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庆皇帝反贪腐面面观(转)

嘉靖皇帝在雍正皇帝除和珅之后反腐面面观

何去何从

乾隆六十年,乾隆皇帝最终确定了第十五子嘉亲王永琰做自己的接班人。

这个接班人让乾隆满意的有四点:

首先,从性格上看,皇十五子少年老成。他性格中最大的特点是自制力强。他起居有常,举止有度,学习勤奋,办事认真,从不逾规矩一步。这是最让乾隆欣赏的。

其次,此人品质“端淳”,生活俭朴,为人谦逊。特别是富于同情心,待人十分真挚,善于为他人着想。

第三,从学业上看,经历了二十多年严格、系统、高质量的帝王教育,永琰对儒家心性之学,颇有心得。他的修养是建立在学养的基础之上,因此根基牢固。另外,此子武功骑射成绩虽然比不上他的父亲和曾祖父,在兄弟当中也是首屈一指。

第四,从外表看,嘉庆皇帝是清朝历代皇帝中长得最端正、最上相的一位。他中等身材,皮肤白晰,五官端正,一副雍容华贵的相貌。脸型介于方圆之间,显示出他性格的平衡和理智。经过从小就开始的仪表训练,他在出席大的场合时,总是举止高贵,镇定自如,讲话不慌不忙,富于条理。

另外,这一年,嘉庆三十六岁。这个年龄,既精力充沛,又富于经验。生命由青春期的青涩,青年期的热烈,转为中年前期的稳健有力,正是主掌一个庞大帝国的最佳年龄。

因此,嘉庆元年正月初一日举行的这个盛大典礼仪式盛大华美,气氛祥和安宁,连天气都是如此晴朗灿烂。

九时三十二分,随着坐在宝座上的乾隆把手中那颗宽三寸九分、厚一寸的青玉大印“皇帝之宝”微笑着递到跪在他面前的嘉庆皇帝手中,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空前的纪录诞生了:中国历史上最平稳的权力交接顺利完成。

嘉庆三年腊月底,八十九岁的太上皇得了轻微的感冒。嘉庆四年正月初一,皇帝和诸王贝勒及二品以上大臣依惯例来给太上皇拜年,上皇还能如常御座受礼。不料,初二日,病情转剧,身体各器官出现衰竭征兆,陷入昏迷。初三日上午七时,太上皇停止了呼吸。

正在欢天喜地过年的大清国臣民们不得不穿上丧服,进入全国性的哀悼期。不过,没有多少人真正悲痛欲绝。让大家真正感兴趣的,是新皇帝到底是怎么样一个人。

虽然已经当了三年皇帝,可是嘉庆在全国人的心目中还是一个谜。除了他那张总是带着和蔼微笑的脸和几篇没有个性的圣旨之外,人们对他一无所知。不过,新皇帝的种种表现,似乎表明他是温和、稳健之人。朝廷大政,短时间内不会有什么大的变动。

然而事情的发展出乎所有人的预料。乾隆去世的第二天,也就是初四日上午,嗣皇帝就发布了一条让全国人都大吃一惊的谕旨:免去乾隆皇帝驾前第一宠臣和珅兼任的军机大臣和九门提督这职。同时,一场规模巨大的抄家行动展开,令人惊愕的巨额财宝在和府地窖中显露出来。

举国上下,对这个影子一样悄无声息的皇帝,刮目相看。可以说,诛和珅是新皇帝处理政治危机能力的一次成功展示。

以诛和珅为开端,一缕缕政治新风,绵绵不断地从紫禁城吹散出来。

亲政后第二个月,皇帝发布谕旨,今后皇帝出宫祭天及谒陵,随行仪仗减半,皇后和嫔妃不必随行,以减少出行费用。

这道谕旨显示了新皇帝与老皇帝截然不同的务实作风。

几天之后,皇帝再次发布谕旨,禁止大臣们向他进贡古玩字画。大臣们向皇帝进奉贡物以邀宠这一不良风气是乾隆晚年迅速发展起来的。从乾隆六十大寿开始,各地大臣争相向皇帝进贡奇珍异宝,名贵字画,以博皇帝欢心。嘉庆直言不讳地说,大臣向皇帝进贡古玩,除了助长贪风,别无益处。

