒋介石“进言和平”。

其次,汪氏以国民党领袖自居,与蒋争权之心旺盛

汪氏向以孙中山继承者自居,曾任广州国民政府主席、武汉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后来居上,成为抗战之全民领袖,汪在内心是不满的。全面抗战之前,汪氏曾数次参与反蒋,均未成功。汪氏之不满于在党内充当副职、虚职地位,乃众所周知之事。1938年4月,在国民党临时大会上,蒋介石当选总裁,汪精卫为副总裁。参加会议的少将参议龚德柏观察到,当时汪精卫脸色十分难看。

汪氏亲信大多认为,汪蒋权争中汪之失意,乃是汪氏投敌的一个重要原因。如曾任汪伪政权财政官员的杨惺华回忆:“汪在重庆虽居国民党副总裁之尊,但无实际权力,早怀不满,只是没有机会发作罢了”,日本人肯让汪精卫出面组织“中央政权”,恰恰是一次“发作”的机会。

再如:改组派重要人物甘乃光在汪精卫离开重庆后对人说,“汪先生的出走,恐不止因为共产党问题意见冲突。一年来,汪先生在政府里没有什么权力,在党里也一样。他虽身居副总裁地位,只是虚名,许多重要举措,从来不曾与闻,这一点大概最使他难堪。”高宗武依据他对汪精卫的了解,谈及1937年蒋介石做了国民党总裁(主席),而汪精卫只是副总裁(副主席)时也说,“汪对于副主席一职非常不快,他认为自己比任何人更有资格当党主席。这件事也最终影响了他的动向。”

其三:汪精卫上当受骗,以为日本人真会在两年内撤军,然后给他自主权

1938年11月达成的“重光堂密约”是日、汪合作的基础,其主要内容为:(一)承认满洲国;(二)随着治安的恢复,日军在两年以内撤退;(三)为了防共,日军驻扎内蒙,以日华防共协定有效期间为驻扎期限);(四)外国租界、治外法权归还中国;(五)互相不赔偿军费。

在这个密约中,对汪氏最具诱惑力的无疑是撤军一项。当日本陆军部的军人们看到这个条款时,他们极力反对:“假使战胜国让战败国来约定撤兵时间等等,这种不名誉的表白,是绝对不能允许的,是对不起在前线辛苦作战的官兵的。”在军人的压力下,1938年12月22日的近卫第三次声明中,没有加入关于撤军的内容。

12月29日,汪氏发表“艳电”回应时,还满怀幻想地说,“其尤要者,日本军队全部由中国撤去,必须普遍而迅速。所谓在防共协定期间内在特定地点允许驻兵,至多以内蒙附近之地点为限。”汪精卫当时对日本的信任近乎天真,他在另一篇文章中说,有些人“以为日本除了灭亡中国没有第二条路,所以我们除了抗战没有第二条路。”汪精卫指出了第二条路,即“中日合作”,他还说“日本如果不选择这第二条路,日本必陷于绝大的困难。中国如果不选择这第二条路,中国将无以保其生存独立而进为现代的国家。”

1939年6月,汪氏亲自前往东京,拜会日本军政要员。汪表示,“如果他成为日本支持的中共政府的领袖,日本应该准许他建立一支50万人的中国陆军;中共政府成立后,日本应该尽快撤军;日本不应干涉中国内政;日本应立刻承认他的政府,并尽快取得德国和意大利的承认;日本应给他三亿日元的财务资助;在首都南京,应有权控制华北。”日本领导人表示,“只要汪能够实现和平,将尽可能满足他的‘要求’。”随后他们给上面一个个要求都加上了限制,给汪精卫泼了一头凉水。

1939年12月,陈公博看了《中日基本条约》的草案后,对影佐祯昭说:“这哪里是基本条约,简直日本要控制中国罢了。”影佐回答说:“在目前不能说日本没有这个意思。”陈公博向汪精卫转述了影佐的话,汪氏说:“我们偏不使日本控制中国。”汪精卫最初显然是相信日本会给予他一定自主权的。然而事实上,南京伪政权徒有其名,满洲国“独立”,华北地区还在王克敏名下,日军依旧驻扎各地。

参考资料:南京市档案馆编:《审讯汪伪汉奸笔录》,凤凰出版社2004;黄美真、张云编:《汪精卫集团投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南京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编:《汪精卫集团卖国投敌批判资料选编》,南京大学学报编辑部1981;高宗武:《高宗武回忆录》,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黄美真编:《伪廷幽影录》,东方出版社2010;今井武夫:《今井武夫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蔡德金:《历史的怪胎:汪伪国民政府始末》,团结出版社2008……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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