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再平衡:警惕“货币思维”的“文化陷阱(转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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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再平衡:警惕“货币思维”的“文化陷阱(转帖)


反再平衡:警惕“货币思维”的“文化陷阱(转帖)


外交部回应美国对香港“七一游行”言论:“希望有关国家停止对香港内部事务说三道四”。新华网2014年7月2日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洪磊2日就美国务院一发言人日前对香港“七一游行”发表言论表示,香港政制发展是中国的内政,中国政府坚决反对任何外国以任何方式干涉,希望有关国家停止对香港内部事务说三道四。在当天例行记者会上,洪磊说,香港回归17年来,“一国两制”方针和基本法得到了贯彻落实,香港居民依法享有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得到充分保障。根据基本法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决定,2017年香港特首可由普选产生,特区政府正在依法循序推进相关工作。

美剧“坑爹剧情”:美军潜艇2发鱼雷打爆“中国航母”。据人民网2014年7月2日报道,在最新一集的热播美剧《24小时》中,名为“马塞诸塞号潜艇”的攻击核潜艇接到错误的命令,向1艘正在低速航行的中国航母开火,发射两枚鱼雷击中了1艘中国航母,航母瞬间起火爆炸。

美国“拒绝暂停”与韩“联合军演”,强调其“防御性质”。据中国新闻网2014年7月2日报道,日前,朝鲜发出“特别提案”,要求暂停美韩联合军演,对此,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萨基回应称,这一军演是“防御性质”,美国方面目前没有暂停军演的计划。普萨基称,美方支持朝韩关系的改善,但“乙支自由卫士”军演是“防御性质”的演习,其目的是增强韩国对未来可能出现的任何意外事件的反应能力。普萨基表示,“乙支自由卫士”军演是常规演习,美国方面能够看到继续这项演习的价值。报道称,6月30日,朝鲜以国防委员会的名义向韩国发出“特殊提议”,要求韩国自7月4日零时起,停止一切针对朝鲜的“敌对行为”,还要求韩国和美国在即将举行的仁川亚运会期间取消乙支自由卫士(UFG)联合军演,以营造良好的比赛氛围。

德国对华看法“极负面”,经贸合作“难敌德媒抹黑”。据《中国青年报》2014年7月2日刊发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副教授、留德博士孙进文章称,英国广播公司(BBC)最近公布的2014年全球民意调查结果,传递出了一个让人感到惊讶的数据:德国是对中国看法最负面的国家。该国高达76%的受访者认为,“中国对世界的影响主要是消极的”。这一比例甚至超过了中国的“宿敌”日本(73%)。对于历来对德国抱有一定好感的国人来说,这一结果多少让人有些错愕。人们不禁要问:德国与中国既无领土纠纷,也无历史仇怨,两国之间文化和经济往来频繁,为何德国对中国的看法却如此负面呢?

文章认为,这与德国媒体长期以来对中国的负面报道有很大的关系。近年来,伴随着中国的崛起,德国媒体对中国的报道越来越多,同时也越来越负面,各类丑化甚至妖魔化中国的报道层出不穷。例如,2007年8月26日,《明镜》周刊刊登了名为“黄色间谍——看中国如何窃取德国科技”的封面文章,诬称在德华人为间谍。这篇报道引起了在德华人的极大愤慨和强烈抗议,但却丝毫也未能阻挡德国媒体丑化中国的步伐。2013年2月25日,《焦点》周刊刊登了名为“中国令人恐惧”的封面文章,并配以十分醒目的副标题:“间谍活动、夺取原材料、扩充军备:中国对我们的威胁有多大。”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2010年,德国伯尔基金会委托实施并出版了一项有关德国媒体对中国报道的研究。研究者对德国6大主流媒体(法兰克福汇报、南德意志报、日报、明镜周刊、焦点周刊、时代周刊)和国家电视台在2008年有关中国的报道进行了内容分析。分析表明,上述媒体在2008年对中国的报道量高达8766条,但以负面报道为主。在这些报道中,中国被刻画为“专制国家”、“流氓国家的支持者”、“破坏环境的罪人”、“廉价(低劣)商品制造商”、“剽窃盗版者”、“具有不可遏止的原材料需求”和“在非洲推行新殖民主义”的超级大国,等等。此外,德国媒体对中国死刑制度、劳教制度、有毒食品和有毒儿童玩具、西藏少数民族问题、言论自由、人权状况等问题的批评,也影响着德国民众对中国的印象。不仅如此,随着中国影响力的增大,德国国内出现的一些问题如工厂倒闭、失业率上升、能源和原材料价格以及猪肉、牛奶等生活品价格的上涨,也被归罪于中国。2013年1月18日,德国《图片报》刊文称,“德国已经陷入奶粉危机,原因是中国人把德国婴儿的牛奶都喝光了”。长期受到此类报道的影响,德国民众对中国有负面看法也就不奇怪了。

