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宏杰:致命影响——光绪的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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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年5月2日,紫禁城乾清宫中,一张大案上摊着一份条约文稿。

24岁的光绪皇帝一遍遍地绕着大案急走,时而停下来,望一眼那份李鸿章由日本马关带回来的条约。一声沉重的叹息后,他坐了下来,举起毛笔,饱蘸朱墨,颤抖着在文件上签下了一个大大的“允”字。之所以如此难于落笔,是因为这份条约的内容实在是太苛刻了。

这份后来被称为《马关条约》的文件规定,因为甲午战败,中国要赔偿日本二亿两白银,还要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和澎湖列岛,并增开重庆、沙市、苏州、杭州等为通商口岸,允许日本在这些地方开设工厂。

这是自鸦片战争以来,对中国打击最为沉重的一份条约。从1840年鸦片战争签订的《南京条约》开始,到1881年的《伊犁条约》,中国在近代以来历次失败中所付出的赔款总额也不到5000万两,而这一次的赔款数额,居然是历次赔款总额的四倍。以前中国虽也丢失过一些土地,不过大多位于边陲,土地荒凉,人烟稀少,对人心震动有限。这次,丢掉的却是已经开辟了几百年的人烟稠密的台湾,以及属于大清王朝龙兴之地的辽东半岛,对全体中国人的心理打击是空前的。

期望一展身手的契机

回想这场战争的发生及结局,与光绪皇帝的性格才识密切相关。

光绪十五年二月初三,光绪宣布亲政。整整九个小时的亲政大典中,皇帝一直精神焕发,神采奕奕。翁同龢日记中记载:“仰瞻天颜,甚精采也!”

对于大清帝国的无数臣民来说,这是一个充满想象和期待的时刻。自从28年前咸丰皇帝死后,大清帝国一直没有一个男主人。慈禧太后对光绪也不无期待。光绪是个好学的皇帝,对书籍的兴趣发自内心。资料记载,在宫中庆典演戏之时,他常挟一卷书,找一个僻静的地方阅读。他以恪守孝道闻名,对太后和师傅的话奉之唯谨。就像现在唯成绩论的家长们一样,太后内心虽对光绪的个性从未喜欢过,但仍认定他已经是一个合格的继承人。“除了口吃这一先天不足外,无论在哪一方面,都远远超过了当年的同治帝”。她相信,他从书本中学到的那么多知识和真理,会有助于他将来取得成功。

在亲政的头几年,年轻的光绪并没有给大清帝国带来惊喜。坐到驭手的位置后,光绪发现在很大程度上,是车在操纵他,而不是他在操纵车。帝国政治如同一架上好了发条的钟表,一切都按照太后执政时的成例一成不变地运行。他并没有多少自由发挥的空间。光绪期望一个契机,有机会一展身手。

光绪二十年七月,一封来自异国的电报,让大清帝国的政治神经猛一下收缩起来。清日因为朝鲜,可能发生战争。

自从道光末期以来,大清国就不断受人欺负。开始是英国,后来是法国,再后来什么美国、德国、意大利……现在,西洋的国家轮完了,居然又轮到了东洋的小日本!对于西洋诸国,光绪不太了解,然而对身边的日本却是一向“清楚”的。《二十四史》里每部都有《日本传》。“考日本之为国,不过三岛,浮沉东海,犹一粟,土地、军事俱不及中国十分之一”。虽然这些年听说它开始效法西洋,搞什么维新,但能有多大作为?如果他能抓住这个机会,打败日本,自然会树立起巨大的威信,也会有力地向太后证明自己的执政能力。更重要的是,如果取胜,那就是道光末期以来,中国对外战争中的第一场胜利。这场胜利,当然会让郁闷已久的中国大大扬眉吐气。“中国果能因此振刷精神,以图自强,亦未始非靖边强国之-转机也。”也许这场战争会成为大清国势的一个关键转折点,由此由弱转强,由败转胜,走向振兴之路。

对于光绪的态度,包括师傅翁同龢在内的一大批朝臣,特别是绝大多数年轻的中下级官员,都坚决支持,一致欢呼。在他们当中,曾国藩的孙子、翰林院编修曾广钧的言论最有代表性。他建议,大清此战不但要击败日本,还要抓住机会干脆把日本从地图上抹去,把它变成中国的一个省。只有这样,才能永绝后患!

