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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抢选”之疑

颠覆帝制,初建民国,实现民权,遇到的第一件事就是民主选举。1911年12月25日,孙中山由海外回到上海,受到热烈欢迎。29日,在南京的17省代表,正式选举临时大总统。计有候选资格者3人:孙中山、黎元洪、黄兴。17省代表依次投票,孙中山得16票,黄兴得1票。选举结果揭晓时,“众呼中华共和万岁三声,是时音乐大作,在场军学各界互相祝贺,喜悦之情,达于极点”。然而,事隔两日,选举之日的喜庆与热烈就消失了不少。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时,再三声明临时大总统之职只是暂时承之,以待贤者。由此可见,他的这个“临时大总统”,“临时”的成分较多,而“大总统”的成分较少。这是为何?难道这里面另有隐衷?

时任清廷内阁总理大臣、全权大臣袁世凯的态度至为重要。孙中山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袁世凯立即表示反感,发出责问:“国体问题由国会解决……乃闻南京忽以组织政府……显与前议相背……此次选举,是何用意?”“前议”是什么呢?又是怎样产生的呢?难道选举孙中山当大总统,是“抢选”了吗?为弄清这一问题,还得从南北和谈说起。

1911年11月11日,袁世凯特派密使蔡廷干、文承恩南下,与黎元洪接洽和平解决南北问题方案。南北议和争论的基本问题是民主共和制或君主立宪制。袁世凯要求和谈按照他所定方针?押目前无论民主共和还是君主立宪,中国必须尽快地结束南北对峙分裂的局面,以和平方式手段建立一个坚固统一的政府,发展经济与文化。只有这样,才能与国际列强展开“商战”、“学战”,发展生产力,增强国家抵抗外来侵略的能力。为此,必须有一方牺牲原来主张。当然,他们希望这一方是革命党人。因此,袁世凯同时声明共和制目前不适合中国国情,只有君主立宪制才能救中国,此时南北会谈在政权形式上互不相让,不得要领。但袁世凯已得南方动向?押革命党要人普遍对袁某有好感,对孙中山则生不信任情绪,“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风传甚嚣尘上。这大大增强了袁世凯与孙中山竞争政权、并最终以政治手段解决政权的决心与信心。

袁一方面令冯国璋攻克汉口、汉阳,控制武昌,兵临城下;另一方面再向黎民发出和解信号。与此同时,全国亦掀起一股拥袁抑孙、南北和平、共建民国的潮流。革命党中以临时大总统的席位诱袁推翻清廷的政治倾向逐渐形成了大气候,黄兴、汪精卫等一大批上层党人为此积极活动。黄兴曾致电袁氏?押若能赞成共和,“中国共和大总统,断是项城无疑”。胡汉民、程德全等南方要人,张謇等立宪党人纷纷通电表明态度?押大总统“非袁莫属”。究竟是做大清朝廷的内阁总理,还是做未来民国的总统,袁世凯本人确实面临着一个历史性抉择。

最终,谈判的结果是,南方作出了暂不选举临时大总统的承诺,虚位以待袁氏。袁氏对此非常满意,产生做大总统的想法。

然而,恰在这时,孙中山从海外归来。他一到上海即发表声明?押“革命之目的不达,无和议可言。”孙并于1912年元旦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南京方面单方面宣告成立了“临时政府”。这一做法使得全国局势一度紧张,南北内战一触即发。

袁电责自己的代表唐绍仪?押“南人先组政府,公举大总统,有悖协约本旨。”唐氏只好辞职,和平破裂。

黎元洪怒不可遏,质问南京?押为什么“有悖协约”,选孙而不选袁?他说:“方期和议早成,彼此共享共和之福,人望如项城,何至不能当选?”孙武、章太炎、宋教仁、伍廷芳、黄兴、汪精卫等均不主张议和破裂、战争重起。

有了这样一个南北议和的“前议”和这样一个紧张的历史背景,先行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只能敦促袁世凯逼迫清帝退位,实现民主共和,但不能改变袁世凯再次当选临时大总统的状况。

孙中山匆匆就任临时大总统之职,使革命党内部出现一片混乱,一大批拥袁派不好向袁世凯和一些军人及立宪派交代,处境十分尴尬。久居海外奔走革命的孙中山就职后才明白,表面上欢庆热闹的南京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实际上只不过是建立在一片流沙之上的“堂皇大厦”,根基不牢,摇摇欲坠。立宪派首领借故不赴任,程德全在上海以养病为由,不就内务总长;汤寿潜远走洛阳,革命党人怨声载道。时人刘厚生描绘道:“临时政府同戏台一样,虽然挂牌写出聘请某某名角,择吉演唱,而实际并未登场也。”

袁世凯“逼选”之狠

民国初建,国人好不容易争得一个所谓的共和政体,实现了所谓政治上的民主革命,又有多少仁人志士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而袁世凯全然不顾,为了个人当上总统,得以大权独揽,竟然践踏民主革命成果,破坏民主选举程序,玩弄“逼选”。民主共和在中国一开始施行,就上演了这样的丑剧,以至影响深远,后来者好多连“逼选”也做不到了,有的干脆就不搞什么选举了,或者破坏民主选举的伎俩更加“高明”了,不民主还不能让人说出什么来。