这道谕旨发布不久之后,他接到大臣的汇报,说上年底从叶尔羌采解入京的一块特大块玉石正在运送途中,因为道路难行,难以按规定时间抵达京城,请皇帝批准延期。皇帝发下了一道让全国人都目瞪口呆的谕旨:“一接此谕,不论玉石行至何处,即行抛弃。”因为玉石虽美,无益民生,皇帝并不喜爱。

连撰写圣旨的军机大臣简直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看来皇帝还真动真格的。通过这道谕旨,新皇帝的节俭形象,一下子树立起来了。

然而,在树完新风之后,大清朝的民众发现,这个年轻的新统治者,却没能做出更大的作为。

嘉庆登基之时,大清王朝已经如同得了癌症的病人,而且到了晚期。体内的病症,比外在表现出来的要沉重得多。

最严重的问题,当然是腐败。

只要没有蔓延开来,腐败就并非不治之症。局部的、零星的腐败现象,在任何时候、任何体制下,都会存在。然而,一旦蔓延开来,成为普遍现象,治理难度就呈几何级数增加。

乾隆中后期,腐败已经呈现集团化的趋势。乾隆四十六年到四十九年,朝廷一连查出了五起贪污大案,都是“办一案,牵一串;查一个,带一窝”。一人败露,则与他有关的关系网上的数十名乃至一百数十名官员就全部被揭露出来。常常是一人犯案,一省官僚体系随之瘫痪。

甘肃冒赈大案就几乎把甘肃全省县以上官员都牵连在内。他们上下联手,相互配合做假帐,把八百多万元国库银吞入私囊。如果全部查处,甘肃全省政府运作立刻瘫痪,乾隆皇帝不得不定下一条两万两的死亡线。即使如此,前后被处死者仍达五十六名之多。

嘉庆亲政抓的第一件事就是反腐败。虽然早就认识到这个问题关乎大清的生死存亡,然而他还是大大低估了反腐战争的艰巨性。他以为,如果“掐断了和珅的庇护制网络结构的花朵,它的根株便会自然枯萎。”杀掉了和珅,清除了和珅的党羽,再掀起一个惩贪高潮,腐败的势头就会应声而止。

可是形势的发展远远出乎他的意料。

虽然杀了和珅,虽然在十一个全国总督当中,六个被他撤换,虽然在他为配合镇压白莲教战争发起的惩贪高潮中,官场贪风一时有所收敛,然而,高潮过后,一切如旧。各地官员,从上到下,从大到小,仍然无人不在收礼送礼,买官卖官;各地衙门仍然无处不懈怠昏庸,除了部门利益之外,对一切民间疾苦都漠不关心。官僚集团对腐败已经不以为耻,反以为常。

甚至嘉庆皇帝亲手树起来的廉政模范,时间稍长,也一个接一个地陷入腐败之中。最典型的是当初率先揭发和珅的谏官广兴。此人因为揭发和珅,深得嘉庆信任,被委以掌管四川军需的重任。他不辱使命,清正自持,扫除贪风,每年为国家节省数百万两白银,嘉庆帝多次号召全国官员向他学习。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在就任兵部侍郎之后不久,也陷入贪污的泥淖,短短一年,就贪污了四万两之多。

乾隆时期已经花样百出的腐败,到此时又呈现出许多新特点:腐败向底层全面扩散,所有的基层干部都成为权力寻租者,一些普通公务员甚至成为腐败案的主角;潜规则变成了明规则,社会上所有大事小情,都需要用钱开路,否则寸步难行。嘉庆十年前后发生的一些案件,实在令人触目惊心:

直隶省布政使司承办司书王丽南,是直隶省财政厅的一个小小办事员,顶多是股级干部,按理说并没有什么权力。可是从嘉庆元年起,数年之间,居然贪污了三十一万两白银。他贪污的手段非常简单,那就是私刻了从财政厅长(布政使)、处长直到科长的一整套公章,然后任意虚收冒支,把国库银两大把大把装入私囊,近十年间,居然没有受到任何怀疑和调查。

