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对日本历来缺乏战略的原因所进行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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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对日本历来缺乏战略的原因所进行的思考 许多学者认为,日本历来缺乏真正的战略和战略人才,其中最突出的莫过于日本在二战中的表现。日军在中国战场横行十于年,徒有现代化的军队和武器,面对远远落后于它的中国军队,没有一次高超的战略或战术表现,只知道一味倚仗蛮力和残忍,最后反而陷入了泥潭遭致失败。试看李宗仁将军的分析:“日本究系岛国,民族目光短浅,胸襟狭隘,政治,军事领袖皆有志大才疏之弊,徒有成吉思汗的野心,而无成吉思汗的才能和魄力。因而他们侵华的方式,是蚕食而不是鲸吞······” “侵华战事既已发动


对日本历来缺乏战略的原因所进行的思考

许多学者认为,日本历来缺乏真正的战略和战略人才,其中最突出的莫过于日本在二战中的表现。日军在中国战场横行十于年,徒有现代化的军队和武器,面对远远落后于它的中国军队,没有一次高超的战略或战术表现,只知道一味倚仗蛮力和残忍,最后反而陷入了泥潭遭致失败。试看李宗仁将军的分析:“日本究系岛国,民族目光短浅,胸襟狭隘,政治,军事领袖皆有志大才疏之弊,徒有成吉思汗的野心,而无成吉思汗的才能和魄力。因而他们侵华的方式,是蚕食而不是鲸吞······”

“侵华战事既已发动,而日本人又没有气魄来大举称兵。等到中国民愤达到最高潮,以致卢沟桥‘事变’无法收场······才逐次增兵······日军一个师团,一个师团地开入中国,正如把酱油滴入水中,直至把一瓶酱油滴完,为水吸收无形而后已。日本人便是这样一滴滴地 ,滴进了六七十个师团在中国大陆······”

“日本既处心积虑要征服中国,就应乘欧洲多事之秋,一举把中国吞下。日本平时国防军有二十个师团,稍一动员便可递增至四五十个师团。”“如果卢沟桥战事发动前夕,日本便动员全国,首批派遣三十个师团同时分途进犯。用闪电战方式,主力由平汗,津浦两路南下,另以一路出西北,实行战略上大迂回,占领兰州,一举切断中苏的交通,并与沿陇海铁路西进的部队相呼应,夹攻陕西,占领西安,得陇望蜀,威胁成都。同时利用海道运输的便利,向长江、珠江两流域西进攻击,与其南下的主力军相呼应,是西南各省军队不能调至长江流域作战,则占领淞沪、南京、武汉、长沙等战略要地,即无异探囊取物。”

“然后右路越秦岭占成都,中路上宜昌、穿三峡、占重庆,左路经广西、向都匀、入如贵阳。一举而占领中国个重要都市,将我方野战军主力摧毁,将零星游击队赶入山区,肢解我们整体抵抗的局面,陷全国于瘫痪状态,并非难事。到那时,我政府只有俯首听命。”

“等到大势已去,纵使我们的极端主战派也只好钳口结舌。则以蒋、汪为首的反战派和抗日亡国论者将振振有词,率全国人民屈服与暴力之下了。然后,一俟德、意向外侵略,欧战发展到顶点时,日本即可挟中国的人力物力,向亚洲防卫力量薄弱的地区,进行狂风掳掠性的战争,则南进北进,均可游刃有余。如此,二次大战结束的面貌,恐将完全两样了。”

笔者认为,日本之所以在战略上如此短视,很可能与其思维模式有关。在这里必须着重介绍一下被日本人誉为“兵法圣经”的《五轮书》,该书是日本战国时代末期知名剑客宫本武藏所著,宫本武藏自创“二天一流”剑法,从13岁到28岁进行了60多次决斗,从未落败,并于28岁那年在岩流岛用一把木剑劈杀了当时的天才剑客佐佐木小次郎,从而被誉为剑圣。《五轮书》是他个人决斗经验的总结,以及他对自己所创“二天一流”剑法的阐述。按照中国的标准,该书应被归为“武林秘籍”而不是兵法,但其在日本国内影响甚大,与《孙子兵法》,《战争论》一起被合称为“世界三大兵书”,现今仍有需多大型企业或财团的CEO对其膜拜有加。

