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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主力部队正与越军激战,但后续增援部队前进通道被敌人封锁,对面山上的敌人躲在掩蔽工事里用机枪向我扫射,我步兵部队拿他们毫无办法,现命令你连:立即、快速前进,将对面山上的敌人彻底消灭,为我大部队前进扫清道路。”1979年3月2日上午,在黄连山代乃地区完成一昼夜的作战任务后,我连又接受了新的作战命令。

我心里骂道:这哪里是作战,分明是让我们前往送死,本该由坦克完成的任务,竟然要用我们汽车牵引着火炮去完成,哪有这样的战术?

这些老革命(其实我当时用的不是“革命”这个词,用什么词大家可以想象得到,今天我用“革命”一词来表述,显然是出于对值得我们尊敬的老首长们的敬意),为了民族与祖国,他们连自己的生死都置之度外,当然也会为了胜利而不惜我们的生命,哪怕我们是他的同胞兄弟。

不过,根据他们的一贯作风,我断定,此时此刻,他们一定比我更靠近前沿,更接近敌人,也更危险,这是他们根据战场情况所能作出的、不得不作出的最佳作战方案。

战后,据师侦察连连长万长寿披露,面对敌人机枪的封锁,师前指曾设想多种方案,都没有获得康一号首肯,最后由战前刚刚就任付师长的原炮兵团团长、炮兵专家韩志刚一锤定音:“加农炮上”。

当然,骂归骂,命令必须无条件执行,我没有、也不可能把我的不悦情绪表露在脸上。连长用洪亮的声音向全连下达命令:“战斗打响后,各炮长自行指挥,任何人不得怠战,必须保持最强火力。”“按一至六炮的序列全速前进。”

我纳闷,自进入战区后,他一直用我驾驶的六炮车当指挥车,这次他一反常态,让我守尾,令人十分不解。

我们撤出阵地,沿公路主干线,高速度地前进着,很快,就听到了敌我双方进行激烈的交火声,偶尔也有跳弹飞来,驾驶着牵引车前进着的我们,着实有种被动挨打的滋味。

越向前方,战斗越激烈,很快,有牵引车驾驶员为水箱加水了,我超越后,又有人发出让行手势,在两车都在向前行驶的状态下,经询问,答复是水箱温度过高。为了保证有足够的兵力到达作战区域,我招呼到:“稳定车速,努力跟进。”

常识告诉我,如果不能保证2/3的火炮到达指定位置,即使我们不被敌人消灭,军事法庭也会等着我们。于是,我使用轻松的、愉悦的、调侃的、甚至是嘻嘻哈哈的语调,在行进中做起了战场鼓动工作。说实在的,当时我真有点担心“水温高”会成为传染病。

在我超越第三台牵引车时,坐在副驾驶位置的政工首长要我停车,我说:“他们很快就会跟进的”,政工首长说∶“我必须坚守我的位置”。我停车后,政工首长下了车,而换上来的是副连长佘金礼,他上车后就来了一句:“搞,给我往前搞。”

显然,他用这句极不规范的言辞,目的是想以此来缓解我战场的紧张压力,我当然理解领导意图,也跟着回敬了一句:“搞,有你在边上,什么我都敢搞”。我们轻快地交谈着,战场紧张气氛顿时轻松了许多。

就在我车前行时,被我超越的三台车竟然全部入列,此时我的心情别提多高兴,这是完成任务的首要条件啊!显然,我的连续超越实际上起到了鼓舞士气、冲锋在前的效果(不知道谁作出的规定,共产党员必须冲锋在前,退却在后,战友们对党的政策太清楚了,也许,他们在心里喊着:让共产党员先走)。看我超车后,他们也都不甘落后地跟了上来。作为军人,情绪调整得当,稍许的怯怯会很容易被引导到英勇无畏的轨道上来的。

前方敌人的射击越来越激烈,我又一时无法入列,于是,我索性加大油门,向前高速超越行驶。副连长也向右侧前行的驾驶员们发出加速前进的手势,并督促他们:“快,快,快!” 很快,我们与连长乘坐的指挥车(1炮车)并行并成超越态势,连长大声吼叫着什么,敌我双方的射击声、子弹飞行声、还有发动机的轰鸣声响作一片,我根本听不清连长在吼什么。