大清王朝的监督体系这张破网已经烂得形同虚设。甚至湖北财政厅(布政使司)的一个银匠,利用政府官员的糊涂马虎,不断私藏银两,几年下来,居然也贪污了五千两之多。

自从嘉庆亲政开始,黄河几乎年年决口。每年朝廷下拔相当于全国财政收入四分之一的巨额财政经费用于治河,可是成效甚微。那些治河的官员,每天公然在河督衙门里喝酒唱戏,一桌酒席,居然所费千两。治河经费,大多数都落入了这些官员的腰包。至于治河的工程,则处处偷工减料。应该用麻料的地方,掺杂了大量沙土;应该建造秸垛填石,秸垛建好了,却根本不往里放石头。结果,洪水一来,处处决口。

嘉庆年间,各地还出现了一种奇怪的现象,那就是大量“编外衙役”或者说“编外警察”充斥基层。各县级部门借口人力不足,大量招聘“临时衙役”,不占编制,不开工资,利用他们处处设卡,到处收费,以弥补财政经费的不足。他们的数量,往往超过正式编制数倍,甚至数十倍。

比如直隶省正定县,“编外衙役”多达九百多名,而浙江省的仁和、钱塘等县,居然更多达一千五六百人。他们横行乡里,巧立名目,一遍遍向农民收取各项税费,如果谁不交,就关入私牢,严刑拷打。他们在城市里勒索小商小贩,经常闹出人命案子,官司有的甚至一直打到皇帝面前。

从乾隆晚期开始,有些地方就出现了“财政亏空”。即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不敷支出,不得不负债经营。到了嘉庆年间,这已经成了各地的普遍现象,几乎每省每县,都出现了财政亏空。为了维持政府运转,为了给官员开支,各地政府不得不四处借债,有的甚至向地下钱庄借高利贷……

责任心极强的皇帝几乎夜夜不能安眠。他在御榻之上辗转反侧,苦思解决之策。

他决心加大“新政”力度,对贪官发现一个,撤换一个,绝不手软。

从嘉庆七年到嘉庆十年,几乎每个月都有重要的人事调整。全国的省部级高官,都被轮换了个遍。大大小小的贪官,又查出了几十个。可是腐败的势头,仍然没有丝毫减弱。各地基层政府的财政亏空,仍然越来越多。

很显然,运动式的惩贪,到了嘉庆时期已经不能起到实质性的作用。原因之一,是与腐败官员的总数比起来,被发现和惩处者不到百分之一甚至千分之一,腐败收益实在太高,而腐败风险实在太低。原因之二,是腐败已经成了官僚体系的常态,贪污成了官员生活的主要来源。一个人如果不贪污,则无法打点上司,结好同级,甚至无法在官僚体系中生存下去。

在这种情况下,朝廷“打老虎”已经演变成“水过地皮湿”,震摄力越来越低。事实上,举朝官员从乾隆晚年开始,对惩贪风暴的反应就已经十分麻木了。到了嘉庆时期,官员们的腐败热情已经高涨到了“前仆后继”的程度,前任头一天因腐败落马,继任者第二天继续腐败。

耐心极好的皇帝也渐渐陷入焦躁。上谕中开始出现连篇累牍的斥责、抱怨甚至痛骂。

“新政”看来挽救不了大清。他该何去何从?