德国媒体为何偏爱对中国进行负面报道?要回答这一问题并不容易,因为这受到中国、德国和世界多个方面,以及宏观(政治、经济、文化)、中观(媒体机构)、微观(记者)多个层面因素的影响。笔者在这里仅分析几个主要的影响因素。第一,德国媒体记者对中国政府及政治制度从根本上来说持批判的立场。负责中国报道的资深记者或编辑,大多出生于冷战时期,受冷战时期宣传的影响,习惯于将中国归入与西方对立的国家阵营。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之后,中国坚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并多次公开表示不会引入西方的政治制度。德国记者对西方的政治制度有着高度的认同,认为这是通向自由、民主、法治和富裕的必由之路。相应的,他们倾向于将中国社会出现的问题都归咎于政治制度的弱点。对这些问题的揭露和批判有助于维持其既定的认知结构。另外,因为有纳粹和东德两段历史的影响,德国人对一党制和社会主义制度普遍持批判和否定的态度。所以,就其政治立场而言,德国记者从一开始就是站在中国的对立面的。此外,每当出现敏感事件(如2008年西藏暴乱),在信息不够透明的情况下,德国记者更愿意听信流亡海外的政治组织和异见人士的一面之词,作出有关中国的负面报道。

第二,对于负面问题的关注,是德国媒体报道的一个基本取向,因为只有冲突(Konflikt)、危机(Krise)、战争(Krieg)和灾难(Katastrophe)才会引起读者的注意。在德国,这也被称作是新闻报道的四K取向。此外,德国媒体将批判政府视为自己的责任,他们报道的重点往往不是政府的成就,而是其工作中的不足和问题。当德国媒体将这种报道取向应用于中国报道时,再加上德国记者对中国所持的批判立场,德国民众就很难看到中国社会积极和进步的方面了。相反,他们所看到的大多是中国社会的各种问题以及与邻国的领土争端,由此对中国形成片面的消极印象。

第三,德国从政府到民间都把日益崛起的中国视为竞争对手和威胁。不少人担心,中国的崛起会挑战既有的国际秩序,挤占其生存空间,导致德国和西方的衰落。2012年11月公布的一项有关德国如何看待亚洲崛起的调查表明,73%的德国人认为,中国在获取原材料/能源方面是德国的竞争对手,72%的人认为中国在创新性产品方面是德国的竞争对手。德国十分担心未来会在竞争中失去优势。这种担忧催生了人们对中国的一系列恶意揣测,包括诬称在德华人为间谍。2014年年初,华为(德国)公司和德国全球与地区问题研究所(GIGA)以及民调机构TNS Emnid联合发表了调查报告《中国与德国——感知与现实》,报告显示,92%的德国人认为中国企业会窃取德国的技术和发明成果。德国媒体不断抛出中国威胁论(如“中国的崛起是德国的衰落”、“危险来自中国”、“被夺权的西方”等文章),既是在迎合也是在继续营造弥漫在整个社会的对中国崛起的忧虑情绪。