皇宫教育的失败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那么乐观,比如北洋海陆军最高统帅李鸿章和他的部下们。

其实早在20年前,李鸿章就已明确意识到,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必将成为中国最危险的敌人。1874年,就是光绪入宫前一年底,李曾在一份奏折中提到:“泰西虽强,尚在七万里以外,日本则近在户闼,伺我虚实,诚为中国永远大患。”他所组建的北洋海军,十分明确地把日本作为假想敌:“今日所以谋创水师不遗余力者,大半为制驭日本起见。”

对国际事务颇有了解的李鸿章十分清楚这个小国20年来的发展变化。特别是在成功的****之后,日本国的国家效率、战争动员能力等综合国力已远远超过中国。基于这种判断,李鸿章提出了“避战求和”的建议,建议光绪主动从朝鲜撤军。如果避过此战,中国就可以获得一个战略机遇期。在实力充足之后,再与日本交锋不迟。

后来的事实证明,李鸿章这一建议是有道理的。如果这样,日本挑战中国的时间表就会被延后。然而,对李鸿章这一建议,光绪认为简直荒唐可笑。主动撤军,有失大清的体面,必不可行。他指示李鸿章抓紧时间,整军备战。在光绪的严厉催逼下,大清终于上了日本的圈套,走上与日本决一死战的不归路。

战争是一个放大器,它可以全面而清晰地展示一个人的素质。

在亲政后的第一个重大决定中,光绪暴露了他知识储备的严重不足。虽然从10岁起,太后就让他学习阅读奏折,但亲政5年后,他对国际事务,特别是对近在咫尺的这个邻居,仍然是惊人地无知。问题就出在他接受的被认为是非常成功的帝王式教育上--

1919年,当溥仪的英文教师庄士敦走进这座宫殿的时候,他第一个感觉是时光倒流:“庄严肃穆的神武门,将我引进了一个空间与时间上与外界迥然不同的世界。通过这道城门,使我……从20世纪的中国倒退回了其历史可追溯到罗马帝国之前的古老中国。”在高大的门洞之外,是生机勃勃的喧闹的城市,而在门洞之内,却是沉寂、荒凉的像时间被锁住的另一个世界:“位于紫禁城深处的这些宫殿,与中国的共和世界在空间上相距不啻万里之遥,断非数百步之隔,在时间上相距无异千年之久,决非共处同一时代。”

虽然外面的世界日新月异,紫禁城却还充斥着康熙乾隆年间的空气。虽然在光绪出生前四年已有中国政府考察团游历欧洲,虽然在他七岁时中国已派出了第一批留学生,光绪皇帝接受的教育却完全是传统的。他的师傅是状元出身的老儒翁同龢,教科书也与历代皇帝毫无二致,不过是《帝鉴图说》《十三经》《圣祖圣训》之类的“帝王之学”。

按照时代的需要衡量,光绪的教育其实是非常失败的。他的知识结构严重不合理。在挟炮舰而来的西方文明浪潮已经把古老的中国文明冲击得摇摇欲坠之际,他的头脑仍停留在中世纪。《瀛台泣血记》的作者德龄在叙述她经历的宫中生活时写道:“一个人只要在皇宫里住三五年就会变得愚蠢。”她指出,那是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与外界绝少交流,见闻极为有限,生活极为刻板,极端迷信神权、迷信皇权,无形中造成一种凝固的空气。即使是一个天资高的人也会被束缚得失去聪明。虽然学习成绩良好,然而除了书本知识以外,人情世故,乃至支配帝国政治的潜规则,在光绪的大脑中却完全是空白。亲政之后,经常接触他的大臣们发现,这个年轻皇帝缺乏基本的社会常识和应变能力。

对军事一窍不通,却急于指挥

24岁的光绪其实对军事一窍不通。战争形势与他的想象大相径庭。战争开始,清军与日军第一次交锋于朝鲜成欢驿,即遭失败,退守平壤。此时光绪尚不以此小挫为然,正式声明对日宣战,命对日“迎头痛击”。及至9月平壤之战,李鸿章嫡系精兵又一次全面溃败,放弃平壤北逃,此后不到半个月,清军全部被赶过鸭绿江,日本占领全朝鲜。