宫本武藏在书中弘扬的观点之一,就是“以小见大”,他确信自己的战法如果可以让一个人战胜另一个人,那么就也可以让一个人战胜一群人,让一群人战胜另一群人,让一个国家战胜另一个国家,就好比按照小模型建造大房子。同时,尽管宫本武藏在书中论述了很多计谋,但他取得胜利的最终方法,仍然是用刀直接刺入敌人的身体,一切皆以武力征服为核心。在笔者看来,这与后来日本在战略上的“一根筋”有莫大的关系。在近代,日本通过明治维新迅速发展国力,随后在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中击败中国和俄国,一跃成为亚洲的新霸主。胜利的光环使日本人忽视了自身在战术上的呆板,僵化以及其带来的巨大伤亡。尤其在日俄战争中,日军在乃木希典的率领下强攻俄军占据的旅顺,为此还发明了“肉弹战术”,虽然最后得手,日军却伤亡了5万多人,这几乎是乃木希典所率日军的全部,包括他的两个儿子也死于阵前。在凯旋回国的船上,乃木希典赋诗道:“皇师百万征强虏,野战功成尸做山。愧我何颜见父老,凯歌今日几人还。”

对日军在日俄战争中的表现,英国军事家李德·哈特在其著作《战略论—间接路线》一书中有过这样的论述:“日本的战略,完全学着他们德国师傅的榜样,纯粹是采取直接路线。尽管俄军在作战方面所依赖的就只是一条单独的铁路线——西伯利亚铁路——可是日军对这样有利的条件,却完全不知道加以利用。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从来不曾有过一支军队是利用这样长和这样窄的通气管呼吸,而且因为这支军队的数量如此庞大,所以更使他们感到呼吸困难。但是日本的战略家所希望的,只是想正对着俄军的牙齿作直接的打击而已······因此他们是徒然流了许多的鲜血,而未能获得一个决定性的胜利。最后在毫无决定性的奉天会战后,日军就已经拼得精疲力竭。幸亏俄国对这次战争根本不敢兴趣,而且所用的兵力也还不到它全力的十分之一。于是俄国愿意讲和,这对日本而言,才真是一个天外飞来的好运。”可以说胜利是日军用武士道的狂热和自己的血肉“挤压”出来的,可日军并没有事后检讨,反而把此法当成了灵丹妙药,按照“以小见大”的观点,该方法既然适用于小规模局部战争,就也可用于大规模全面战争。侵华日军中有需多军官都熟读《孙子兵法》,但在运用上却非常生硬不懂变通,这也从侧面反映了日军喜欢强行借鉴前人成功经验的思维习惯,所以才有了二战期间在中国战场的表现。

另外,如果对成功经验总结的不彻底,其造成的危害不亚于忽视导致失败的教训。甲午战争中,中国北洋舰队在军舰总吨位上占优势,而日本联合舰队的火力却是北洋舰队的4-6倍,为什么呢?因为甲午战争前,日本海军实现了武器战备的更新换代,装备了最新式的速射炮,大小口径共173门,据资料分析,日本120速射炮的最大射程达到了7000米,直追“定远”舰305大炮的7800米,射速更是提高10倍以上,一门炮的弹重×射速已经追到305炮的74%,更不用说重量、数量优势了。北洋舰队成军后十年里几乎未添什么舰炮,只有江南制造局仿制英国阿姆斯特朗兵工厂的12门速射炮,其余都是已经落伍的旧式慢速后膛炮(军费都被用来修缮颐和园和搞奢侈的“三海工程”了)。

倪乐雄先生对黄海之战就军事层面做过客观的分析:“当时日本联合舰队的火力是北洋舰队的4-6倍,日本舰队摆出纵列队形,以侧舷火力交战,这种队形的特点是,以军舰最大受弹面积为代价,换取火力的最大发扬和侧舷火炮的最大射角。因为火力强弱悬殊,北洋舰队不敢以纵列队形进行侧舷火力对抗,只能以‘一字燕行阵’舰首对敌迎战,这一战斗队形的特点是,放弃部分火力(尾炮)和减小侧舷火炮射角,换取军舰最小受弹面积。本来北洋舰队的火力已不强,为争取最小受弹面积又削弱部分火力,所以5艘军舰被打沉,日方一艘未沉,是一点也不奇怪的事”。