第四,中德两国文化存在着许多区别甚至对立。这里所说的“文化”,采用的是荷兰跨文化管理学者霍夫斯泰德的定义,他将文化定义为是一种“思维软件”,即一个群体典型的感知、思维和行为方式。霍夫斯泰德对跨文化差异的研究,以及德国跨文化心理学者托马斯对中德两国文化标准的研究都表明,中德两国文化是两种不同的思维软件,并且存在着一定的不兼容问题。例如,德国规则取向vs中国规则相对主义,德国内化的自我控制vs中国的见机行事,德国直接的、明确的交流风格vs中国间接、含蓄的交流风格,等等。注重秩序和规则的德国人在遇到灵活处事、说话含蓄的中国人时,难免出现问题。德国的华裔人士刘杨曾出版过一本《东西相遇》的画册,以图画形式展示了东西方(中德)之间的日常文化差异,比如,在餐馆就餐时保持安静vs喜欢喧闹、准时vs不准时、排队vs不排队,以及对待动物的不同态度等。中国游客大规模赴德旅游让德国商人赚足了钞票,中国游客的一些不文明行为,也损害了中国人和中国在德国人心目中的印象。

文章最后指出,有人说,德国媒体和民众对中国的看法,显然不客观、不全面,也不完全符合事实,我们不必理会它。德国记者博滕斯坦因曾在其《丑陋的德国人?》一书中指出:“作为个体,我们有三重存在:一是我们眼中的自己,二是别人眼中的我们,三是客观真实的我们。但是作为民族,我们只有两重存在:一是我们眼中的自己,二是别人眼中的我们。因此,其他民族如何看我们十分重要。这是我们民族的一半存在。”也有人说,从BBC的调查来看,除了中国之外,德国对美国和俄罗斯等国家的看法也比较负面,因此,这是大国的共有问题,也是高傲、苛刻的德意志民族的特有问题,我们不必太在意。但是,这里忽视了德国对不同国家看法消极的原因可能完全不同,也忽视了另一个组数据——除了德国之外,法国(68%)、美国(66%)、加拿大(64%)、西班牙(59%)和韩国(56%),对中国的看法也十分负面。若不对此进行深入思考和研究,就无法有针对性地采取改善措施,令我们错失提升国家软实力的契机。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越来越大,中国的内政和外交都在牵动着世界的神经,但是我们对外沟通的观念和能力都明显滞后。如何讲述崛起中的中国的故事,让世界了解、理解甚至认同我们,已经成为一项刻不容缓的国家任务,也是我们每个人都义不容辞的责任。

在大道国学者夏商先生看来,英国广播公司(BBC)最近公布的“2014年全球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德国是对中国看法最负面的国家。该国高达76%的受访者认为,“中国对世界的影响主要是消极的”。这一比例甚至超过了中国的“宿敌”日本(73%)。对于历来对德国抱有一定好感的国人来说,这一结果多少让人有些错愕。诚如斯言,“德国人对一党制和社会主义制度普遍持批判和否定的态度。所以,就其政治立场而言,德国记者从一开始就是站在中国的对立面的。”亦如斯言,这里“忽视了德国对不同国家看法消极的原因可能完全不同,也忽视了另一个组数据——除了德国之外,法国(68%)、美国(66%)、加拿大(64%)、西班牙(59%)和韩国(56%),对中国的看法也十分负面。若不对此进行深入思考和研究,就无法有针对性地采取改善措施,令我们错失提升国家软实力的契机。”那么,我们究竟该如何“针对性地采取改善措施”呢?显然,首先还是得从“深入思考和研究”开始。