于是问副连长:“连长吼什么?”副连长回答:“不管他,加油,加油,快,快加油!”终于,我们冲过了敌人的第一道封锁线,进入了敌人的射击死角,为后续火炮留有足够停放空间后,我们停了下来,等待命令。

此时跑上来的连长冲着副连长大吼:“我俩都在前面,万一‘熄火了’,这个仗还打不打,这个连队还要不要?从现在开始,你离我最少要间隔三台车。”

连长话音未落,副连长趁机溜之大吉,惹不起躲得起,一走了之。我们连长太霸道,似乎只有他才有资格冲在前头,别人只能远远地跟在后面。

连长的批评当然是非常正确的,但副连长为了胜利主动向前冲的不怕死的勇敢精神更是深深地感染了我,感动着我。如果不得不再次上战场的话,有佘副连长在身旁,那绝对是战场幸事,起码你有战胜对手的勇气和一往无前的精神。

此时,我才理解连长为什么刻意把我安排在最后,他显然是要把我和吴顺记 分开。这样,方能避免他最信赖的俩个优秀驾驶员同时“熄火”。

稍后,连长向通讯员发出:“拉大车距,快速通过”的命令。坐上我车的连长,并没有因为我刚才的快速强行超车而迁怒于我,毕竟冲在前面是军人的天性,是勇敢的、不怕死的表现,这是优秀军人的最基本素养。

起步后,我以最快的速度向前挺进,连长来了句“你车的动力比吴顺记的好。”显然,他也是要努力让我轻松起来。后来吴顺记告诉我,就在我对他实施超车和超车后,站在汽车脚踏板上的连长,不止一次地缩回驾驶室,用左拳捶打他的背部,并说:“快,快,快加油,你不加油,你怕死?再不加油老子枪毙了你!”

吴顺记甚至说:“如果连长会开车,或者有驾驶员顶替,他不把我枪毙了,也会把我踹下车的。其实,我的油门一直是踩到底的,再快也不能满足那种环境啊,上坡行驶,又牵引着火炮,本来就是小马拉大车,我怎么能跑得快?”

其实,老吴是个很了不起的战地驾驶员,能驾驶1炮车,本身就说明他的军事素养和驾驶技术以及心理素质都属于本单位一流,否则,1炮车驾驶员的位置你连想都不用想。

9连1炮车驾驶员就是由驾驶班长老滕同志亲自担任。老滕同志曾两次上前线,他以比我们多上一次战场为自豪,而我们总是调侃:首战不及格,二次补考。他因此荣立战功并提前晋级。由此,不难看出,1炮车驾驶员的位置多么重要,在班长副班长离岗期间,1炮车驾驶员就是当然的领导者,因此,1炮车驾驶员事实上还是整个驾驶班的灵魂人物。老吴同志委屈啊!不过,战后连长还因此特意向老吴作了道歉,并嘉奖了老吴。当然,我为 老吴说了不少公道话。

随着我们的挺进,敌人的炮弹呼啸而来又呼啸而去,呼啸而来又不去的,就砸在我们车前车后,就在我根据敌人炮弹呼啸的声音判断是加速还是减速的时候,一颗炮弹发出恒定不变的尖叫声,向我逼近,逼近,再逼近,根据判断:敌炮弹飞行弹道偏低,我当机立断,紧急刹车。“啪”,砸在我们车前面大约五米远的地方,气浪掀起路面少许尘埃,一个盘口大的痕迹魔幻般地出现了。谢天谢地,一颗哑弹。

紧接着,第二颗炮弹又呼啸着落在我的车后,就在我准备起步时,又一颗炮弹落在我前方大约二十米不到的地方。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此时竟然有位步兵战友向我发出禁止通行的手势,迅即在哑弹入土的地方画了一个又一个白色的、圆圆的圈,(直到今天,我始终没有弄明白,步兵战友在地面画圆圈用的白色粉末是石灰?是滑石粉?控或就是炊事员用来做馒头用面粉。有哪战友能给出权威的、正确的答案)。