光绪大为震怒,认为这无疑是李鸿章临场指挥不力的结果--这个老滑头显然缺乏战争的决心和勇气,所以他的部下才这样缺乏血性和忠勇。他以李鸿章未能迅赴戎机、日久无功为罪名,拟拔去李的三眼花翎,严加议处,希望他“激发天良”,痛改前非,用心指挥。

然而谕旨还没有发到李鸿章处,1894年10月,日本人即突破由三万中国重兵把守的鸭绿江,排闼直入,兵锋直指沈阳。把守鸭绿江的是著名勇将宋庆,他的军队也是中国装备最好、最精锐的部分,中国军人的表现堪称勇敢顽强,然而在日军强大火力面前还是不堪一击。直到这时,光绪才不再埋怨清军不“敢于胜利”了。他这时才发现,原来日本的军事实力和中国根本不在同一水平线上。现在,这场战争已不是灭不灭日本的问题,而是中国会不会被灭的问题了。

光绪如同站在瞬间决口的大堤旁的指挥者,第一反应就是命令无论如何马上堵住缺口。圣旨雪片一样从京师飞来,每一道都口气急迫。光绪要求将军们迅速把日本人截住,不得让他们前进一步。

光绪不知道,他这样指挥,正是犯了军法的大忌。日军侵入中国境内的那一刻,李鸿章就已经明白这场战争不可能再是一场局部战争,而必然演变成决定国家生死存亡的命运之战。他给皇帝上了道长长的奏折,提出了“打持久战”的主张。他说,形势很明显,敌强我弱,日军利于速战速决,我军利于“持久拖延”。日本的国力无法支持它打一场漫长的战争,如果中国能以空间换时间,不争一城一地之得失,把日本拖住,就能将日本人拖垮。

应该说,李鸿章提出的这个战略是当时的唯一取胜之道。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持久战法的提出者,他的建议,堪称对中国军事史的一个历史贡献。此议一出,许多老谋深算的大臣纷纷表示同意。

然而光绪却没有这个耐心。日军在中国境内前进得越远,光绪就越惊惶失措。他最担心的是日本人接近北京,让他和太后上演一次仓皇辞庙的惨剧。战前下的所有决心这时已经不翼而飞,他所有的心思,都在于如何把日本阻止住。他催战甚急,不断把最优秀的军队调上前线,而所有的前方将帅,都让他大失所望。光绪对他们的态度只有两种,一种是不断地指责,指责他们不负责任,指责他们“胆怯”“无谋略”。另一种是恫吓,动不动就以“军法从事”“决不宽贷”的圣旨相威胁。在光绪的不断催促下,最精锐的部队不断被送上锋线,不断被日军吞噬,正中日本人的下怀。

陆军的失败,很大程度上与光绪的指挥思想有关。海军同样如此。光绪的逻辑是只要战败就是有罪。甲午战争的第一战丰岛海战之后,光绪对海军提督丁汝昌极为不满,要撤他的职,经李鸿章力保,才侥幸留任,不过光绪对丁的恶感一直没有消除。

北洋海军的最后覆没,与光绪皇帝赏罚失当有直接关系。几乎从战争开始,光绪就不断下严旨,威胁要将那些不敢拼命的海军军官“从重治罪”。在光绪的威胁下,著名勇将邓世昌、刘步蟾、杨用霖先后自杀。最高统帅丁汝昌承受的精神压力更大,“惟望死于战阵”。每次作战,他都身先士卒,站立在无保护的地方,“恒挺身外立,以求解脱”。在自杀殉国后,丁汝昌仍被光绪“朝旨褫职,籍没家产”,儿孙流离失所。直到光绪死后才恢复名誉。

在这场战争中,光绪的性情急躁、毫无耐心暴露无遗。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完全不是担当大任的材料。

