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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清末民国广州的药商

曾经在广州报刊出现的老字号药品

看:清末民国广州的药商

旧时广州药铺

看:清末民国广州的药商

天良堂的人参膏广告

看:清末民国广州的药商

蛇王满制作的蛇胆川贝末

广州人喜欢食,也有许多关于吃的谚语或歇后语,如“食住话梅讲话——一股酸味”、“食咸鱼点豉油——多此一举”、“年晚煎堆——人有我有”、“冬至鱼生,夏至狗肉”,等等,可是还有一样人人食过的却不在食谱里——食药。广州不仅有众多的厨师,还有诸多技术高超的制药师傅。

从汉朝张仲景所著《金匮要略》已有成药配方之记载,中国成药已经历史久远。但长久以来只是老百姓在家零散地配药做药,直到明朝,广州有了一家大规模的还算是人所共知的陈李济制药厂(1600年创建),然后有如千树花开,何明性(1651年)、黄中璜(1662年)、敬修堂(1790年)、瑞草堂(1828年)、刘贻斋(1830年)、橘花仙馆(1838年)、王老吉(1848年)、黄贞庵(1860年),到后来的广芝馆、岐生堂、迁善堂,佐寿堂、李众胜堂、潘人和,等等,都在制药上留下名气。他们对各年代的广州地区居民的健康,立下汗马功劳。

(一)以“祖传秘方”制药

大药商都有一段故事,人所共知的陈李济,两个东家——陈体全和李升佐合作的故事就不再叙述,而敬修堂的东家钱澍田从上海来广州买布,却见广州天花流行,触发善心,将自家祖传的药方献出,做成回春丹,救了大批广州人的性命,因此出了名。

旧时的药商,都是以“祖传秘方”作为广告,一来让老百姓信任,二来也可以使药的知名度提高。于是,有些制药商在广告上打出响亮口号,“如有假冒,天诛地灭”,更有的在装潢纸上印上“虔敬修炼”等字样,以示神秘。他们绝不会出示制药的原料、份量,却偏把天地、神灵、良心连在一起,造成神奇莫测的印象,这样销路就可能大增。而且,对后来西药进入广州市场,也是一种抗衡措施。

为怕泄露偏方,怕仿制假冒,药业主往往在成药包装与方单上印刷商标以及创制人照片,还有凹凸版封签还加盖钢印的手段。有的为制作原料的保密,派人深入西藏或云贵高原,也有的几家药店或药厂结伴而行,到僻远地方分头采购再运回广州,然后各自交换。但这些人以后路熟了,各有打算,就再不合伙了。

在各家竞争中,也有主持公正的机构——杏存堂和大昌堂,前者为药业会所,后者为熟药业配药剂会所,由年事已高的长者主持,他们对一些冒牌货,公布冒牌货的特征,如正牌与冒牌企业打官司,会出面与官方联系,等等。虽然他们的行为并不具备权力特征,但他们的威信却在药业同仁中牢固树立。

每年农历四月二十八,是药王诞,杏存堂和大昌堂的老人们就忙得不可开交。药王各地不同,北方拜的是扁鹊,而广东拜的是唐人孙思邈,佛教还有药王菩萨,而大佛寺里还有个印度药王……

药王诞那天,百灵路(今解放北)里的药王庙人山人海,来求方的多是穷苦人家,家人中有人常年患病,久治不愈,来这里希望求张药方,拿到之后,还要到香炉里抓把炉灰,回家连同药材一起煮,才叫服到仙药。因为炉灰不多,也未必有毒,所以不太会影响药的效能。加上当时管理机构从不去制止,吃炉灰就这样传下来了。而杏存堂和大昌堂的掌门人还有一个任务,把烧肉分给各个同业,以示纪念。

有一个时期,西药进入广州,对中药造成冲击,加上政府出现一些极端意见,更使中医药岌岌可危。1927年与1929年,身为南京政府中央卫生委员会委员的余云岫提出“废止旧医”,甚至提出“废止中医案”,在中国医药界掀起轩然大波。后来“法案”没能通过。但此举对中医的打击是巨大的。

