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谈谈王巍对陶寺遗址朱书扁壶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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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陶寺遗址考古发掘的文物,能不能将中华民族可考证的文明史往前推进500年?社科院的学者王巍认为:该遗址的考古发现文明“三宝”,可以改写了中华文明的历史——初期文明。笔者认为王巍的存在错误的文明观点。从陶寺遗址出土几个重要文物说起。

彩绘龙盘

陶寺遗址6座早期大墓中,有5座都出土了彩绘龙盘。这些龙盘于1984年出土,距今4300—4100年。王巍认为:彩绘龙盘可能是当时“王室”使用的礼仪用品,体现了王权的至高无上和社会内部的等级制度。 谈谈王巍对陶寺遗址朱书扁壶的看法


“王权”不代表人类的文明,何况“彩绘龙盘”不能代表王权。所以,彩绘龙盘不是中国文明的标志。那么,什么是文明?从正面难以表述清楚,也就从反面考量,什么是不文明:如动物灾害,自然灾害,瘟疫疾病等,这些都是危害人类不文明的现象。文明的含义就是铲除这些不文明,与这些不文明的自然现象作斗争,抗争,这就是人类的文明。

历史上一直对人性“善恶”争论不休,至今,不能得到多数人的认可。何为“恶”,也就是一切危害人类生存、生产、生活的一切现象,都为“恶”。“恶”的本源是自然界,也有人的所为。何为“善”,除恶就是善!有恶不除,本身就是一种恶。人是从自然界从过来,人是动物世界的一种,人只有去除动物的基本属性,本能和天性,才能成为人。人性就是去除自然属性中的恶的一面,也就抗击动物灾害,自然灾害,瘟疫疾病等,这就是人类的文明。人类文明还有主观的克服动物的本能和天性,这就是人类与动物之间的本质区别。如何克服天性和本能,也就是漢字之中阐释的善恶的逻辑。

人类何时具有善恶之分,也就是黄帝时期,也是黄帝时期的倉颉創立了文字。中国文明是漢字阐释的文明,漢字的源头是黄帝的倉颉。不是夏代的大禹,也不是商代的甲骨文。

倉颉不仅創立了漢字,而且,阐释“人”的善恶逻辑,阐释了“人”的本质和定义。人不是一出生就应该具有的称谓,而是,具有对“人性”的敬畏,对“人性”的塑造,对自然灾害的抗争,这就是“人”。对人性的无知,对人性的蔑视,对人性淡化的都不能称为“人”。人是人类终极目标,是平等原始社会形成的基础,没有阶级等级,只有对自然灾害的抗争。

阶级社会的产生,人类与自然之间的抗争,转化为人类之间的斗争。实际上,也是人类之间思想意识形态的斗争。一部分统治阶级,对抗击自然灾害,没有追求,只是追求个人的享乐,个人的财富,地位等,阶级的分化成为人类思想意识形态之间的斗争。统治阶级鼓吹“天人合一”,指天性与人性的没有区别,人性就是不断与天性之间的斗争。这就是人的本质,人类的起源,人类社会形成的基础,人类的终极意义。倉颉創字阐释这些最基本的观点。文明是精神信仰,意识形态的文明,并不是指物质的标志。

红铜铃--技术之光

精巧的红铜铸件铜铃表明陶寺文化已掌握了比较复杂的复合铸造金属工艺,陶寺先民不仅可以铸造环、刀、镞等装饰品、工具、兵器,还会利用内外模具组合铸造结构比较复杂的器物。

谈谈王巍对陶寺遗址朱书扁壶的看法


红铜铃的生产工艺,技术确实令人惊叹。但是,技术不是人类文明的标志,而是,抗击动物灾害武器,才是中国文明的标志。黄帝,也称为轩辕,轩辕指南车与黄帝之间的关系不得而知。但是轩辕指南车的形态和作用是可以分析理解的。

轩辕指南车:轩辕:車(干袁),車:丰田,保证田地的庄稼能够丰收。車就是抗击蚩尤灾害的武器。蚩尤是野猪群落,轩辕就是类似于轿子、囚车的木框。囚:囗人,人在囗类,可以移动,最主要“人”在“囗”内,可以防止野猪冲撞造成严重的伤害。黄帝戰蚩尤以后出现的“天雨粟,鬼夜哭,龙潜藏”的局面。鲁迅曾以“我以我血荐轩辕”,捍卫中华民族的斗志。

红铜铃只是精美的古代文物,只是代表古代的文化水准,不代表中国民族的文明。

朱书扁壶--文字之光

这是一件陶制残扁壶,朱书颜料为朱砂,仔细观察,文字笔迹是有毛笔笔锋道的,可知是用毛笔所书。此壶所处的时代为陶寺文化晚期,距今4000年左右,比甲骨文还早500多年。