“另外,北洋舰队采取的是不得已而为之的糟糕的战斗队形。稍有海军常识的人都知道,两支舰队对抗时,最有利和最不利的交战队形可用英文字母‘T’来表示。处于‘T’一横位置最有利,可充分发挥首炮,尾炮和舷炮组成的一侧火力。处于‘T’一竖位置最不利,因为除了首炮能充分发挥外,侧舷炮射角受到极大限制,还要放弃尾炮火力。由于日本联合舰队自始至终保持良好队形,对北洋舰队‘环而击之’,致使舰对舰交火时,北洋舰队的舰只都处于‘T’字一竖的最不利的位置上。但如果北洋舰队摆出和日军同样的纵列队形,以侧舷火力交战,那么在同样条件下,击中对方一炮,自己将被击中4-6炮,损失会更惨,可能被打沉的不止5艘军舰。所以,北洋舰队战斗队形的选择是当时条件下‘最佳’选择。国内史学界长期流行的观点认为:丁汝昌指挥失误,错误的战斗队形导致了失败云云,都属于不谙军事的外行话,不足为训。”


在笔者看来,丁汝昌当时的战术安排是合适的,因为根据当时北洋舰队的资料,其舰炮布局大多是为前向设计考虑的,不说“定远”、“镇远”的炮塔位置置,就是最先进的“经远”、“来远”,其大口径主炮也在前方。一些人批判北洋水师的横队不利于发扬火力,其实是套用了后来“无畏”舰的火炮布局和射击战术。

马汉说过:战术火力强弱决定海上决定性会展的胜利,进而获得制海权。黄海大东沟海战结束后,当时世界各国大多军事专家一致认为:“这是一场速射火力战胜重炮火力的典型战例。”

按说日军已经尝到了速射火力的甜头,应该着力发展才是,可二战中当西方列强的的步兵大量装备自动武器时,日军却扛着单发的“三八大盖”的情景却让人百思不得其解。其中一部分原因,可能是大家所认为的:自动武器火力猛,但弹药消耗大,如果150发子弹可以让用单发步枪的士兵作战一天,若装备冲锋枪,则只能坚持一小时。而日本作为岛国,资源贫乏,大量装备自动武器必然会增大其军工生产和后勤运输的压力,导致其不耐久战,所以日军大本营放弃了步兵火力广泛自动化。

不过据笔者分析,这里面可能还存在着其他原因。熟悉日本近代史的人,都应该对东乡平八郎这个名字不陌生。东乡1848年生于日本萨摩藩鹿儿岛加治屋町,1866年参加海军,1871年2月,日本海军在包括军校学院在内的全体青年军官中精选出12名最优秀的军官,派往著名的海军之乡英国去留学深造,东乡荣幸入选,8年后满载而归。在中日甲午战争中,东乡作为“浪速”号巡洋舰的舰长表现出众而跻身将官行列。1904年,在争夺远东地区霸主地位的日俄战争中,东乡率领整个联合舰队取得了辉煌战果,被称为日本海军史上的“军魂”。其实引起笔者注意的,正是在战争中东乡平八郎提出的一个著名的练兵宗旨——“百发百中的一门大炮,要胜过一百门百发一中的大炮”。笔者认为东乡这句话的本意应该是指兵贵精而不贵多,而凭借其战功和声望,在日本国内也不会有人会忽视这句名言,但是否存在被某些人“误解”的可能呢?会不会有人认为这句话是在暗示“精准的单发火力在作战效能上要高于不准的速射火力”。如果按照这个观点向前追溯,会不会在某些日本人心目中认为,甲午战争前日军大规模换装速射火力是错的,要是使用精准的重火力就能取得更大的战果。速射火力不但没帮忙,反而拖了后腿,费时(威力小),费钱(消耗快)。

一旦这种思想在军队上层占据主流,就一定会在军队今后的发展建设中映射出来。平心而论,在抗战初期日军的单兵平均射击水平确实高于中国军队,这当然得益于平时的大量训练,也很可能是“(精准的射术+单发步枪)>(不准的射术+自动武器)”这一观念的体现。当然,日军也不会全是傻子,尤其是经历了日军士兵在与手持冲锋枪的敌人短兵相接时,被对手成片扫到的场景后,肯定会有一部分有识之士特别是一线军官提出给部队换装自动火力以对抗。但前有“名人名言”(东乡练兵宗旨)顶着,后有“国家现状”(各类资源稀缺)摆着,中间又有“武士道精神”(懦弱是可耻的)撑着,这些建议很轻易的就会被高层驳回。日军本来已经掌握了速射火力这把“利刃”,初试锋芒之后却因短视而把它捅进了自己的肚子,这确实让在二战中饱受其苦的人们出了一口恶气。