为了避开哑弹,我牵引着火炮在公路上以“划龙”的方式前进着,当年学开车时,因“划龙”,没少挨师傅陈华东臭骂,没想到这个“划龙”的技术,竟然用在了战场上。

后来,战友们议论越军多枚炮弹未爆炸时,一种观点认为:越军使用的是我军援助的炮弹,而这些炮弹都是在我国“文革”时期生产的,因为质量问题而没有爆炸。但这种观点很快被另一个战友否定,他说:“我们在前线占领敌军的阵地后,缴获到了越军的火炮,但在越军的炮阵地上,我们发现了大量的炮弹筒,还有不少引信,却少了不少防潮盖,说明敌人在向我们发射炮弹时,有很多炮弹根本就没有安装引信,甚至连防潮盖都没来得及卸下就发射了。”

由此不难看出,我先头部队进攻的多么神速。正是他们置自身生死于度外,英勇顽强,快速进击,使得敌人落荒而逃,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当然,他们为此作出的牺牲是可以想象得到的。

就在我们艰难前进时,突然我发现公路左侧下方一个掩蔽工事里,敌军向背后、也就是公路路面扔手榴弹,手榴弹冒着蓝烟,翻着筋头,在车前横飞。就在我准备利用敌人两次投弹间隙穿过时,我步兵战友又一次向我发出禁止通行的手势,我不得不原地等待。

大约离我车保险杠五、六米远的前方,敌军的手榴弹冒着蓝烟,一颗又一颗地向公路右侧横飞,路面上稀疏地有我军几名士兵,将敌人的手榴弹捡起又扔回原方向,落入深壑爆炸。

很显然,扔手榴弹的越军不够专业,没有掌握手榴弹延爆特性,为我军把手榴弹扔回去留足了时间,有人说:扔手榴弹的越军够种,我说:“愚蠢至极,一个连保存身己都不会的人,谈何军人?谈何够种,纯傻蛋一个!”

很快,我一位军官,右手握着手枪,左手攥着一士兵腰后的武装带,伸直,便于士兵射击;拉住,以防士兵滑入公路下方,落入深壑,该士兵就在似站稳未站稳的档间,向公路下方“嗵嗵”连放几枪后退回原处,再次被军官推向前方,连放几枪后又退回原处,如此往复三四次。其中有一次,越军的手榴弹竟然砸到该士兵胸部又弹了回去,落入公路下方爆炸。

就在敌我双方僵持不下之际,我一名步兵战士,如同猫儿发现老鼠窠穴一般扑倒在敌人工事上部,用右手拉开自己的战友和军官,随即做了个后拉动作,多股蓝色烟雾冉冉升起,大约在停顿两秒钟后,他将冒着烟的“家什”向前推出。霎时,“嘭”的一声,泥土伴着蓝烟横飞,原本卧在地面的他,就着烟雾,一个鲛龙翻身溜下路沿,“嘭嘭”两声枪响,他旋即来到军官面前,伸出三根指头:“三个敌人,全部消灭”。

突然,他又疾转身回到刚刚卧倒的地方,弯腰捡起一根不足两米长的绳索,嘴里嘟噜了一句:“妈的,我的被包绳没有了。”令人佩服的是,这名战士从卧倒开始,到把自己炸断了的被包绳捡起又甩回地面结束,前后耗时也就十来秒钟。凭我的判断,该军人极可能是一名班长、或者是副班长、或者战斗小组组长,至少,他的军龄超过两年。他能把多枚手榴弹用被包绳捆扎、拉开拉环后延迟两秒多时间、把整捆的手榴弹悬挂在敌人射击工事洞口瞬间爆炸、似鮫龙入海般进入敌人工事、抵近开枪消灭两名敌军,旋即报告战况,一气呵成,快速而不紊乱,紧张而不慌张,果敢,利索,非职业军人不能如此,着实令人敬佩!

三十多年来, 这一幕我始终不能忘记,他可能是我149师445团的,也可能是446团的士兵。不知道当年炸毁敌人暗堡的战友后来怎样?立功了吗?现在何处?身体还好吗?