(二) 洋药制成中国丸散

鸦片战争之后,洋药渐渐进入广州。开始,在沙面的洋行,把洋药送进广州,海关打税5%,然后就通行全国。随着西医渐渐通行,西药在中国也占有相当的地位。很快,做中药的药商开始瞄准西药这一块,干脆自己做西药。他们利用外国药物,制成中国人服用的丹膏丸散,果然奏效。广州药商梁培基,抓住一两种特效药大量生产,高调宣传,如“梁培基发冷丸”,据说在街头写粗放字体做广告,每天写一个字,梁、培、基、发、冷……引起众多市民围观,议论,最后一天才把“丸”字填上,造成大批看客。然后,各药厂都推出一件叫得响的产品,如“必得胜仁丹”、“二天堂二天油”、“欧家全癣药水”、“陈六奇济众水”、“雷天一六神丸、六神水”、“永泰红十字油、熊胆油”、“唐拾义止咳丸”,等等,这些药物属于薄利多销。另一类就是以药房为主,转销世界名药,以壮大声威。这些药价钱特贵,供应一些富商或急病者。药房都是老药房,如十八甫的泰安药房、十三行一带的华安药房、仁安药房、万国药房、中美药房等,这些药房多直接向香港进货,故能得到快捷服务。还有一类就是卖药兼行医,在店里设一诊所,兼营一两种家庭药,以广招徕,如上池蚊香、牛肉酒、仁安清火散、保安油等,而他们更多以德国药、美国药作为招牌,吸引顾客购买。其中也有日本人开的店,如在西堤二马路,日本人森清太郎开了一家药房,也为日本侵略者刺探情报。

药商们的头脑多计,如外国药APC,来到中国就变成十灵丹、快灵丹、止痛退热散、柠檬精、止痛饼之类的药物,如同一种驱虫药山道年,制药商把它变成鹧鸪菜、花塔饼、疳积散等,万变不离其宗。即使同一种油,起名也五花八门,如意油、清凉油、熊胆油、自在油、百草油、保心安、十字油、万金油,等等,医治疟疾的奎宁丸,叫做发冷丸、止疟丸等,这种现象今天也存在,一种简单的药,换个名堂就十倍八倍地涨价,所以老人们说,用药还是传统的好!

“新药”出来后,厂家就大做广告,一是在报刊或车船码头,登所谓患者照片、来函、医生证明等等,证明某种新药药效,与今天的手段是一样的。有时在报纸上用整整一版登某种新药,以壮大声势。至于广告,虽然图画粗糙,但能够用各种建筑传承,土地庙、厕所、三家村等的墙壁,都留下广告的身影。更有的用活人做表演,摆地摊、敲锣鼓、卖武耍猴耍蛇以招徕顾客,一些卖假药的也凭口才趁机推销,有人还记得一段江湖人家的说辞——

我们祖宗三代,专门行医,传下来一个秘方,治什么呀,别的病不治,专治臭虫。我这药是古方,又经过科学的研究,证明确实有效。内中用二十四味中药,一十二种西药。放在八卦炉、蒸汽炉、电磁炉中,炼了七七四十九天零一晚上,不管大臭虫、小臭虫、公臭虫、母臭虫,闻见药味,立即就死。比DDT强胜百倍,比猴牌臭药,灵验千倍。哪位说了,你说得好,我们不信,你不信不要紧,我们可以当场试验……各位,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怎么,DDT没有这么快,臭虫药没有这么灵。哪位说,你这药太灵了,卖多少钱一包?讲到钱我不好说,我不是卖的。不卖了?真不卖,我是来宣传宣传的,你拿回去试验试验,要买的各位,请到鄙公司去。鄙公司在哪儿呀,长堤爱群最高一层,多少钱?公司一包一角五分,今天我带了几十包,是送的,要的请伸手。不过,请诸位多多包涵,这回全伸手了,送这个那个不送可不好,这样吧,我也不说要钱,就收点工本费,每包两毫……