方针已定

深秋的辽东大地,枫叶鲜红,松柏苍翠。嘉庆十年九月,嘉庆皇帝率领宗室及重臣,经过艰苦跋涉,来到满族的龙兴之地。在祭奠了新宾永陵之后,他们向西直抵盛京,祭奠了福陵(清太祖努尔哈赤之陵)和昭陵(清大宗皇太极之陵)。

在他的政治布局中,这次东巡意义十分重大。经过对帝国整体形势的评估和对“新政”的深刻反思,他终于确定了大清未来的行政方针,那就是“守成”和“法祖”。这次东巡的主要目的,在于向全国臣民正式宣传他的这一方针。

皇帝在《守成论》中说,他多次阅读中国历史,感慨良多。他发现,一个王朝在建立之初,往往都建立起了十分完美的规章制度。但是到了王朝中叶,往往有大胆的子孙,自作聪明,任意变乱成法,想拆了祖先建起的大厦,自己另起炉灶。结果,旧房子拆掉了,新房子也没建起来。国家往往因此灭下了灭亡的原因。“亡国之君皆由于不肯守成也。”

皇帝说,这段时间,他常常想起父皇留下的“敬天、法祖”的遗训。对比以往的历代王朝,大清子民们应该很容易发现,有清以来的历代君主,每一个都可以称得上是雄才大略,成就显赫。他们树立一一系列良好的作风,建立起了一系列“良法美意”,事无巨细,都给出了如何处理的先例。这些智慧资源,足够他借鉴和利用。

嘉庆皇帝的这一决定,在今天的读者看来无论如何不能理解。站在今天的历史高度回望,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嘉庆面临的问题,用“祖制旧法”,是不可能解决的。

站在康乾盛世肩膀上的嘉庆,所遇到的社会问题,已经超出了几千年间中国所有政治经验范围。康乾盛世是中国历史上最后的也是最大的一个盛世。这个盛世,几乎在所有方面都达到了传统政治治理水平所能达到的极限:无论是从权力制度的稳定性,还是物质财富的丰盈程度,还是国家疆域的最大化上,都已经达到了传统政治的理想化境界。这一传统盛世的形成,已经耗竭了传统社会的所有动力。

与此同时,这个史上最大的盛世,也带来了史无前例的一系列问题,最主要的就是经济总量和人口总量的猛增使传统社会机制的承受能力达到临界点。要把这个盛世延续下去,唯一的可能就是突破传统政治经验的范畴,在“祖制旧法”之外寻找全新的出路。事实上,任何挑战,同时都是机遇。比如人口问题。

人口问题当时不仅困扰中国一国,也是世界各国遇到的普遍现象。自地理大发现之后,玉米、蕃薯、土豆、花生等新品种由新大陆向旧大陆传播,导致了一个多世纪时间里世界人口几乎同步增长。18世纪,世界人口从6.41亿增至9.19亿,增幅比例为43.37%;中国人口则从1.5亿增至3.13亿,增幅为108.67%。

亘古未见的人口问题对世界各国提出了严峻挑战。然而,正是这种挑战推动了发展。世界许多国家的历史表明,人口与资源的紧张往往会推动由农业文明迈向工业文明、由传统社会迈向现代社会的第一步。欧洲国家正是通过大力发展工商业来吸纳过剩人口,以工业化和城镇化来解决人口压力,从而逐步走上了现代化的道路。

因此,历史对嘉庆帝提出的要求,不是全面退守传统,而是主动大胆出击,全方位地对传统政治框架进行改革。那么,为什么亲政之初作风清新的他,却比任何皇帝都坚决地举起了“守旧”的大旗呢?

从根本上说,“接班人”心态,导致他做出这样一个今人看来难以理解的选择。

“接班人”的性格特征,是“安全第一”。

从十三岁那年被密立为储君,到三十五岁那年从父亲手中接过传国玉玺,这二十二年间,我们不知道嘉庆是何时知道自己已经成为大清帝国的继承人。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和其他几个兄弟一样,从始至终在表面上装得淡泊无比。因为储位既是天下最诱人的位置,也是世上最危险的地方。更何况自己有这样一个精明、敏感、犀利、苛刻、强大的父亲。一个过于英明的父亲羽翼下不可能出现同样锋芒毕露的儿子。在自己盯着皇位的同时,他深知,老皇帝也在紧紧地盯着自己,观察着自己的一举一动。只要他表现出一点点对皇位的渴望,立刻就会被老皇帝侦知。