当然,还有那几位把敌人的手榴弹捡起来又扔回去的战友,是你们的机智、勇敢、不怕牺牲,为我“八一”军旗增辉不少。事实上,敌人扔手榴弹时,他们迅速跑开完全符合战术要求,任何人都无权指责,但对于整个战斗结果绝对大不一样。手榴弹在路面爆炸,对于坐在驾驶室的人员和车上乘员,其杀伤力不言而喻。他们把生的保障送给不曾相识的战友,把死亡的风险留给自己承担,那么沉着,有条不紊,临危不惧。为了民族与祖国,你们做了我们该做的、能做的一切,如果能见到你们,我一定给你们行举手军礼。

前进,前进,我们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着。但前方的路,又被敌军封锁着,好在我们选择到了一个刚好处于敌军射击死角的位置,但我步兵战友仍艰难地前行着。他们匍匐着前进,占据着公路右侧大半幅路面,公路左侧被敌人死死地封锁着(此时敌人处于仰射状态,机枪对我右侧匍匐前进的士兵几乎没有太大的杀伤力),使得我炮兵分队无法开进,不得不停下来。

看着匍匐着前进、似乎永远没完没了的步兵队伍,我们连长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一向足智多谋的他,一时竟然没有了主张,拿那些争先恐后、匍匐着前进的、潮水般的步兵战友毫无办法。我突发奇想:“在我连后侧设置调整哨,阻止步兵前进,为我炮兵分队前进腾空路面。”早被急晕了的连长报怨道:“我能阻止得了?”“争取上级支持。”我说。连长豁然开朗,快速向我连后侧跑去。

很快,我所在路段步兵战友渐渐少了下来。我松了一口气,同身边的一位小战士聊起了天。这是一个芜湖籍士兵,战前由浙江某部补充到前线,姓张名勇,与我算是半个同乡(我是安徽无为人,无为现已划归芜湖市)。在前线,遇到家乡人,当然格外亲。小战友把我这个大老乡看得也很亲,我们谈得很是投机,我拿出烟盒,递过去一支,他说“抽烟不好”没接,我点燃一支吸起来。他看我吸着香烟那个爽样,说道:“我也来一支,还不知明天怎样呢。”

于是,我递过去一支烟,并帮助点火。小战友刚吸了一口,就呛着咳嗽起来。没想到,这支烟差点让我永远也回不了袓国。就在给张勇点烟的档口,一颗炮弹呼啸而来,由于点烟分散了注意力,当我意识到炮弹来袭时,已经没有更多的时间选择恰当应对措施了。爆炸声,震撼力,炸飞的泥土,几乎在同一时间,分别传送到我的双耳,头顶,震撼着我的肺腑。

这颗炮弹在距我脑袋后侧山坡上方大约不足两米远的地方爆炸了,如果向右偏一米,极可能在我的后脑勺和山体之间挤出一条通道而落在我脚后根处,若不是一米,而是一点一米,其引信极可能与我的脑袋来一个亲密接触……。哈哈,死神与我不是擦肩而过,而是擦着头皮飞去。我赶紧用双手覆盖着头部,但手背被砸的实在受不了。于是,我匐下身来,本想钻到汽车底下去,原本与汽车大箱很近的我,竟然到不了汽车底部,因为战友们在我的胸前叠罗汉般地叠加了好几层,而后背又是承受打击能力很弱的部位。无奈,我只好用力站立起来,恢复原状,使自己的脑袋、身体紧紧地贴在山壁上,任由落下来的泥土顺着山坡潮水般地涌来、覆盖、掩埋。尽管衣服里面弄了不少泥土,但后来的泥土被先到的泥土缓冲了一下,疼痛竟然轻了不少。

结果,我毫发无损,只是两只手卫生极不合格。我不得不佩服我们的对手,这颗远道而来的炮弹,它的射击距离误差为零,左右误差不超过一米,而这在远距离射击时,是根本无需修正、也是无法修正的,他们能够做到距离和方向零误差,真是做到了极致。显见,敌316A师的炮兵技术还真和我149师加农炮1连的炮兵技术有得一比。记得我连在一次实弹射击比赛中,以三发两中并列冠军,小瞄准手硬是哭着不领奖,原因是活动坦克靶上两个洞靠得太近,其中还有一个是椭圆形。非得要裁判官解释,一颗炮弹为什么能打出椭圆形的洞。最后弄得裁判下不了台。