谈谈王巍对陶寺遗址朱书扁壶的看法

朱书扁壶的意义,第一出现了具有与现代文字相近的文字体系。陶寺遗址出土朱书扁壶对漢字的起源研究具有重要的辅助作用。漢字的起源是黄帝时期的倉颉,虽然考古学不能直接发掘倉颉时期的文字实物,但是,从字形结构中可以分析得出倉颉創字的思维逻辑,同样可以验证倉颉創字这个历史的史实。陶寺遗址出土朱书扁壶的一个字符,虽不能成为系统,但是,可以看到倉颉創字辐射到陶寺遗址的印记。

倉颉創字所在的地点,应该属于陕西黄帝陵的周边。陕西黄帝陵的历史地位,至今无人可以颠覆。唯一可以证明黄帝曾经活动的区域就是陕西的黄帝陵,倉颉創字也就是揭示了黄帝陵、炎帝陵周边的事件。炎帝、黄帝出于少典,少典:指農业不发达的地区。黄帝戰蚩尤的涿鹿之战,涿鹿:很多豬和鹿出没的地方。炎帝、黄帝、轩辕、少典、涿鹿、蚩尤、九黎等黄帝时期的称谓,从倉颉創字的字义之中,可以得到正解。

陶寺遗址出土的朱书扁壶,也可以理解倉颉創字的黄帝时期,书写工具也有可能类似于毛笔,书写的载体就是丝绸,倉颉創字称为“帛”、“巾”。“帛”:皇头帝尾,指三皇五帝时间的交点,特指黄帝时期。“帝”含有“巾、”,指明了黄帝时期,丝绸对黄帝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起到的巨大作用。“中”也是屮和巾的完美结合。

考古界认为,中国最早的都城为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中华文明起源于距今3700年左右的夏商时期。随着陶寺遗址的考古发现,考古学界误导引向对王族墓地、宫殿区、下层贵族居住区、普通居民区、手工作坊区等阶级分化方面的研究和探索,并不是对中国古代文明的思索。仅凭考古学界考古发掘是不能正确解读中国文明的起源。

“城”:土成,成:卩戈,卩:守卫的卫,吃个守卫的土围子,是“城”基本要素。黄帝时期也有土围子,只是与现代意义上的“城”存在根本性的区别。城市的“市”,亠巾,亠:立,巾:丝绸,黄帝时期也就以丝绸的“巾”,作为货物交换的等价替代品,也就是货币,币(幣),含有巾。城市在黄帝时期已经存在,而且,丝绸是黄帝时期的重要文化标志。倉颉創字所有的巾部文字和糸部文字,也都是丝绸在黄帝时期的重要作用。

在考古学界,认定文明的出现三要素是:城市、文字和青铜器。城市的概念,倉颉創字的史实也不是通过考古可以证明,只有通过文字字义的辨析,才能解读倉颉創字的史实。至于青铜器称为文明的标志,所有青铜器的作用,黄帝时期的丝绸已经全部具备。“商”与“帝”比对,与“桑”比对,黄帝时期的文字标志如“桑”成为“商”,经商,商量之意,“帝”:确定,法定的含义。“巾”—丝绸与“金”—青铜,币,市,是巾部文字,“钱”—金部文字,这些反映了丝绸是黄帝时期的标志,青铜是商代的文化标志。

王巍说,这些足以将中华民族可以考证的文明史往前推进500年。“这是与夏王朝的早期文明不同的初期文明。”这一点认识,不是负责人对中国文明起源的探索,我们如果不能正视“倉颉創字”这个原点思维的研究,一切人类文明的观点,必定脱离人的本质,也就忽略了人与物之间的本质区别。文明属于精神、信仰、意识的范畴,不属于纯物质研究的范畴。这也是中国古代文明与现代国际学术界的人类文明观的根本区别。 王巍属于社科院的代表,也是中国文明探源的学术带头人,他的观点代表着中国当代人类文明探索的基本主流。如果不能根本上改变文明物质标志,精神标志的基本方向,这样的论述是违背人类文明观的本质,学说价值也是可怜的。黄帝戰蚩尤的涿鹿之战这个历史的原点,文明原点不可撼动,无论考古学界,历史学界,地理学界,哲学界等各个学科,都不能否认黄帝的存在,倉颉創字的史实也就证明这一切。我们需要改变的中国古代的文明观,踏踏实实研究倉颉創字学,这是唯一可以解读黄帝时期的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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