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神棍预言看历史牛人与科技大佬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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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文/李浩   名人都爱做的事情之一,就是预言未来,这既要敏锐的观察,又要真才实学。预言不是神吹,基于推理和分析的预言是科学,是能力,是超人一等的见识。   比如官渡之战前,郭嘉分析绍有十败,曹有十胜,断言曹操必胜,诸葛亮的隆中对,张宾的葛陂对策,都对天下大势了然于胸,这就是判断,基于事实,合乎情理,普通人能理解,也乐于接受。   如今的科技大珈更擅长预言,一年一度热火朝天的GMIC上,预言帝更如过江之鲫,抛开预言的科学性不提,让我们看看历史牛人和科技大珈的预言,究竟有何不同。  

从神棍预言看历史牛人与科技大佬的区别


文/李浩

名人都爱做的事情之一,就是预言未来,这既要敏锐的观察,又要真才实学。预言不是神吹,基于推理和分析的预言是科学,是能力,是超人一等的见识。

比如官渡之战前,郭嘉分析绍有十败,曹有十胜,断言曹操必胜,诸葛亮的隆中对,张宾的葛陂对策,都对天下大势了然于胸,这就是判断,基于事实,合乎情理,普通人能理解,也乐于接受。

如今的科技大珈更擅长预言,一年一度热火朝天的GMIC上,预言帝更如过江之鲫,抛开预言的科学性不提,让我们看看历史牛人和科技大珈的预言,究竟有何不同。

技术型:预言有风险

预言更多是对未来趋势的一种判断,一种希冀,如果只是基于技术细节,往往出现谬误。

朱利奥·杜黑,世界空军圣经《制空权》的作者,与闪击英雄古德里安、海权论鼻祖马汉同为军事理论奠基人之一,也是屡战屡败的意大利军队对世界军事学术发展的唯一贡献。

陆军出身的杜黑凭借对未来战争形态的非凡洞察,成功预言掌握制空权是赢得一切战争的首要前提,依靠战略轰炸机组织空中进攻将决定战争的结局。作为深谋远虑的战略家,杜黑的预见性和创新精神无与伦比,他在20世纪初发表的著作至今仍是很多国家空军建设的蓝图。

杜黑在1921年版的《制空权》中曾经预言:“既然飞机作为战争机器,它的进攻能力不断增强,我们不能不想到不久的将来日本可能会从空中进攻美国,反之亦如此”。1941年12月7日,日本联合舰队偷袭珍珠港,1944-1945年美国对日本的轰炸,惊人的验证了杜黑的预言。

但聪明如杜黑,也容易陷入技术的泥淖,虽然他有很多准确预言,但在未来战略轰炸机的一些细节描述上还是犯了常识性错误。杜黑认为:

“这样重的飞机 [ 杜黑自注:现在已经有2000马力的飞机在使用,正在制造的还有6000马力的,安装6至12台发动机。 ] 只能在水面上起飞降落,也许需要建造人工湖面供它降落。这在军事上可能有利,因为战时敌人的轰炸不会象摧毁地面机场那样容易摧毁水面机场。”

众所周知,迄今为止没有任何重型飞机需要依赖人工湖面起降,世界上也没有什么水面机场,更没有任何将领为如何摧毁水面机场而烦心。杜黑犯下了与许多技术牛人一样的错误,他们靠新技术起家,他们掌握了未来趋势,却常对技术本身做出误判。

1901年,莱特兄弟在一次飞行失败后,沮丧的说:“人类在50年内不可能飞上天!”1932年,爱因斯坦断言:“没有任何一丝迹象表明人类可以获得核能量,因这意味着原子将被随意切割。”1943年,IBM董事长沃森预言:“5台计算机足以满足整个世界市场。”1981年,比尔盖茨预言:“个人电脑的内存需要将不会超过637kb,因此640kb对任何人来说都应该足够了”。

引领技术发展的人却漠视技术进步的潜力,这有点黑色幽默,只因他们太了解技术,太迷信自己的判断,低估了技术自身的演进能力。我们发明得越多,就会有更多的发明,知识是会自己成长的。