原本在连队后部阻止步兵前行的连长,不知什么时候跑到前方去了。从前方侦察回来后向我宣布作战步骤:“前面公路差不多很快清空,再过三分钟,我们向前机动。”随即命令通讯员:“通知各驾驶员,拉大车距,快速通过。”我补充道:通知驾驶员,靠右侧行驶,任何情况下,不得占用公路中心线停车,防止车辆受损堵塞公路。”

“出发!”连长眼睛盯着腕上的表,发出命令。早已准备好了的牵引车,发动机狂吼着向前蹿出,拐过山嘴,我拼命加大油门,向前猛冲。意料中的情况出现了,回过神来的敌人拼命地、发疯般地用机枪扫射着,几乎有十足的信心、把握,将我们消灭在这里。就在我把油门踩到底,同敌军的机枪子弹拼速度时,车上的炮手拼命地捶打着驾驶室顶部,老掉牙的驾驶室顶部,只剩下一层铁皮,我和连长如同坐在被敲打着的鼓里一般,头顶被不停地、狠命地拍打着、发出雷鸣般的响声,他们争先恐后地、不停地大喊,“停车,停车,快停车!”

我此时哪里会放松一点点油门,敌人呼啸着飞行的子弹“嗖、嗖”声告诉我,子弹打在我的车后,此时停车,就是死亡,于是,我踩着油门,同敌人的机枪子弹拼速度。

终于,熬过了最危险路段,敌人放弃了对我的追杀、扫射。绕过一个山嘴,为后续车辆留足足够的空间后,停下车来,我思索着:你“发言”完了,该我“发言”了。我在认真地观察、分析着对手。此时一位炮手问我:“刚才我们拼命喊你停车,你为什么不停车,你知道刚才有多危险吗?敌人的机枪子弹就擦着我们车的后挡板雨点般地打在公路右侧的山壁上,我们每前进一点,敌人的子弹就跟进一点,子弹差一点点就打到车里来了。”

我说道:“我们前进着,是运动目标,一但停下,我们就是死靶子,你们想活,我还不愿死呢。敌人射手枪法确实很准,但军事常识太差,在向我们扫射时,没有打提前量,如果敌人不是瞄准我们打,而是在我们前方提前六、七米处打拦阻射击,守株待兔,兄弟!你、我的麻烦就大了。”

炮手们看我说的有道理,深深为刚才要求停车的举动后怕着。实事求是地说,连长的黙许、信任、不干涉,是我能够果敢、大胆应对的前提。在如此万分危急的关头,连长能一言不发,足见其大将风度,以及对部属的了解与信任。

我认真地观察着刚刚对我疯狂扫射的敌人阵地:那半片山就像是植树节前等待植树的地点一样,一个坑挨着一个坑,显然,这是我军炮火准备时留下的痕迹;整个半片山,几乎没有植被,又像是一头刚刚被屠的猪,由于屠夫的技术不精,在两头,在猪尾巴处,在猪耳朵、眼睛处,或肋骨沟里,还有些许零星草丛,整个越军阵地,似乎一目了然,敌人毫无藏身之处,那么,敌人又是从哪里向我扫射的呢?百思不得其解。

突然,在我视觉范围左下角的一栋完整无损的建筑物引起了我的警觉。它坐东朝西,后靠山前临河,北侧一道山梁。正是这道山梁,在我军炮火准备、由北向南射击时,构成了射击死角,使它竟然毫发无损地耸立在那里。