无独有偶,法国的坦克战术体系也在一战中得到了充实和完善。根据突击坦克的实战经历,堪称“法国坦克之父”的艾斯丁尼提出“蜂群理论”,即集中大量坦克密集使用,对敌军施以毁灭性打击。在1918年,这一理论随着更廉价和更易制造的雷诺-17的出现而被运用得更为纯熟。坦克战所收获的另一大经验是步坦协同,事实证明两者1+1大于2。一名将军很直白地说道:“对经验丰富的步兵师施以同坦克协同作战的训练,他们就将无往而不利。”同样讽刺的是,这些宝贵的经验也没能传承到下次大战。在一战结束后的发展中,法军不再醉心于集中使用坦克,而是逐步将其化整为零,将集群拆成大队,将大队拆成中队来分散使用,在降低火力密集度的同时也削弱了作战威力。步坦协同作战的成功更是异化为“步兵为王”的观念抬头,法国人不再重视坦克的突击能力,而是片面强调“没有步兵配合,坦克难以为继”。于是,貌似强大的法国陆军依然十分僵化地坚持着坦克必须配合步兵行动的理念,最终在1940年夏天自取其辱。

再提一下现今在国内耳熟能详的“亮剑”精神。《亮剑》这部书刚出版的时候笔者正在北京求学,在西单图书大厦偶得此书后一口气通读数遍,大呼过瘾,并向友人推荐。后来该书和同名电视剧红透半边天,主角李云龙的“亮剑精神”也成为了国内各行各业人士挂在嘴边的热门词汇。但笔者在痛快淋漓之后,经过一段时间的分析,却琢磨出有些不对劲的地方。

“古代剑客们在与对手狭路相逢时,无论对手有多么强大,就算对方是天下第一剑客,明知不敌,也要亮出自己的宝剑,即使倒在对手的剑下也虽败犹荣,就这是亮剑精神。”明知不敌也要亮剑的个人也许是虽败犹荣的大侠,但令笔者思考的是,一个国家一支军队是否也是如此呢?纵观我军从诞生到发展壮大,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好像就从来没有遵循过“亮剑”精神。红军时代,毛泽东同志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从敌人反动统治的薄弱环节打开缺口,而面对敌人的多次围剿,采用诱敌深入,“敌进我退,敌退我追,敌疲我打,敌驻我扰”方式让强敌铩羽而归。如果要按照“亮剑”精神,那么红军就该在敌人统治核心的大城市发动武装起义;面对敌人优势兵力的进攻,要寸步不让,节节抗击,这不是王明的左倾主义路线吗?在八年抗战时期,八路军正是采用了持久战,不断积小胜为大胜,在敌人的后方逐渐壮大了自己的实力,如果按“亮剑”精神,八路军就应该直接向日军正面挑战才对,笔者认为那样肯定是日军最期盼的。

讽刺的是,“亮剑”精神在李云龙的死对头日本军队身上倒是体现的很充分。一般人所不知的是,作为偷袭珍珠港的策划者海军大将山本五十六在战前是一个异常亲美派,曾经留学美国的山本对美国巨大的工业潜力有着深刻的认识,在对比了美日两国的综合国力差距后,山本坚决反对向美国开战,为此还险些被日本国内的极端势力暗杀,但即使身为海军总司令他也无力遏制日本民族疯狂“亮剑”的欲望。最终通过一次次“下克上”式的先斩后奏,“忍者”成功向“山姆大叔”亮出了自己的武士刀,结果等待他们的是彻底的失败。

国家战略是一个国家利用所有力量和资源,筹划和指导国家生存和发展全局的方略,是筹划、部署和指导各方面具体战略以达成国家目标的科学和艺术。它是一个国家最高层次的战略,包括政治战略、经济战略、国家安全战略、国家发展战略、外交战略、军事战略、海洋战略、空间战略等多个方面,它并不是某一战术的简单放大,某些适用于局部的方法未必适用与全局,而且国家战略必须根据国家实力和国际环境做出适时的调整,是动态变化的。日军一味对以前胜利的经验生搬硬套,忽视了战略本身的客观规律,最终把自己带上了不归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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