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学者:没人期望安倍能像德总理那样在南京下跪

德国《时代》周报时政编辑约亨·比特纳(Jochen Bittner)日前在纽约时报中文网刊文:日本应学习德国与邻国和解。文章摘编如下:

把日本与我的国家做比较,对于日本政府新近向邻国发出的攻击性的语调而言,肯定是一种充满同情心的解读。我在日本与许多日本官员交谈之后,很难不产生同情。他们都说自己只有一个愿望: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将近70年之际,能够像德国一样成为一个“正常国家”。

正常?这样的想法乍看上去很谦卑,也很可以理解。但“正常”是一个棘手的概念,没有哪个国家是真正“正常”的,即使是枯燥乏味的德国。而且在这样的欲望产生的时候,成为正常国家(包括启动军事化进程的权利)可能会在东亚局势的主要角色之间,造成不断加剧的互不信任。

通过与日本官员和观察家的对话,我开始相信,尽管两国间存在许多差异,但德国的经验与日本当前处境之间的相似之处颇有参考意义——毕竟正常化不是别人给予的,而是要通过努力赢得的。

德国和日本在战后之所以走上了截然不同的路线是有充分理由的。日本在面对过去时,的确遇到了更大的问题:东京的一位外交官员对我坦诚地说,日本公众感受到了“道歉疲劳”,而多数德国人即使有这种感觉,也不会承认。

然而,要想取得长期的和平,总有人需要先行一步推动地区和解。而且没有人比日本更有义务承担这个责任。

与德国的相似性正是在这个方面具有参考意义。没有人期望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像德国勃兰特在华沙的犹太人起义纪念碑前所做的那样,到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前下跪谢罪。然而正如德国在直面历史的过程(也就是著名的“Vergangenheitsbew?ltigung”)中所学到的那样,有力的象征有时比事实更有帮助。

虽然一些日本学者的说法或许是正确的:中国宣传部门夸大了南京大屠杀的死亡人数,但要想化解事件产生的影响,最容易的方式却是以令人瞩目的方式永久地承认罪责。德国作为一个正式且相当正常的成员为国际社会所接受,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它坚定地铭记着纳粹的暴行。

来自德国的另一个经验是:要克制住谴责别人的诱惑,即使你看到这样做有充分的理由。我曾问一位日本官员,为什么日本政府没有回应韩国总统朴槿惠提出的,仿照法国和德国的模式,成立一个委员会共同编写历史课本的建议,这位官员回答道,东京方面“没有收到韩国政府针对这个问题的任何提议”。如果德国政府等待法国或波兰提出达成和解的书面邀请,我这一代德国人可能仍然会相信,我们的周边国家世世代代都是敌人。

实现和解既需要勇敢,又需要慷慨,而且必须要有这样的愿望。如果没有和解,一个国家通往“正常化”的道路一定会遇到障碍——而“正常”的最佳定义或许就是赢得并享有邻国的信任。和解是值得的,新的正常国家地位就是和解的回报。

相反的,制造问题、归咎他人是欧洲在1914年发生的事。一百年后,东亚地区真的愿意不知不觉地走上同一条道路吗?日本比它的任何邻国都更有责任对邻国做出姿态,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要证明自己是一个正常国家,最好的方法可能就是在局势变得紧张时,保持冷静。

猜你感兴趣

更多 >>

评论

评 论

更多精彩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