“摧毁它!”我向炮长发出战斗建议。一名炮手说道:“我们不伤越南人民一草一木。”我说:“什么一草一木?那是侵略军的作战工事。”跑到别国土地上,说该国军人为侵略军,似乎有些强词夺理,但谁能说,武力侵占别国首都的军队所有军人,不是侵略者?谁又能说,这栋建筑里的军人不是前几天还枪杀我边民的侵略者?当年,美利坚向长崎、广岛扔下胖男孩和他的兄弟,你能说他消灭的不是侵略者的一部分?况且,战争本身就是用强盗般的强硬对付对手的一种极端的、你死我活的行为。

“副营长没有下达射击命令”,又一炮手又提出问题,显然,当时在场的职务最高长官是副营长,由他发布射击命令当然最具权威性,可他因为可以理解的原因,并没下达射击命令,我大声说道:“副营长不到别的地方视察?”话音未落,副营长转身离开。紧接着我又来了一句:“副营长走了,就是让我们打。”其实,副营长刚刚转身,我们的对话他显然听得清清楚楚。

又一个炮手紧接着说道:“打了明天回去要受处分的。”我大声咆哮道:“今天不摧毁它,你我明天想受处分都享受不到了!”

此时,炮长征求我意见:“打?”“打!”我坚定地给出意见。

“免驻锄持续射,准备——!”炮长果断地下达了战斗命令。免驻锄射击——作为一种作战方式,很多军人,甚至很多当过炮兵军官的人,知道有这种战斗模式,但真正见过用这种模式射击的几乎没有,更不要说实际运用了。可见我炮长不仅训练有素,而且灵活运用。所谓驻锄,就是火炮大架尾端的一个装置,作用是消解火炮射击时产生的巨大后坐力,它的样子像个巨大的犁铧。火炮射击前,通常都要挖驻锄坑,使驻锄钣与驻锄坑紧实相贴,以抵御火炮射击所产生的后座力;如果不构筑驻锄,火炮发射的后座力,足以将火炮向后推行数米甚至更远,这对火炮和炮手都非常危险。

炮长巧妙地利用公路右侧的排水沟,采用此战术大大地缩短了作战准备时间,随着各炮手“准备完毕”,“一发装填完毕”的报告,炮长果断下达命令:“预备——放!”

就在炮长“放”字出口的同时,炮弹呼啸着扑向目标,在距地面约五十公分的高度,破门而入,气浪立马将房顶掀起又瞬间落下,建筑物里的敌人四散逃命,他们钻进草丛,消逝的无影无踪。我高射机枪用俯射的方式,扫射、封锁草丛,并用曳光弹为炮手指示目标,其余各炮随后都及时投入战斗;我沿线部队,不分兵种,不分建制,同心协力,狠狠地打击敌人。

当我炮火射向草丛时,奇怪的现象发生了,原本应该在地表瞬间爆炸的炮弹,此时全部钻进地底深处爆炸,掀起大量、厚重的土层。原来,每一处“草丛”,都掩蔽着一个敌军射击工事,四散的敌军为了保命,只有往工事里钻,正好,为我炮兵指示了目标。随后,我炮兵将所有的“草丛”一一进行“点名”,几乎无一例外。原本安装瞬发引信、在地表瞬间爆炸的炮弹,全部在敌军掩体深处爆炸。炮弹爆炸产生的沉闷回声告诉我们,这里是敌人的射击掩蔽所。

到战斗结束时,目光所及,半片山体,根本不可能看到一处草丛。这些“草丛”,非加农炮不能解决问题,如果改用榴弹炮,火箭炮,迫击炮远程覆盖,即使达到每平方米一颗炮弹的数量,也无法将它们彻底清除,我加农炮兵硬是从正面将炮弹一颗一颗地塞进敌掩体纵深爆炸,方才一劳永逸、彻底解决问题。

据网载,越国总理后来曾说:“中国军队真狠啦,他想占领山头,那一定得占领,万一占领不了,他们会用大炮将山头轰平。”其实,这位总理的话只说对了一半,那就是,我军不达目的誓不罢休,至于将山头炸平,那太夸张,没必要,也太浪费。但可以肯定的是,当我军停止射击时,对面山坡,与炸平相比,效果确实是一样的,不可能有一名敌军存活。