从主战迅速滑向主和

翻阅光绪老师翁同龢的日记,很容易在字里行间发现一些令人吃惊的事实。大部分读者头脑中那个清秀、文弱的皇帝,其实有着完全相反的另一面:暴躁、偏执、骄纵。仅仅从光绪九年二月到六月半年间,《翁同龢日记》就记载了十三岁的小皇帝六次大发脾气:二月十五日,小皇帝不知什么原因,在后殿大发脾气,竟然“拍表上玻璃”,被碎玻璃扎得鲜血淋漓,“手尽血也”。又过了一个月,“与中官闹气”,“扑而破其面”,把太监的脸打破了。小孩子性情不定情有可原,但如此频繁地大发脾气,甚至有自残举动,绝非寻常。这一方面反映了小皇帝在宫中生活所受压抑之深,另一方面也说明了这个人脾气之暴烈非同一般。连翁同龢都感觉到这个孩子的脾气十分不祥,在日记中写下了“圣性如此,令人恐惧”。

虽然处在太后的高压统治之下,但不要忘了,他毕竟是一个皇帝。“皇上”这个地位给人性造成了损害,他一样也不能避免。

从进宫的第一天起,小光绪就立刻感觉到了身份的变化。紫禁城中的小光绪时时刻刻生活在“与众不同”的暗示之中。与后世传说的连宫中太监都可以虐待小光绪相反,“对于宫中许多忠诚的仆人来说”,“抬头看皇上一眼都是令人望而生畏的事”(《紫禁城的黄昏》)。虽然在太后面前他必须毕恭毕敬,但只要出了太后的宫门,他所遇到的就是绝对顺从。他没有机会培养正常的耐挫能力。这种环境对孩子的性格不可能不发生致命影响。

在太后面前,他大气都不敢出。而在自己的宫中,小光绪却异常地任性、骄纵、暴躁。这一点甚至在朝廷上也不是什么秘密。光绪年间曾服务于宫中的陶湘在写给大臣盛宣怀的信中提到这样一件事:1904年,光绪要太监给自己的卧室安上电话。太监说这种新鲜事物刚刚传到中国,北京城内尚没有货物供应,得联系进口才行。光绪登时大怒,限太监一日内找到,否则掌嘴。后来因为怕太后知道,才作罢。陶湘在信中说:“借此(事)可知老太太之严待非无因也,借此可知当今之难以有为。实可忧也。且闻当今性情急躁,雷霆雨露均无一定,总之,太君无论如何高寿,亦有年所,一旦不测,后事不堪设想。”

这场战争与后来那场著名的改革之所以失败,与光绪性格中的这种分裂很难说毫无关系。

战争刚刚开始时,慈禧太后尚不以为意。进入光绪二十年以来,她的全副心思都用来准备自己的六十大寿上了。然而她做梦也没有料到,祝寿典礼刚进行到一半,战火已经燎掉了辽东半岛,接下来就要点燃整个大清地图:1895年2月,辽东全部失守,海防重地大连旅顺陷落,北洋水师的大本营威海卫被攻克,北洋水师全军覆没,中国海岸防护力量尽失,由此门户大开。日军海陆两路,随时有能力直指北京。

慈禧太后再也坐不住了。在光绪帝手忙脚乱地指挥战争之际,慈禧开始秘密召见大臣,谋划讲和。她已经看出,和前两次鸦片战争一样,这场战争清朝毫无取胜希望。

是战还是和,朝廷上下相持不下。在两难选择中,光绪陷入了痛苦的深渊,经受着地狱般的折磨。有生以来,光绪从来没有经受过这样大的压力。他的意志品质难以适应这样一场意想不到规模的战争。继续这样一场战争需要的是超人的意志力,而结束这场战争更需要超乎寻常的现实感和判断力,这些光绪都没有。

准备赴日谈判的全权大臣李鸿章进京,逼着光绪在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上表态:到底同不同意割地?不割地,和议自然难成;割地,这千古骂名谁能承担?老谋深算的李鸿章声称,他坚决反对割地。“割地不可行,议不成则归耳。”如果日本人必要割地,“鸿虽死不能画诺”。连积极策划议和的太后也反对割地。当听光绪说朝臣有割地之议时,太后大怒,忿然说:“任汝为之,毋以启予也。”

光绪的决心下得比人们预料的快。他面召李鸿章,痛快地授予割地之权。光绪现在已经从坚定的主战派一变而成为坚定的主和派,他甚至比太后更渴望议和。光绪说,如果不割地,那么“都城之危即在指顾,以今日情势而论,宗社为重,边徼为轻。”

