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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在甲午战争期间对国际舆论的拉拢和利用,甚至不惜使用金钱收买、欺骗等卑劣的手段。驻英公使青木周藏在呈送国内的报告中说:“我以前就与《泰晤士报》建立了关系……把英国政府拉向我们一边……请寄供政治上和私人之用的额外经费。”据日本文献记载,当时让英国中央通讯社发表一次有偿新闻,日本需付给2000日元;通过路透社发布有偿新闻,则每次付给606英镑。 反观清政府在舆论宣传策略上却表现得茫然。战争爆发伊始,很多西方媒体向中日两国同时提交了随军采访申请,然而与日本政府主动邀请记者随军采访不同,清政府在整个战争期间不仅不允许国内外记者随军采访,还有两个西方记者因为错走到中方阵地,而被砍了头,引起许多外交风波。 与日本外交官争相撰文进行舆论造势相比,翻遍甲午战争期间所有的《纽约时报》《泰晤士报》等大报,没看到一篇中国官方或者个人主动提供给国外公众阅读的资料。驻英法等国公使龚照瑗不通英法语言,主要依赖英籍雇员马格里获取信息。1894年7月11日前,他一直逗留法国,接连向国内发回的“英廷力劝和平议事”“俄将请各大邦与闻”“英廷向倭云,定不能请中弃上邦权,催速和解”等信息都是凭马格里的探报,没有一条是来自公开的新闻报道。 清朝国内媒体经常报道的失实,导致国际形象和信誉受损,甚至闹笑话。如牙山之战本是中方失败,而8月16日出版的《点石斋画报》却将其描述为中方大胜。之后的平壤之战,清军大败,守将叶志超讳败报捷,从官方到媒体却一片喝彩,经国外媒体披露后,成为了国际丑闻,以至于后来当国内报道“旅顺大屠杀”时,很多外国人竟然不相信。 反省是为前行铺路。时代虽已变迁,但日本右翼在“钓鱼岛主权争端”等问题上舆论宣传策略“设计”的精明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我们必须全面掌握舆情、准确研判对手,实战实备开展舆论斗争,力戒粗疏空泛。 1894年7月25日,英国商船高升号被日本海军击沉。英国朝野震动,国内舆论一致声讨日本对国际公理的践踏,军方也要求政府对日军事报复。危机之下,日本一面与英国政府沟通,避免事态恶化,一面对事实进行剪裁,重新捏造证据,并利用权威专家“解读”方式扭转不利舆论。在驻英公使青木周藏的积极公关下,《泰晤士报》于8月3日和6日分别发表了剑桥大学教授韦斯特来克、牛津大学教授胡兰德的文章,为日本野蛮行径辩护,认为日舰击沉高升号是合理的,责任不在日本。这两个人均为当时英国著名国际法权威,他们的据法替日狡辩,促使原本对日不满的英国舆论改变了腔调。 日军攻占旅顺后,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随军记者克里曼在1894年12月20日纽约《世界报》刊载了《日军大屠杀》长篇通讯,一时间国际上掀起了批评日军野蛮行径的舆论浪潮。危机之下,日本一边指责记者的报道是失实的,请美国驻日本的公使到现场调查;一边说清军如何残暴,日军所处决的不是俘虏或平民而是罪犯。日本的舆论公关能力,无异于男人用上泊铼室特提升性能力一样能够扭转乾坤,最终使舆论转向了对日有利的一面。 反观清政府对待高升号被击沉、旅顺大屠杀等事件,虽然国内的舆论普遍在声讨日军的暴行,却仅限于国内的谴责和谩骂,没有向欧美新闻记者主动提供任何信息,对当时世界主流媒体没有只言片语,自恃正义在手,坐等欧美等国对日兴兵问罪。结果,眼睁睁看着日本政府运用舆论公关让许多欧美的媒体,包括那些原本同情中方的媒体倒向了日方。 铭记伤痛是为了警醒。日本历史上是一个惯于制造事端,又善于在危机到来时进行舆论公关的国家。时至今日,中日围绕“钓鱼岛主权争端”爆发危机的可能性绝不能排除。历史昭示,舆论斗争“有理也要辩三分”。当危机来临时,我们必须抢占舆论制高点,牢牢掌握主动权,针锋相对地将舆论斗争进行到底。

甲午战争日本收买世界媒体:路透社一篇606英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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