从英国广播公司(BBC)最近公布的“2014年全球民意调查”结果来看,包括德国、法国、美国、加拿大、西班牙和韩国在内,对中国持“负面看法”的“民意比率”都超过半数以上。如果以“国际社会”的“民主原则”来讲,这便反映了针对中国的“民意否决投票”结果。诚如斯言,“作为民族,我们只有两重存在:一是我们眼中的自己,二是别人眼中的我们。因此,其他民族如何看我们十分重要。这是我们民族的一半存在。”那么,仅就“其他民族如何看我们”的这“一半存在”而言,德国人对中国持“负面看法”的共性原因,在西方国家和“西方盟友”国家也同样存在。此便是,“德国人对一党制和社会主义制度普遍持批判和否定的态度。所以,就其政治立场而言,德国记者从一开始就是站在中国的对立面的。”这种基于“政治立场”的“对立面”因素,是最根本的“一半存在”。如果我们不能正视这种“普遍持批判和否定”的“一半存在”,而一味迎合博取“国际社会”的“普遍欢迎和赞扬”,显然是劳民伤财的事与愿违。前车之鉴的教训,就是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改革”和苏联解体灭亡。事实证明,即便是排除了“对一党制和社会主义制度普遍持批判和否定”的“意识形态”因素,今天西方国家和“西方盟友”国家对俄罗斯的“负面看法”,则照样是基于“政治立场”和“经济利益”及“历史文化”的“对立面”因素。但是,从戈尔巴乔夫到叶利钦再到普京,如果说苏联和俄罗斯民族就没有改善“国家负面形象”的措施与努力,这显然不符合历史事实。因此,承认这种“普遍持批判和否定”的“一半存在”,而且决不能重蹈苏联和俄罗斯的覆辙,这才应该是“有容乃大”的理性心态。

就“国际社会”而言,有俄罗斯这样一个“大国参照物”,也应该是中国人很幸运的“不孤独”。尽管如此,我们同样要理性看待中国与俄罗斯的特色差异。毕竟,“十月革命”之前的俄罗斯,曾经就是老牌的欧洲列强之一。而中国自“鸦片贸易战争”以来,却经历了百年积贫积弱的民族屈辱。同时,在“洋务运动”的“西学东渐”过程中,又浸淫了不少殖民地半殖民地“崇洋媚外”的“奴性文化”。故此,面对西方国家和“西方盟友”国家的“负面看法”,中国人要不重蹈苏联和俄罗斯的覆辙,更是需要保持超强的心理定力。

再就民族自信、文化自信、制度自信和道路自信来讲,西方世界“对一党制和社会主义制度普遍持批判和否定”的“民意因素”,也绝非一成不变。就像同一个日耳曼民族,也曾经有过东德社会主义“红色革命”与“颜色革命”的历史反复一样。资本主义的腐朽灭亡和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也必定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大势所趋。时间,总是站在社会主义这一边。资本主义核心价值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根本取向不同,这是属于“对立面”因素的“道不变”。至于“提升国家软实力”的“针对性地采取改善措施”,则是属于“术万变”的范畴。以中国式“道术用”与“时势位”的阴阳转换循环运动系统思维来看,所谓“道为术之本,术为道之用,术万变而道不变”,关键是我们要能够把文化概念的“道术用”三个层次内涵分清楚。所谓“文化之道”,就体现在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公私之变”,也表现在公有制与私有制的制度基础精神内涵。所谓“文化之术”,就包括学术理论、文学艺术和“非营利性社会公益组织”及新闻媒体舆论工具等等。所谓“文化之用”,便是诸如英国广播公司(BBC)的“全球民意调查”数据变化等等。

所谓“文化之用”的“民意调查”数据变化,就像美国智囊咨询公司在“伊拉克战争”前后所做的“民意调查”一样。“伊拉克战争”之前的“民意调查”与现在的“民意调查”,在“开战”与“反战”的支持率上肯定会有几乎完全相反的变化。如今,地球人都知道,美国在“伊拉克战争”之前能有过半的“开战”民意支持率,都是美国政府与军方通过“文化之术”操纵民意的结果。那么,诸如“对一党制和社会主义制度普遍持批判和否定”的“民意调查”结果,难道就没有“文化之术”的背后操纵吗?事实上,远自欧洲“文艺复兴”和哥伦布船队殖民征服“新大陆”以来,西方私人资本寡头集团对“文化之术”的驾驭和操控技法,就已经有五百多年与时俱进的炉火纯青了。而且,包括“科研基金”、“学术基金”、“文化基金”、“公益基金”和“民主基金”等“非营利性社会公益组织”的赞助评奖活动,也都是打着“民间机构”和“社会民意”的幌子。然而,包括“国际互联网”在内的新闻信息传播“文化之术”机构,哪一个“国际社会”主流舆论机构没有西方私人资本寡头集团的操控?至于“棱镜门”的曝光,则表明这个“黑客帝国”已经把“文化之术”的操控与监控融为一炉了!所谓“术万变而道不变”,就是自私物欲的拜金主义“货币思维”始终不变!

