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的中国红十字


抗战爆发后,中国士兵在前线浴血奋战,伤者颇多,但国军的医疗力量极为落后,主要依赖中国红十字会在平津、上海等前线进行救护工作。南京沦陷之后,中国红十字会随南京国民政府西迁,将主要医护人员与工作人员迁往武汉,并继续从事战地救护工作。西迁武汉后,为适应战局变化,中国红十字会决定调整策略,放弃以往在大城市设置医院救护伤兵的做法,改为成立医疗队,组织精干医护人员,配以切合战地实用的医疗器械与药材,奔赴各个战区进行战地医护工作。

在此背景下,救护总队应运而出。1938年春,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救护总队部(习惯称为救护总队)在汉口成立,由林可胜担任总干事兼救护总队长。随着战局严峻,为安全起见,救护总队部几经转迁。1938年6月,日军进逼武汉,救护总队决定迁往湖南长沙。1938年底,日军进逼长沙,救护总队再迁至湖南祁阳,1939年2月又迁至贵阳图云关。此后,直至抗战胜利,贵阳图云关一直是救护总队的中枢所在。

图云关位于贵阳市东黔桂公路上,它在救护总队部未迁入前是一个植林场地,公路两旁及其附近的山谷地带植满了树木。在救护总队决定由湖南祁阳迁至图云关之后,它并无现存的房屋可以利用,需要平地起家,从办公室、材料仓库、汽车库、修理厂到职工宿舍,公共食堂和集会礼堂,一切房屋都得一砖一瓦地盖起来。经过建设,图云关救护总队的医疗条件渐有规模。

在图云关的救护总队工作人员平时有一千多人,高峰时连家属在内有近两千人。星罗棋布在山坡之间的队员们宿舍十分简陋,以稻草搭成屋顶,竹片编成墙板。贵阳阴天多,降雨量大,房屋既不防水,又不防寒,从总队长林可胜到救护总队的普通队员,都住在这样的房子里。救护总队部的医疗人员大部分是协和医学院的专家教授,更有一些是国内医学界的权威,如医教部主任荣独山、内科主任周寿恺、外科主任张先令、骨科主任屠开元、生理教研室主任柳安昌等。他们放弃高薪的机会,在图云关住草棚,吃粗粮,但大家都毫无怨言。

在前线的救护总队工作人员生活更为艰苦。如1941年第002队报告,在湖南战场上的救护队员,终日用红薯煮饭充饥,实困苦万状。1942年4月第三中队报告,队员每日予米22两充饥,仅能饱腹。1942年10月第1中队报告,西北各队队员无不衣衫褴褛,薪酬微薄。在贵阳市档案馆所藏救护总队档案中,可见队员因战事瞬息万变,在匆忙撤退中遗失掉日常生活用品而感到愧疚的报告,实因当日生活用品奇缺,一衣一被也弥足珍贵。

救护总队工作人员唯一的优越条件就是穿着方面比其他部队强,不论夏冬装都是免费供应,衣服上有特制的红十字铜扣。统一制服是救护总队迁到贵阳后,在林可胜总队长示意下进行的,“所有本部工作人员制服,以各地布价不同,衣料质亦殊,现定由总队部统筹购制分发(不收制服费)。计每人每年发给上衣两件,长裤三件,短裤两件,裹腿两付。”制服发下后,队员们穿上十分精神,这也给队员带来一些欣慰。

迁至贵阳图云关后,救护总队下属一室四股,即总队长办公室、医务股、材料股、运输股和总务股,比较重要的部门是医务股、材料股与运输股。

医务股领导医疗队从事战地救护工作。抗战初期救护总队下设三个医疗大队,分布在陕西、江西、湖南等地。迁至图云观之后,医务股得到扩充,医疗大队增加至9个,中队增加至40个,区队增加至94个,另有手术队9个。所属各大队、中队、区队及手术队,在正面战场上按战区划分配备。

为军中将士提供救助之外,各医疗队也在驻地为当地居民提供医疗服务,并开展传染病预防、难民救护等工作。如1942年救护总队就曾在贵阳开设了两个诊所,为贵阳市民提供服务。又如1944年日寇进犯贵州独山、都匀地区,大批难民逃往贵阳,每天都有几百人经过图云关。救护总队即在路边设置接待站,为过往难民诊治疾病,提供食物及防寒衣物。鉴于难民中传染病发病的几率较高,救护总队在图云关设置诊疗所,对难民一一进行检查,避免了传染病的流行。在贵州各地的救护总队医疗中队,也积极为难民诊治疾病,并进行传染病的预防工作。

在长期抗战中,分布于各战区的救护总队队员取得了辉煌的成绩。抗战胜利后经统计,从1938年1月起至1945年9月止,救护总队进行了大量医护工作,外科共进行手术119856起,骨折复位35522起,敷伤8784731人。内科住院人数2142997人,门诊军人2481685人,门诊平民2002996人,X光照相5631起,X光透视52798起。在中国战场进行采访的英国女记者弗雷特·厄特利对救护总队节俭却又高效的工作感到惊讶:“隶属某一部队医院的医疗队由外科医生、敷裹员和护士组成。一个完整的医疗队有20人,每月花费80英镑;一个一天能完成300个伤员包扎任务的护理队,每月开支仅50英镑。从中可以看出,中国红十字会工作经费是如何的节约。”