有意思的是,当敌人向我们扫射时,我们把油门踩到底,一心一意,老老实实地拼命跑。当我军开始射击直到射击结束时,敌人也未放一枪就全部被歼。原因是:一开始我们处于上坡行驶,速度慢,敌人又是躲在暗道纵深作正面射击,而我们又是左侧对着敌方并处于机动状态,他们可以在山洞深处向我疯狂扫射。

后来我军处于高处,躲在口径不大的山洞里的敌军用仰射、向左侧射击无法达到射击效果,加上我处于正西偏南一侧,下午两三点的时侯,敌人处于逆光状态,诸多不利因素叠加,与其无谓暴露,不如择机再战。没成想,他们的同伙,为了活命,不顾一切地往掩蔽的、不曾暴露的作战工事里钻,不但未能保住自己小命,反而将整个暗堡群全部暴露,最终被我全歼。

敌军万万没有想到,这一场战斗的实际“指挥者”,竟然是中国军队的一名驾驶班副班长。即使是作出这一决策的我前指指挥官,他们发布的战斗命令得已实施,但真正是谁“指挥”了这这场战斗,他们肯定也不知道。驾驶班副班长和炮长决意发起了这次战斗、完成了前指下达的作战命令。

现在想起来都后怕,如果不是我6炮炮长带头,果断、及时地发起攻击,后果真是不堪设想。三月初的越国大山雨林地带,太阳在下午四点前后就会落山,如果不是及时消灭了敌人,天黑后敌人摸过来,我们连开枪可能都不知道枪口应该朝哪个方向。

这次战斗消灭的敌人并不多,我们看到跑到建筑物外面的只有约十几名敌人,室内被我炮首发命中消灭(含负重伤无法逃跑)的应该也不会多于十名,随后摧毁的敌掩蔽作战工事(“草丛”)约有十多处,里面被毙敌人难以统计。但它的意义在于,为我主力扫清了道路,使得我刚刚完成四号桥反伏击作战主攻部队的弹药供给、援军到达变得快捷、通畅,使得主攻部队无后顾之忧。最终为我师的战役目标——攻占沙巴,增加了保险系数。

这次战斗真正的功臣,当数我六炮炮长———149师炮兵团加农炮一连炮六班班长康存木,敢于担当,主动出击,为我四号桥反伏击战扫尾作战书写了浓浓一笔。

这次战斗,充分体现了我军:“敌情就是命令,枪声就是命令”的优良战斗作风。也体现了我师一贯战斗作风——不达目的,绝不罢休。

至此,我一天的八小时作战基本完成 。

完成任务后,我们继续向前挺进,刚刚行驶不到几百米,又一步兵战友站在公路中间阻止我前进,停下车,提拉着冲锋枪,与之交涉:“让开!”“不可能!”“为什么?”“没有为什么!”对方口气特硬,声音好像是从头顶传来的,我抬头一看,乖乖,个头快赶上穆铁柱了(那时还没有大个子姚明)。不过,从嘴唇汗毛看,年龄也就十七、八,或许十六、七,真正的乳臭未干。我想请示连长该怎么办,哪知连长早已走到后面去了,他又去视察他的宝贝连队了,连队可是他的命啊!

夜幕降临前,我抓紧时间解决晚餐:一个冷馒头,一坨涪陵榨菜(那可是好东西,味美着呢),一壶凉水,吃得也算有滋味。我努力将肚子弄饱,储备能量,为接下来的战斗做准备。

抓紧时间就寑,出国作战以来,我第一次宽衣解带,在汽车底盘下的公路路面上,展开行囊,将枪放在右侧,枪口朝脚头,弹匣朝外,以保证抓起来就可以射击,弹匣满满的,当然,保险还是要处于关闭状态,子弹带做枕头,准备美美地舒展一番。突然,“枕戈待旦”这句成语映入脑际。我想,这句成语一定是个士兵而非文人墨客苦思冥想制造出来的。夜间不小的雨几乎想把我漂走,但我得努力睡觉。“不会休息就不会打仗”,噢,谁说来着?

