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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9日电 去年7月,美国民调机构皮尤调查中心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日本对华好感度全球最低,仅为5%。日本《新华侨报》近期文章称,在媒体商业主义和新媒体环境下,民众对华好感度低的时候,媒体更倾向于报道中国的负面信息,容易形成“对立情绪的传染”。在当前两国好感度都很低的背景下,可以改善两国好感度的所有努力都显得弥足珍贵。

纵观日本对华好感度,可以分为几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到20世纪80年代末,中日两国民众对对方国家总体呈现友好氛围,80年代被称为中日两国的蜜月期。第二阶段,自20世纪90年代后,中日相互好感度开始下滑,并在2005年发生了彻底的转变:两国相互间的负面评价占据主流。第三阶段,2006年小泉纯一郎下台后,中日两国领导人实现互访,两国民众好感度也一度好转。但这种局面很快就被领土争端等问题打破。第四阶段,2010年钓鱼岛撞船事件后,尤其是2012年日本将钓鱼岛“国有化”以来,两国之间剑拔弩张,民众的相互印象也一落千丈。日本民众对华好感度甚至有恶性循环的趋势。

日本媒体的商业主义是造成民众对华印象恶性循环的原因之一。日本几乎所有媒体都是以企业的形式存在,商业主义是日本媒体的特征之一。在这种环境下,媒体在涉华报道时,在兼顾真实性的同时,会最大限度考虑受众需求,选择并传播受众希望看到的信息。这样一来,在日本民众对华好感度低的时候,日本媒体涉华报道中的负面信息自然增多。负面信息增多进一步造成民众对华印象恶化。

关于批判的新闻价值观也造成日媒涉华报道中负面信息居多。与中国媒体不同,日本媒体在本国的相关报道中,也惯用批判的方式,日本电视、报纸上的关于日本本国的负面新闻、灾难报道、批判报道数量巨大,火灾、车祸、水灾、地震等日本国内的灾难事件,以及杀人、诱骗、盗窃等犯罪案件,官员腐败、政府以及公共机关不当决策等负面新闻,都是日本媒体关注的焦点。

网络新媒体也为日本对华好感度恶性循环提供了土壤。日本电通公司针对互联网时代消费者购买形态的变化曾提出AISAS模式。在这个模型中,消费者行为被分为A(Attention)、I(Interest)、S(Search)、A(Action)、S(Share)五个阶段。网络情绪容易传染,为非理性情绪繁殖提供了土壤。以钓鱼岛争端为例,两国民众的对立情绪空前高涨。在网络上的海量信息中,岛屿争端引发人们关注,持对立立场者会对相关信息感兴趣,并会继续搜索、选择性接触对立信息,进而采取对立行动,并把这种立场在网络上继续分享,形成“对立情绪的传染”。

在媒体商业主义和新媒体环境下,民众对华好感度低的时候,媒体更倾向于报道中国的负面信息,容易形成“对立情绪的传染”。在当前两国好感度都很低的背景下,可以改善两国好感度的所有努力都显得弥足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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