材料股主要负责管理医药物资,其责任颇为重大。救护总队医药物资中的大部分来自海外爱国华侨赠送,或以他们的捐款从国外购买来。捐赠药品中给人印象最深刻的是印尼华侨捐赠的治疗疟疾的特效药奎宁(又称金鸡纳霜)。当时部队士兵患上疟疾是司空见惯的事。

奎宁是防治疟疾最有效的药物,但中国没有金鸡纳树,故而不产奎宁,此药物全靠进口。在获得海外捐献的奎宁后,救护总队即向前线将士施放奎宁药片,进行疟疾防治工作。以救护总队新运第六医疗队为例,该队随中国远征军前往缅甸作战,于1942年7月底派员组成巡回防疟医疗队前往怒江前线工作。在前线十日,给将士分发奎宁共计3万片,降低了士兵的疟疾发病率,有力地支持了抗战。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爱国华侨外,美国也为救护总队提供了大量资金援助,居功甚伟的是美国医药助华会。美国医药助华会由罗斯福上校领导。该会仿照美国红十字会的组织办法,遍设分会于美国各大城市,入会会员全为美国人士。每一分会均由当地知名人士出任重要职务,分头开展募捐,然后统一缴给纽约总会。募得之款在美国购置各种药品器械,然后交运中国红十字会转付贵阳图云关救护总队应用。在长期抗战中该协会几年如一日,一直坚持为救护总队募捐。

救护总队能募集到众多海外捐款,并源源不断得到药品供给,与救护总队队长林可胜的影响力是分不开的。林可胜(1897—1969)祖籍福建,出生于新加坡,1919年毕业于英国爱丁堡大学医学院。1925年回国任协和医学院生理学系主任教授,在协和医学院工作至1937年,将协和医学院生理学研究工作推至世界水平。在长期抗战中,林可胜从1938年担任救护总队长至1942年。1949年林可胜赴美任教,后病逝于美。

救护总队成立后,林可胜多次赴美,为救护总队募集资金物资。林可胜在欧美医学界和社会各界享有崇高声誉,在海外华侨中也有着极强的影响力,很快就得到各界的积极相应,他为救护总队募集了大量款项,并吸引了一大批国际人士来华参与医疗工作。在林可胜任职期间,美国各界人士捐献给救护总队的款项不下六千六百万美元。(六千万六百万美元在当时是个巨大的数字,南京国民政府年度预算也不过十几亿美元)

救护总队运输股有汽车二百多辆,还有自己的修理所,技术力量很强。运输股的任务主要是运输救护总队人员与装备,此外也承担伤兵的运送工作。运输股的汽车主要来自于海外华侨的捐助。华侨捐献给救护总队的汽车大部分为卡车,也有一部分为救护车。

除了汽车外,救护总队的汽油、零部件等也依赖于海外供给。迁至贵阳图云关的初期,中国还可以通过越南、缅甸进口汽油以供使用。1940年7月,英国违反中立原则,与日本达成封闭滇缅公路的协定,依此协定,三个月内禁止武器、弹药及铁道材料经缅甸运往中国,并禁止此类物资经香港运往中国。法国追随英国的绥靖政策,也禁止经过其殖民地越南对华输送物资。

经越南、缅甸内运的医药器材与汽油供应被切断后,中国援引日内瓦公约中关于医药器材的规定,经过交涉而争取到医药器材等物品不在禁运之列,但汽油因涉及军事用途却迟迟未能达成协议。在汽油极度紧缺的情况下,救护总队别谋他途,曾从桂林订购了一批木炭炉,作改装木炭汽车之用。汽油供应不足之外,汽车零部件也奇缺,救护总队的汽车修理厂只能尽力维修,以为弥补。

救护总队运输股的主要任务是运送救护总队的人员及药品器材,额外也承担了运输伤兵的工作。抗战时国军运输力量的重心在于向前线输送军需品和弹药,很少有足够的卡车从前线运送伤兵。很多伤兵因在前线运送不下来而惨遭日军毒手,如1938年江西修水一度沦陷,因运输困难,致未及运出的伤兵百余人均遭日军杀害。在此种情况下,为抗战大局计,虽受汽油匮乏、配件短缺等限制,救护总队所属车队仍出入于战火之中,从事着繁忙的伤兵运送工作。

战时的运输工作不但繁重,且充满危险,一方面是恶劣的路况与自然环境所带来的危险,另一方面则来自于日军的袭击。据中国红十字会统计,1938年此年中即有十余辆救护总队汽车被炸毁,司机损失多名,大量药材器械被毁。1942年救护总队新运第六队在缅甸进行医疗救护工作,救护车运送伤员赴曼德勒医治时适逢敌机袭击,有明显红十字标识的车被击伤达六十处,红十字标记上也被机枪射有弹孔。更为过分的是,日军飞机沿着公路专门袭击有明显红十字标识的救护总队车辆,以至于伤兵不肯坐带有红十字标识的卡车,无奈之下,只好用泥土将红十字标识抹去。而依照日内瓦公约,交战国对有红十字标识的运输工具均不得加以袭击。

在长期抗战中,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救护总队历经几次迁徙,最终扎根于贵阳图云关,在这片山野之间,救护总队度过了艰难而光辉的岁月。在这里,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救护总队指挥着全国各战区100多个医疗队的作业,成千上万吨的医药卫生器材从这里发送而出,几千名军医和数百名环境卫生员、检验员、X-线技术员、医护员和卫生员在这里被培养出,并从这里奔赴各战区为前线将士提供医护服务。在艰苦且危险的环境之下,救护总队为中华民族的抗战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其功绩将永留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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