次日,黎明前的黑暗刚刚略显淡化,我抓紧时间穿戴,“天刚晓,战士醒来早,……,”陈毅元帅的诗句滋润着前线战士的思绪,为新的一天战斗做准备。来到昨晚大个子小战士站立的地方,早已人去路空,到底是新战士,临走招呼也不打一个(开个玩笑,战场岂有必须道别之理)。

前方空无一人,再往前行大约四、五十米,拐过一个山嘴,一座被炸毁的废桥展现在眼前,敌人撤退时,为阻碍我军追击,炸毁了桥梁。显然,我车处于西线战场第一战车的位置,挺进在对敌作战的最前沿,尽管我早有思想准备,但被证实后,仍然吃惊不小。这在战场上,“光荣”的概率实在是太高了。也难怪昨天敌人对我车袭击时,打的那么准,炮弹就像长了眼睛,距离就如同用皮尺拉过的一样。炮打出头鸟啊。

我将前方断桥的情况及时向连长作了汇报,上级很快派来工兵部队,随后,我终于在前线第一次看到了我军坦克,令人哭笑不得的是,此时他们不是来向敌人开火的,而是拖拉着工兵战友砍伐的树木,帮助工兵战友修筑便道来了。坦克成了标准的“拖拉机”,而我们之前不得不用汽车与火炮搭配来代替坦克。

我真羡慕我们的坦克兵兄弟:我149师怎么就那么心痛你们?不仅仅是把你们当客人待,简直就把你们当“闺女”看,就怕你们细皮嫩肉、军绿漆面给机关枪子弹擦出伤痕?当然,据说我坦克部队的战友们,在攻克沙巴、血战316A师的战斗中贡献巨大。

三月三号中午,我们接到通知:已完成预定作战任务,准备回撤。自古强兵非好战,回撤,对于在战场取得胜利的军人而言,肯定是最高兴的事。随后,我们掉头回撤。

向前线挺进时,我连在多数情况下,都以营前锋的位置挺进在最前端,后撤时,不出意外,我连极可能会为全营断后。但出人预料的是,驾驶着7连最后一台车的我,在后撤途中竟然遇到在路边歇息的9连,我在想,上级领导真的很有人情味,终于安排我们轮换放松一下了,放松的感觉真好,真好!“国内见!”“国内见!”我主动与9连连长刘忠武互相道别。

没想到,“国内见”三个字,竟成了我与刘忠武连长的绝别辞。在我遵从中央军委按计划撤军后,已经处于劣势的对手,改逃窜为反扑,故作恋战态势,外强中干地无谓纠缠,以图挽回一点颜面。因此,我9连2排在连长刘忠武的带领下,为掩护主力后撤,担负阻击敌人的任务。刘忠武连长在此次战斗中英勇献身。

在我师数百英勇献身的英烈中,刘忠武连长是我最熟识的英烈之一。他生前对部下、对同志、对友邻连队战士都特亲近,是个好人,特受士兵爱戴。

令人无法忘却的是,在追悼会上,他的一双只有四、五岁的女儿,因年幼不谙世事、不知牺牲一词之悲壮、之沉重,竟围着肃穆的、席地而坐的追悼方队,追逐着、发出无忧无虑的、清脆的、银铃般的嬉戏声,我直觉得似万箭穿心,泪如泉涌。不知这双远在千里之外的遗孤,如今生活怎样?但不管怎样,丧父之痛,这是你们永远难以淡去的痛。你们如今也该是不惑之年,相信当地民政部门的叔叔阿姨们当年一定对你们照顾有加,作为你们父亲的战士、你们称之为叔叔的我们,期望你们平安,祝福你们!愿战争这个魔鬼,远离人间,远离人间!!!

战后得知,9连这次掩护主力撤退的任务,上级本已决定由我7连执行,最后因故改由9连去完成,而按照原方案由我7连执行该任务,牺牲的绝对不是9连刘忠武连长及部下,至于我能否活着回到我亲爱的祖国,那只有听天由命了,战士,毕竟做好了为国捐躯的准备。

虎狼之师卫神州,匹夫效国热血酬;

金戈铁马疆场疾,不辱雄师 1 4 9!

在对越自卫还击作战中英勇献身的英烈们永垂不朽!!!

2014年4月于安徽马鞍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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