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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两天与几位网友在一些帖子中论及儒家思想对当代的一些借鉴意义,本想单独发个帖子,正好看到了杂志上的这篇文章,本人才疏学浅,觉得此文正和己意,比我自己写来要有条理的多,只好转载过来,与网友共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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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认为儒家只讲人治,不讲法治。这种认知,其实有些偏颇。任何政治思想,都难以否定人的主导作用。尤其古代社会,君王被看作权力之源,儒家虽提出天下为公,但只是一种理想。在这种状态下,如何控制君王的权力成为首要的政治问题。孔子也是在这个基础上,强调“为政以德”,想用德性为权力之源树立一些基本的政治原则。和儒家的“天道”说一样,都是为了从更高层面来控制权力的源头。

用宪法控制政治权力,是近代之后的思想,但不能因此就忽视了人的德性与良知的重要。孔子说的“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看似为人治思想,其实是在为执政者立法。孔子说这些话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求执政者公正无私,言端行正。因为君王有德行了,才可能任用贤德之士,否则用的可能是小人。再好的法律,握在小人手中,终究是会找到变通之术的。

孔子还有一句名言:“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常被视为儒家赞成人治的证明,也是一种误解。这里的“政”是指政令,这句话的意思是,如果执政只以政令行事,用刑法来整治规范民众,民众只求免于受罚,心中并无耻辱感。但如果用德行来进行身教,用礼治来规范民众,民众就会有耻辱感,因内心认同而服从管理。这里孔子针对的还是执政者,认为执政者不能用自己都无法尊崇的政令行事,而要“道之以德”,需自己以身作则。

其实,礼的基本精神,与现代的宪法精神有相通之处。礼不仅体现为一种外在的制度表现,更关注对人的内在精神的规范。《周礼》一书,就是专讲政治制度的,对中国古代来说,它的作用和当代宪法非常类似。孔子只是反对用酷刑治国,强调的是一种更为整体的法治精神。只是在古代汉语中,这种整体的法治精神被称作“礼”。儒家主张礼治,并不否定刑罚,但期望执政者把刑罚当作一种辅助手段,而不是法治精神的全部。

到孟子时,对人治和法治的关系认知也非常明确。孟子说的“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可视为他的代表言论。在他看来,只有人治是搞不好政治的,同样只有法律也不会自己实现。所以,对执政者的德性要求与法治,两者不可偏废。

在荀子看来,国家的兴衰都是“人”与“法”互相作用的结果。他还清楚地认识到,法治的稳定和持久性是人治所无法比的:“人无百岁之寿,而有千岁之信士,何也?曰∶以夫千岁之法自持者,是乃千岁之信士矣”,原来坚守了“千岁之法”的人,就可视为千岁的信士了。

“人”与“法”的辨证关系,到今天仍有很大的探讨空间。如今虽讲以法治国,但出现的诸多法治怪象仍值得人们深思。如何确立一部“千岁之法”,当然是目前的首要任务,但即使有了“千岁之法”,如果忽略了人的因素,社会依然难说完整。

《民生周刊》2014年第7期 总第150期 叶匡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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