光绪现在只有一个心思,那就是快快结束战争。只要能结束战争,什么条件他都打算答应。他被战争弄得太苦了。

然而,日本提出的条件之巨,还是大大出乎举朝的心理预期。不但割地要割辽南,还要割台湾全岛,并且索要军费竟然达三亿元。李鸿章一阅之下,立刻愕然,他急电北京:“日本所要军费过高,并且辽南为满洲腹地,无论如何不能割让。这两条中国万不能从,和约不成,唯有苦战到底。”

4月3日,光绪召群臣会议。几乎全体朝臣都不同意,要求李鸿章全力辩驳,如果日本人不退步,那么就把战争打到底。只有“光绪之意,颇在速成”。

光绪在和议上签了字,结束了这场大清国有史以来最屈辱的战争。

皇帝的间歇性抑郁症

那些经常接触光绪的大臣们发现,亲政以来,光绪的表现都是两极式的。有的时候非常振作,诸事用心,精力十足;然而相当多的时候又无精打采,意志消沉,处理政事只是顺水推舟,得过且过。光绪朝的大臣们都熟悉一个引人注目的情况:出现在奏折之上的光绪朱批,一段时间内字体异常宏大、端正、有力,神采飞扬,而另一段时间则细小、倾斜、无力,经常带着虚白,看上去软弱松懈。特别明显的是,后一种字体只有前一种字体大小的四分之一。如果不事先说明,任何人也不会相信这两种字体出自同一人之手。在清代皇帝之中,这种情况是绝无仅有的。这说明光绪的情绪经常处于从天堂到地狱般的大起大落之中。

国势衰微的大清帝国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一个坚强的领导者,就像一艘暴风雨中的大船迫切需要一个好船长。然而正所谓“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在清帝国的上升期,上帝简直像挥霍一样把顶级精英一个接一个地投入到爱新觉罗氏家族。从努尔哈赤到乾隆,六位皇帝都保持了非常出色的整体意志水平和身体素质。然而,到了大清帝国时运背舛之时,登上皇位的人偏偏也一个比一个差劲。

小载湉可能是清代历朝皇帝中身体素质最差的一个。如慈禧所说,刚刚进宫时,“气体不充实,脐间常流湿不干”。从师傅翁同龢的日记中看,小皇帝身体确实很差,不断地因腹痛头疼而请假。从生到死,光绪几乎都是在连绵不断的大病小病中度过的,身体常年处于亚健康状态。

晚清之时,皇族精神上的孱弱也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巨大的压力和自身过于软弱的秉赋,使小皇帝的日常表现越来越两极化发展。有的时候,他能把自己的精神调动到最佳状态,把意志水平调动到极高程度,一丝不苟地“学做圣人”,表现得非常振作进取。然而由于先天缺乏刚毅气质,他难以长时间克制自己,振作状态很难持久。一旦受挫,他又会极度失望,心气因此一扫而光,陷入长期的萎靡不振状态。师傅翁同龢也注意到了这个奇怪的现象,他在日记里记到,小皇帝有的时候精神振作,学习起来势如破竹。然而,过了一段时间,光绪又会莫名其妙地陷入“不能用心”“精神涣散”“勉强敷衍”“百方鼓动不得”“倦怠迁延”的状态。翁同龢焦虑、忧愁、叹息甚至无可奈何。

用今天的话说,光绪患有间歇性抑郁症。圣王教育使他成了一个完美主义者,一件事情,只有做到完美,对他来讲才有意义。他缺乏那种退而求其次的现实主义态度。他的信条是要么最好,要么干脆最坏。要么倾尽全力,把事情做得尽善尽美;要么破罐破摔,逃避现实。他的心理在两极间跳跃。在消沉时期,他极度厌恶自己,觉得浑身上下无一可取之处。在振作时期,他又相信只要毅然“改恶从善”,坚持到底,一切都会瞬间改观,自己也会变得异常完美--在“甲午战争”和后来的“戊戌变法”等重大历史时刻,我们能清楚看到这种不成熟的心理模式给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带来的致命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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