从父皇的种种举动中猜到自己已经被确定为接班人后,他更加小心翼翼,如履薄冰。风险与收益共存,这是永恒的真理。太子这个职位,因为预期收益最大,所以现实风险也就最大。自古至今,一帆风顺的太子屈指可数,担惊受怕,险象环生,几上几下,身陷囹圄,甚至身首异处的倒是比比皆是。

嘉庆深知,通往皇位的路是一根独木桥,一失足就粉身碎骨。对一个接班人来说,不犯一个错误比做一百件正确的事情更重要。历史上无数太子的悲惨命运提醒他,必须把自己脾气中的任何火气都磨去,把性格中任何任性的冲动束缚住。漫长的“接班人”生涯,对嘉庆皇帝的性格造成了不可逆转的伤害。

在二十多年的储位生涯中,他养成了凡事四平八稳、面面俱到的性格,做事信条是安全第一、不犯错误、不留辫子。作人风格是中庸平和、不标新、不立异、不出格。换句话说,总是瞻前顾后,畏狼怕虎。政坛上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会让他紧张半天;任何一方政治势力的态度,他都会考虑和权衡。“稳健”,他自以为是自己的最大优点,实际上也是他的最重枷锁。

除了“安全第一”的性格局限外,头脑和观念也是重要的原因。作为一个从书斋中成长起来的皇帝,一登上帝位,他手中除了“圣人心法”和“祖宗旧制”,没有任何新的利器。

大巧若拙,大智若愚。永琰知道,在这个洞察一切的老皇帝的时代,通向皇帝之位的唯一道路是“只问耕耘,莫问收获”,修身养性,克已制欲,用自己的道德表现和学业水平做唯一的通行证。

所以,自从懂事起,永琰即以勤学闻名。皇十五子自认为天赋平常,所以学起习来异常用功,三九寒冬,深更半夜,还经常手不释卷。在他的诗集中每有这样的诗句:“夜读挑灯座右移,每因嗜学下重帏。”“更深何物可浇书,不用香醅用苦茗。”

乾隆时期的皇子教育被后人称为是最严格、最系统也最成功的。乾隆曾经说过:“皇子读书,惟当讲求大义,期有裨于立身行已,至于寻章摘句,已为末务。”嘉庆的读书生活,主要是一个“讲求大义”,“修身养性”,“存天理灭人欲”的过程,也就是说,是一个建立“正确世界观”,使自己成长为一个中规中矩的儒家圣徒的过程。

按照传统的标准,嘉庆皇帝的教育是非常成功的。在乾隆的严厉督责和师傅严格要求下长大的永琰,品格端方,为人勤勉,生活俭朴,待人宽厚。标准化的教育,成功地一点点锤炼出他体内的种种杂质,成功地封闭了嘉庆皇帝的头脑,使他形成了静态的中世纪的思维方式。

清代皇子的教育,除了圣人心法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祖宗旧制”。三十年间,嘉庆熟读了历朝《实录》,那些被史臣们不断圣化甚至神化,显得无比高大的祖先的雄才大略、丰功伟绩让他心仪不已,他衷心钦佩他们的聪明、坚毅、敏捷、气魄。

他认为,祖先们留下的一卷卷实录和圣训,就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是永远取之不尽用之不完的智慧宝藏,一切问题,都可以从中找到答案。乾隆四十八年他随父皇东巡福陵时,所写数篇诗词都以守成为主题。

嘉庆即位之时,已经三十六岁。人类的悲哀就在于,他不是一种能永远自我更新的动物。一个人的基本构成,永远是青少年时期的教育和经验。只有蓬勃的青春期是一个吸收、消化和成长的黄金时期。过了这个时期,即使学习的欲望再强烈,外界刺激再鲜明,他的接受能力也已经大打折扣。