今天,科技大珈的现场秀会吸引无数虔诚的粉丝,以宗教般的狂热聆听对未来的描摩,有时候,预言最大的魅力就在于你不知道这些主角、听众会不会成为10年后愚人节的谈资。

情绪型:预言是一种工具

预言有时并不完全是基于判断和分析,更多是渲泄了基于特定立场的一种情绪。

春秋战国时,楚国被秦国欺负得很惨,楚怀王被张仪当猴耍,楚国亡了,楚国人民当然怀恨在心,有个叫楚南公的就说“楚虽三户,亡秦必楚”,这就是一种情绪,后来被项羽变成了现实。

当一战的硝烟落定,协约国与德国达成凡尔赛和约时,法国元帅福煦指出:这不是和平,这是20年的休战!1940年,希特勒横扫欧洲,证明了福煦的预言。

而iPhone发布时,黑莓CEO吉姆·贝尔斯利表示:“iPhone对我们业务的影响微乎其微”!微软CEO鲍尔默说:“苹果手机没有任何机会占据大量市场份额”。1959年,当施乐公司推出复印机时,IBM公司的高管认为:“复印机的全球潜在市场容量最多不超过5000台!“1966年,时代周刊断言:“网络购物虽然完全可行,但终将消失!“

从本质上说,楚南公、福煦和这些科技大珈的预言都是一种主观色彩浓烈的宣示,但后者因为立场和倾向太过明显,客观说服力明显不足。楚南公的预言能够应验,原因很多,秦灭六国,兵威之盛亘古未有,但秦国崇尚法家,过分强调刚猛治国,加以始皇帝残暴,所以不得人心。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建国号为“张楚”,说明楚国是反秦的一面旗帜,楚南公虽是情绪化预言,但至少看准了人心向背。

福煦的情况正好相反,他是对德强硬派,认为凡尔赛和约太过宽容,保留了德国的战争潜力,所以想用“20年休战”的预言警醒法国人,其实如果按他的想法苛刻对待德国,只会更快催生德国的复仇主义、法西斯主义。福煦的所谓预言能不幸而言中,更像是一个反讽。

而上面那些科技大珈们预言的心态迥然不同,他们用自我的立场、封闭的心态看待发展,看待竞争,这是每一代固步自封的科技巨头走向衰落过程中的共有心态,当对手出现时,它们习惯于用自己熟知的技术和经验进行反击,不自觉的抗拒已经发生变化的用户需求,结果当然是南辕北辙。

1878年,英国邮政总局总技术师威廉·普利兹爵士在电话发明之后,曾经说过:“美国人需要电话,但我们不用,因为我们有许多邮递员!”黑莓和微软的CEO并不比这位爵士高明。

时至今日,很多科技大珈的情绪型预言已经再没有楚南公那样透射人心的洞察,而是越来越工具化,功利化,毒舌化,公关化。今天的人们要特别留意不被这种所谓预言洗脑。

悲观型:预言最大的能量是希望

中国古代至高典籍四书之一的《尚书》描述的理想国是“野无遗贤,万邦咸宁”,其实,野无遗贤恰恰说明整个社会已经僵化,失去了上下流动、自我净化的能力,成了一潭死水。

唐太宗李世民手下的文臣武将都是一时之选,但他仍然不忘让尚书右仆射封德彝发掘人才,而封德彝久无所荐,李世民问起缘故,封答道:“非不尽心,但于今未有奇才耳”!李世民立即反驳:“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长,古之致治者岂借才于异代哉!正患己不能知,安可诬一世之人!”这番话可谓掷地有声,封德彝断言民间已无贤才,就是一种悲观的预言。

后来饱受诟病的科举制度,创设之初的目的也许并不在于真正发掘人才,它只是用一种体系和规则让世人相信它是专业、高效的,相信就会产生希望,这推动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悬梁刺股的勤勉奋发。所以某次李世民看到新科进士列成长队鱼贯而前时,情不自禁的说:“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预言具有自我实现的能量,因此无论是俄狄甫斯效应还是皮格马利翁效应,堆积了足够负能量的悲观型预言都是破坏性的,封德彝式预言的危险性正在于此。预言最大的能量在于希望,而代表人类进步的科技预言如果都不包含潘多拉盒子中这份压箱底的美好,未来就太可悲了。