回头再来看,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大公无私核心价值观,我们是不是始终敢于旗帜鲜明理直气壮地大力传播,这首先反映“文化之道”的制度自信和民族自信。其次,如何娴熟地驾驭“文化之术”来实现我们自己的“文化之用”,这才是“针对性地采取改善措施”的重心所在。另外,是否敢于“走出去”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日积月累地改变西方世界“对一党制和社会主义制度普遍持批判和否定”的“民意调查”结果,这才是以制度自信“提升国家软实力”的落脚点所在。诚然,“如何讲述崛起中的中国的故事,让世界了解、理解甚至认同我们,已经成为一项刻不容缓的国家任务,也是我们每个人都义不容辞的责任。”但是,如果我们把国家力量的强大不是建立在理想信仰和文化精神力量强大的基石上,而是把“中国崛起”等同于“GDP崛起”和“GDP强大”,那么在“GDP增长失速”之时我们还会有强大的底气吗?更重要的是,这种“GDP崇拜”思维模式,本质上还是自私物欲的拜金主义“货币思维”。而今这个“美元霸权”的民主法治“普世价值”和市场经济“国际惯例”体系,又是美联储“顶层货币政策”高端调控的“市场决定全球资源配置”系统。试问,如果困缩于这种“GDP崇拜”思维模式“讲述崛起中的中国的故事”,世界又该怎样“了解、理解甚至认同”社会主义中国的强大呢?

正如大道国学者夏商先生此前《感悟生命:物化天成缘结灵性自觉》、《丝绸之路:“世界岛”战争风云录》、《文化战争:先兵伐道而后伐战》、《先兵伐道:战略思维的文化核聚变》、《先兵伐道:得道多助而至没身不殆》、《先兵伐道:兵者诡道演绎世界商战》、《先兵伐道:商战诡道之“明战篇”》、《反再平衡:还原“黑客帝国”的好锚本色》、《反再平衡:非商品化经济发展方式挡住了谁的“先富梦”?》、《反再平衡:如何跟拜金主义“丛林法则”讲道理?》、《反再平衡:奥巴马为何会担心中国的“脆弱”?》和《反再平衡:“三八线”上的“热战”和“冷战”都结束了吗?》等《日出西边/风动中国》人文探秘系列文章所述,仅就兵家的思想脉源而言,从“黄帝战蚩尤”直至老子的《道德经》,里面都有战略战术的因子。而且,后世所称的“黄老之说”,本来也都是对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军事乃至科技的统筹论述。到了管子的“权轻重”和“五战而至于兵”,也多少还能继承下来这种统筹思维的轮廓。再到“孙子兵法”,便只剩下“就战争论战争”了。

今天,面对美国“冷战”与“热战”的“意识形态决战”咄咄逼人,我们必须回归中国文化的“五战而至于兵”思想根基。在对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军事乃至科技的统筹思维基础上,形成我们自己的中国式国家安全战略思想体系和战略战术。这个思考基点便应是,“先兵伐道,而后伐战。战衡、战准、战流、战权、战势,五战而至于兵。则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

只要这个世界上还存在着私有制,战争便是国家民族之间对生存权与发展权的利益争夺。在“美元霸权”主导的市场经济世界贸易体系下,更体现在文化主导权和“市场资源配置权”的激烈争夺。战争以人的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也便决定了人在战争中的主体性地位。所谓“先兵伐道”的文化战争,就是要坚决捍卫99%大多数人的利益,并团结一心为整个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而共同奋斗,我们就一定能够爆发出震撼敌胆的文化核聚裂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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