做为一个锦衣玉食中成长起来的接班人,嘉庆皇帝虽然足够聪明、足够敏捷,也足够有耐心,却缺乏两样对伟大帝王来根本性的东西:勇气和魄力。

事实上,在父亲尸骨未寒之际诛了和珅,对他来讲,完全是为了镇压白莲教这个火烧眉毛的任务重压下采取的非常措施。实行一些有悖于父亲方针的“新政”,也是危机情况下不得已而为之的“特殊政策”。出如此重手,支撑他的心理能量是在漫长的储位生涯中积累起来的焦虑感和危机感。当白莲教危机一旦过去,他身上优柔寡断、忧谗畏讥的老毛病立刻复发了。

他不是不想改革,而是不敢改革。他十分清楚大清朝的危机严重到了什么程度,清楚这具表面看起来还有几分体面的躯体已经病入膏肓。然而,正是这种可怕的病相吓倒了他。他生怕自己一招不慎,让这个重病病人死在自己手上,这是他绝对不敢承担的历史责任。

嘉庆帝熟读经史,他十分明白,在中国的文化背景下,改革是一项风险极大、成功率很小的选择。北宋王朝的变法、明朝中期的改革不仅没有解决好问题,反而使既存的矛盾进一步激化,加快了王朝的垮台。中国历史上那些伟大的改革家,从商鞅、王安石到张居正,最终的下场无一不是身败名裂。拆掉祖先建起来的百年老屋,全盘重新建造,这绝对不是他的行事风格。不但大规模的改革不是他所敢于承担的,甚至连小规模的“新政”都已经让他惶恐不安。

在“新政”后期,他已经开始禁止人们使用“新政”这个词。他生怕人们认为他的“新政”是刻意翻父亲的案。“不孝”这个罪名是这个品质“端淳”的人万万承担不起的。皇帝宣布说,父皇乾隆晚年虽然做了些糊涂事,但总结他的一生,错误和成绩至少应该可以二八开。父皇晚年的错误,正是因为他背离了自己早年的正确方针。所以,自己的政策,本质上是回归父皇的正确方针,而不是和父皇唱反调。

当“新政”推行到末尾时,他的一系列政策被证明对扭转大清王朝的现状并无多大作用时,他开始不断地自我怀疑。而“洪亮吉事件”更让他惶恐不已。

洪亮吉在乾隆时期,就以大胆敢言闻名,在嘉庆求直言的鼓励下,他上了一个言辞激烈的奏折。在奏折的开头,洪亮吉就语出惊人:大清王朝现在出现的问题,根子在乾隆时期。今天的大清国政治之败坏,已经百倍于十年二十年以前,大清王朝已经越来越近地滑向了悬崖边缘。天下大乱,指日可待。

洪亮吉说,皇帝的“新政”,手段又过于“仁柔”,惩贪表面上轰轰烈烈,但查处的都是撞到枪口上的倒楣蛋。由于监督体系实际上已经失灵,国法对于贪官们已经没有什么约束作用:“国法之宽,及诸臣之不守国法,未有如今日之甚者!”。

因此,洪亮吉提出乱世需用重典,人心懈怠之极的情况下,必须痛下杀手,加大惩贪力度。现有行政官员,大部分都要淘汰,大批起用新人进入官场。只有这样,大清才能有希望。

这封奏折让皇帝十分震动。内心深处,皇帝觉得洪亮吉的许多话说得不无道理。可是,皇帝坚决不能同意洪亮吉对大清政局的整体判断,尤其反感的是洪亮吉的遣词用句和表达方式。

在皇帝看来,大清社会现在确实是面临了许多严重的问题,但这些问题毕竟是局部的,暂时的,可以克服的。洪亮吉这个奏折的最大错误,是宣称大清朝廷的官员十有其九都是贪官,是认为大清政局的腐败已经到了让老百姓无法生存的地步,所有祖制旧法都要推翻。这是“公开诋毁乾隆以来大清取得的成就”,不但彻底地否定了自己,也彻底地否定了父皇乾隆,甚至还变相地否定大清列祖列宗。嘉庆认为,这是一个极其错误同时也极其危险的思想化身。如果说大清天下已经一团漆黑,那岂不是说明大清如大明一样应该被人推翻了?