事实上,科技领域的悲观型预言不少,公元10年,古罗马工程师Sextus Frontinus写道:“科学发明已经达到了极限,我看不到进一步突破的希望。”1823年,爱尔兰数学家拉德纳警告世人:“高速铁路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乘客乘坐高速火车时会因无法呼吸而窒息!“19世纪美国专利局委员Charles Duell说:“所有可以发明的东西都已经被发明出来了。”

科幻作家亚瑟·克拉克曾经总结过预言的三大定律:定律一:如果一个科技牛人认为一件事情有可能发生,他几乎总是正确的;当他认为什么事情不可能发生,那他很可能是错的。定律二:唯一发现可能的极限是探索极限以外不可能的东西。定律三:任何非常先进的技术,初看都与魔法无异。

克拉克自己在预言方面是乐观派,他的问题是太乐观了。1966年,他曾预言“到2000年房子都能飞起来,整个社区到了冬季都能迁徙,或者在合适之时搬到一个新地方重新开始新生活。”很难说,皮克斯拍摄《飞屋环游记》时是不是受到了克拉克的启发。

正如彼得·德鲁克所说:”预测未来的最佳方式是创造未来!”不蕴含希望的预言是没有价值的预言!从这个角度上讲,克拉克过分乐观的预言远比悲观的现实主义更有意义。

推理型:最完美的预言

真正靠谱的预言是基于分析推理,史上最缜密的预言产生在三国时代。

公元263年,司马昭命令大将钟会、邓艾进攻蜀汉,这场战争当时赞成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竹林七贤之一的王戎特意跑去咨询一个叫刘寔的,此人是是司马昭的心腹,博古通今,官拜参相国军事。

王戎问:“这仗能赢吗?”

刘寔:“没问题,但钟会、邓艾回不来了!”

王戎追问原因,刘寔笑而不答。不过预言很快应验,蜀汉亡了,钟会阴谋当刘备第二,被司马昭的亲信解决,邓艾死于乱军之中。看起来很玄乎的高难度预言,其实显示了刘寔精辟的推理能力。

首先,蜀汉国小力弱,民穷财尽,败亡是指顾间事,灭蜀的预言难度并不高。

其次,司马昭何等厉害,怎会不知道钟会的野心,他之所以放心授以兵权,是因人成事,同时看准了功成之后,官兵急于衣锦还乡,不可能追随钟会造反,更何况他对钟会造反也早有准备。

至于邓艾为什么也回不来?这个比较复杂。

灭蜀之战钟会是主力,邓艾只是偏师,功劳却比钟会大,这是二人冲突的根源。刘寔算准钟会谋反,必定先除去邓艾,后者寡不敌众,胜算不高。

今天很多科技大珈的精准预言其实也是谨慎的推理。1983年,28岁的乔布斯准确预言了互联网会成为未来的主流,也预言了软件商店、Ipad、语音识别技术、街景地图等技术的诞生,当时这些技术大多已经是初露峥嵘,正在爆发的前夜。事实上,如果某项技术已有一定的人才储备和小范围实践且在可预计的时间内会出现需求爆发,那么预言这个领域的突破将是容易实现的,这尤如现在预言互联网金融必将兴起、车联网即将大发展一样,风险并不高。

推理型预言虽然表面上更加科学,也更有逻辑,但在科技领域的价值其实并不大,因为它缺乏预言应有的两大核心要素:创造性和想象力。1910年,儒勒·凡尔纳在小说《一个美国记者在公元2890年的日记》中描绘了未来:那时的纽约名叫环球城,公路两边矗立着一千英尺的摩天大楼,内部使用恒温空调,气候完全由人工控制,庄稼可以在北极生长,人们乘坐时速1500公里的海底液压管道往来于各大洲,广告可以映射在云端上,记者将新闻从木星、火星、金星转播回来,人们坐在家中就能对世界大事了然于胸。

凡尔纳所预言的这一切已经、正在或即将变为现实,只有如此天马行空的想象才称得起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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