当然这也有夸张的成分,但只要看过当时卖药的人,都会有这种感受,他们快捷的语速、幽默的谈吐、浓厚的生活味,的确吸引不少顾客。

另一种推销的叫“出江员”,所谓出江员,就是在客船上的广告员。广东特别是珠江三角洲河网交织,火船自然四通八达,特别是到港澳的船,厂家看准这个机会,派人上船做广告。听他们也像陆地上摆摊的江湖客一样,口齿伶俐,表演性强,省港渡河梧州渡最为活跃,他们有些领薪水,长期受雇。有些则只给“水脚”(车船费),特别在比较热闹的车船,经常有几个不同厂家的出江员,旅客不听也得听。广九车与广三车,这种宣传特别旺盛。但应该说,当时这种宣传,对新药的传播是特别有效的。 当然,对老药就相对困难一些。比如何济公药厂,当时有多大?只是一个客厅大小,叫它“厂”是太高了。可是它的止痛散是名牌货,但抗战时期却又30多万包销不出去,于是他们拿到重庆推销,靠的是宣传,全部销售出去。解放后合营时核算成本,发现它的毛利500%,而宣传费占了400%。

(三) 药厂转向商业投机

1930年,药界被一个重磅炸弹落下,德国的拜耳厂在上海落户。一系列的新药接替而来,如解热止痛的阿司匹林、阿士北罗,止咳的克里西佛,治理肠胃的药特灵,治疗花柳的914,用以消毒的雷佛努尔,等等,德国的药质量好,价钱贵,但人们的崇外心态使广州的药业受到沉重的打击。德国药和拜耳成为最时髦的名词、最高的标准。当时拜耳的商标仿如一个十字,人们一看到十字的药品,立即掏荷包,根本不管国产是否有同类药。于是,有好些药厂倒闭了。

这时,也有华人横路杀出,永安堂的虎标万金油到广州了,胡文虎的企业,在长堤今少儿图书馆处,它引进全西方的经营理念,产品包装精良,携带轻便,服用容易,价钱便宜,适合各种轻微病症,很快打入广州城乡。此外,宏兴药厂以香港为基地,以鹧鸪菜为主打,深入内地,取代了疳积散、花塔饼、万金锭等,这两家药厂在广州称霸一时。

那时还有医治天花的疫苗,因为时间性强,从国外运来无法保证需求,而国内的厂依靠国内原料,能制造出牛痘药苗,所以1922年以后,牛痘全靠黎启康、彭利二氏的产品风行两广地区。

抗战时期对中国药业是一个大破坏,因为许多要迁入内地而无法成行,只有将其抛弃,连陈李济也被烧了。彭利的牛痘疫苗因迁入广西得以保存。而日本药厂纷纷进驻广州,除了前文提到那位森清太郎外,后来还有盐野义、山之本,当时的武田药厂掌控了广州药业。它的总厂设在沙面,三个分厂分别生产皮肤膏、眼药水、仁丹、磺胺类抗生素等,到日本投降之时,清点人数有一千多人,许多是原来广州的老药厂员工,为了糊口不得不去上班。这些工人试用三个月,每月薪酬25斤大米,转正后35斤,但被日本监工严密监管。

日本投降后,美国以盟国的姿态进入中国,他们的药品也具先天优势,如那时磺胺类抗生素只有他们才有,广州药厂只能夹在人家手指缝中生存。那时美国药便宜,又有独家的制作,中药想站稳脚跟非常难。于是许多药厂转向商业投机,将药店在香港注册,接国内订单,再向美国要货。但因货价起跌很大,也未必好做。当时的链霉素,抗战后每支50元,一个疗程分四期注射,非4000元不可,富家当然争先购买。广州的炒家卖到70元,大量进货。后欧洲货进入香港和广州,每支仅5元,炒家欲哭无泪。除了这些,国内一些老名牌产品,也成为炒家的手头货,甚至有些干脆制造假货,如胡文虎的万金油脱销,于是莫名奇妙出现了“胡文龙千斤油”、“胡文豹万金油”,等等,几种货色,一模一样,难辨真假。 梁少林

来源:羊城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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