做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一个时刻以大清王朝的“安全第一”为念的守护人,皇帝对这样的苗头当然不能放任不管。他从洪亮吉奏折中的几处小小措词错误入手,抓他的小辫子,把他发配到了新疆。

洪亮吉案的发生,实际上标志着“嘉庆新政”的终结。这一案件的发生让他十分警省。他认为,正是他“不自量力”,“妄更成法”,“自以为是”,才导致了这个危险苗头的出现。如果按照“新政”之路走下去,最终的结果势必是洪亮吉这样的“全盘否定派”得势,大清王朝必然走上一条“邪路”。

守成种种

“守成”的大方向一定,那么,各种具体措施就应运而出。它们就像一套套早已经准备好的工具,整整齐齐地摆在祖宗留下的工具箱里。

皇帝每日早起洗漱之后,别的事放在—边,恭敬端坐,阅读先朝《实录》—卷,除巡狩斋戒外,天天如此,寒暑不间。

针对腐败问题、财政问题、人口问题,他一一根据祖先们的遗训,提出了一套中规中矩的治理方案。

在运动式惩贪失败后,皇帝认识到,仅仅靠杀头已经解决不了问题。他把反腐的重心放到了教育上。皇帝扭转官场风气的主要办法是选拔清官,通过榜样的力量来引导人,教育人,启发人的天良。

他在自己所做的《才德说》中明确宣布了他选择人才的标准:“夫才德全备之人上也;德优于才者次也;才过于德者又其次也。德优于才犹不失为君子,若才过于德,终恐流为小人矣。……宁可使才不足,不可使德确歉也。”

皇帝同意洪亮吉的说法,即现在官场作风非常之坏。但是,皇帝认为,通过思想教育可以扭转风气。抓好教育,官员们就能保持住“天良”或重新人性归善。因此,选好朝廷的中枢大臣,树立一系列良好的榜样,上行下效,来带动整个朝廷政治风气的转变,是他整顿吏治的核心思路。

嘉庆一朝的中枢大臣们,突出的特点是道德操守不错,办事谨慎小心。乾隆留下的老臣王杰因“忠清直劲,老成端谨”被嘉庆十分欣赏,称赞他“直道一身立廊庙,清风两袖返韩城”。刘墉也因向称“清介持躬”而得到重用。另一名重臣董诰也是勤慎持正的人,史书称其“父子历事三朝、未尝增置一亩之田、一椽之屋”。戴衢亨则“性清通,无声色之好,办事谨饬清慎。

然而,他们还有另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缺乏杰出的政治才华,少有远大的政治目光和创新精神。

对于嘉庆一朝严重的社会问题,他们没有一个人能提出略有新意的解决办法。宁用平庸之徒,不用“有才无德”或者“躁进好动”之人,是嘉庆的用人原则。虽然号称法祖,实际上这一用人标准与他的先祖们并不相同。且不说清朝兴起时大量任用“操守有亏”的汉族降臣、叛臣,就是康雍乾时期,皇帝用人,也首重能力,不拘小节,所以才造就了一百多年的辉煌。

教育式的反腐,其实是缘木求鱼。因为大清王朝此时的腐败是典型的制度性腐败。

僵化的财政制度、失灵的监督体系、贪渎文化传统是嘉庆时政治腐败的三大原因。其中最主要的则是财政制度。

如前所述,从雍正时期到嘉庆时期,由于美洲白银大量流入,大清物价上涨了三倍。按道理,物价上涨之后,官员俸禄起码也应该同步上涨。然而自雍正养廉制制定之后一直到嘉庆年间,乾隆和嘉庆以“守祖制”为由,没有给官员们加过一次薪。

乾隆五十八年马戛尔尼使团的副使英国人斯当东对此看得很清楚,他说:“最近一个世纪以来,大量白银从欧洲流入中国,因此中国物价显著提高。物价提高了,但官员们的薪金仍然是固定的,这就使他们的收入同应有的开支比例失调”,“中国官吏的薪金不高,使他们容易接受礼物的引诱”,“据说大部分衙门里都还有贪污,中国官吏薪俸很低,但许多贪官污吏可以弄到巨大家产”。

因此,要解决腐败问题,就要与财政改革结合起来,摆脱祖制“不加赋”的桎梏,大幅增加财政收入,通过给官员加薪,把灰色收入变成白色收入。

然而,嘉庆皇帝坚决反对财政改革。

他害怕增加税收会造成社会不稳定。明代万历皇帝为了战争加派“三饷”,剜肉补疮,动摇了大明帝国的根基。所以,清朝历代皇帝一再强调,明朝不是亡于崇祯,而是亡于万历。这一点,嘉庆印象非常深刻,所以他决心凛然恪守“不加赋”的祖训。

不但不加赋,甚至由于经常豁免灾荒地区的税收,嘉庆年间的税收比祖制还有所减少。虽然人口增长了近一倍,但嘉庆十七年的田赋、盐课、杂赋收入,只有4,004.4万两,同乾隆十八年相比,前后六十年间只增加6.3%。财政收入严重入不敷出。

治理财政困难,嘉庆皇帝的方针是大力提倡节俭。他在嘉庆十年说到:“朕惟厚生之道,在乎节俭。国家重熙累洽,生齿日繁,日用所需,人人取给,而天之所生,地之所长,只有此数。若再性好奢华,不思撙节,势必立见匮乏,何以保生聚而庆盈宁?…当自知谨身节用,崇尚简朴。”所以,他的节俭不止是私德,而且是治国大法。

可惜,这种做法,后来证明对解决财政困难作用不大。

解决人口问题,一个重要的手段就是发展工商业。可是嘉庆皇帝却毫不犹豫地掐断出现在他眼前的任何一根工商业之苗。

其实,康雍乾时代几任皇帝除了鼓励垦荒等传统型政策外,已经在东南沿海某些省份采取了一些富有近代性内涵的新政策。

雍正年间,中国人口压力最大的地区之一是东南沿海福建和广东两省。为了解决百姓生计问题,雍正解除了南洋贸易之禁。闽广等沿海省份华商前往巴达维亚(今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当时为荷兰统治)的贸易重新兴旺起来,从而解决了与外贸有关的那部分人口的生计,同时,对南洋贸易又带动了东南沿海地区外向型手工制造业的发展,也吸纳了部分过剩人口。

乾隆则在雍正的基础上,解除了广东的矿禁。让民间力量可以开采铜矿,以吸纳剩余人口。广东解除矿禁标志着清代国家产业政策一次具有某种崭新意义的重大调整,其影响远远超出广东一省。18世纪初期中国闽广地区在人口压力下最先出现的解除海禁和矿禁,从某种意义上讲,可以看作农业社会的中国迎来工业文明的一抹熹微曙光。

如果嘉庆能在雍正乾隆的基础上继续解放思想,这一抹曙光也许会演变成朝晖。

然而,嘉庆帝是坚定的禁矿者。稳定是他心中的头等大事。他这个问题上是毫不动摇的。

嘉庆四年四月十九日,皇帝下旨说,宛平县人潘世恩和汲县人苏廷禄,向地方官要求在直隶邢台等县开采银矿。这个事可不可办?今天我表个态。

皇帝说,开矿不是小事。开矿需要聚集众人,经年累月。以谋利之事,聚集游手之民,聚众闹事,势在必然。即使是官方经营,也难以约束这么多人。如果听任一、二个老百姓,集众自行开采,更是非常危险。

皇帝说,朕广开言路,不是要开言利之路。国家经费自有来源,怎么可以穷搜山泽之利呢?

潘世恩、苏廷禄这两个人,以开矿为由,思谋其利,实属不安本分,俱令押送原籍地方,交地方官严行管束,不许出境闹事。给事中明绳官员竟然把这样不合规矩的事上报给朝廷,明显是受了这两个人请托,希望事成之后,分肥利已,实在卑鄙,必须严加惩处。

凡事以稳定为最高目标,导致嘉庆做出了这个错误决策。这一决定,是对雍正、乾隆时期新政策探索的开倒车。它堵死了大批剩余劳动力的出路,加剧了社会动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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