1913年4月8日,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在众议院隆重开幕。第一届国会的主要任务是制定一部正式宪法,选举总统,组织正式政府。其程序是,先起草宪法,后选举总统。国会中国民、进步二党对这个程序意见一致。但国会成立后不久,袁世凯急于要在10月10日登上大总统的宝座,便干涉宪法起草委员会,破坏宪法制定程序。袁世凯的借口是,正式政府不成立,友邦不予承认,所以国会要先举总统后定宪法。袁世凯不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知道光有借口是不行的,那只是个道义,道义要得到落实,还得讲究实际,用实用主义的办法获得实际效果。他认为议员们没有压力是不会轻易改变的,于是一手鼓动京师报界制造舆论,一手行使他的法宝,策动军队及各省都督向国会施加压力。威逼与利诱的两手同时进行。进步党首先屈服,违心地同意。国民党议员有不少被袁世凯收买,从袁世凯处能得到年俸5000元,贪恋着议员的地位,仍然留在北京,与进步党合作,完成袁世凯的总统选举和民国宪法的制定。袁世凯还用重金拉走了10余名国民党参议院议员,为他竞选大总统,铲平道路。

可是国民党议员中也有人主张运用国会和法律来倒袁。大权在握、不可一世的袁世凯,便对那些有反袁情绪和反袁嫌疑的国民党议员,开始了血腥镇压。着手推行这一措施的机构就是直接受袁世凯领导的军政执法处。该处由袁的心腹陆建章任处长、霍占一任侦探长,设在西单牌楼石虎胡同附近,为北京著名“四大山宅”之一。军政执法处的职权没有限制,也不受法律约束,捉多少人,杀多少人,捉谁,杀谁,均不呈报,将人秘密处死,也不通知死者家属。如某日,陆建章饮酒正酣,监狱看守忽来报告:天热牢窄,囚徒很挤,怎么办?陆建章听了,命令把花名册拿来,然后用红笔圈了几页,交给执法处进行枪决。有一个叫王剑魂的人,自南方来到北京,遭到逮捕,由陆建章亲自审讯,照例先问人犯姓名、年龄、籍贯。王答名“剑魂”,陆建章听了,立即拍案大喝道:“不用再问了,拉出去枪毙,凭你这个名字,就该枪毙!”对革命党人和国民党议员,军政执法处进行监视、逮捕、禁闭、杀戮,无所不干。袁世凯为排除国会中的反对者,授意军政执法处,以“串通乱党”为词,予以逮捕。于是军政执法处便逮捕了8名国民党议员。如此,参、众两院的议员们,一提起军政执法处,一提起处长陆建章,就谈虎色变,心有余悸。国会议员们视军政执法处为罗刹鬼国。在袁世凯的淫威下,众议院提议先选总统,后制宪法,以213票对126票通过这项法案,参议院也照样通过了。于是,宪草会便先制定大总统选举法,作为将来宪法内容之一部分,提前公布,以便大选的顺利进行。

袁世凯仍然不放心,特用金钱收买,授意梁士诒组织一个“公民党”,充当威逼国会选举总统的打手。

10月6日,举行大总统选举。选举前,袁世凯顾虑重重,正在为难之际,梁士诒来到总统府,袁世凯忙问:“公民党人怎么样?”

“大总统放心,我皆个别授意,他们都心领神会。为了预防万一国民党人发难,我已做了安排,大选之日自有公民团在选举会场外面助选!”

6日清晨,宣武门内外,添了许多岗哨,而且都是双岗,还有军队荷枪实弹,往来逡巡。选举会场在众议院会场。几千名便衣军警、地痞、流氓,打着“公民团”的旗帜,把选举会场包围得水泄不通。他们高喊:

“今日非将公民所瞩望的总统选出来不可,否则不许选举人出议场一步!”

“选举袁世凯为大总统!”

“不选袁世凯为大总统,不许出议场一步!”

选举开始后,院外任何人不准进去。院内的议员们想跨出大门,即遭到呵斥逼令退回,有顽强者硬要出去的,轻则遭受到“公民团”的破口大骂,重则拳脚相加,使议员们抱头跑回选举会场。

第一次投票结果,袁世凯得票刚过半数,离法定票额相差太远。这时已中午时分,主席宣布休息后再继续投票。

进步党本部派人送来两担面包点心,守门的“公民”们大声喝道:“干什么的?”

“送饭的!”

“不行,快滚回去!不选出袁大总统,谁也别想吃饭!”

“我们是进步党!”

“进步党?什么党也不行!”

“进步党是拥护袁总统的!”送饭人道。

“那就进去吧!”

于是,“公民”们这才放行。

国民党本部也送来食品,守门的“公民”们听说是给国民党议员送饭,便破口大骂道:“饿死也是活该!三天选不出袁大总统,就饿他三天!”

于是,国民党议员们挨着饿又继续投票选举。

第二次计票,袁世凯得票较第一次多了若干票,但还是不到法定票额。这时,天已经黑了,又不能散会,于是,主席汤化龙宣布,根据大总统选举法第二条:“两次投票无人当选时,就第二次得票较多者二名,决选之,以得票过投票人数之半者当选”之规定,请大家就得票较多的袁世凯、黎元洪二人投选其一,此外投选任何人,以废票论,不唱被选人姓名。

这个限制被选人的办法,使袁世凯和黎元洪并列起来,虽然贬低了袁世凯的身价,但是,国民党议员本不愿选,又不得不选,因为另选别人,选票不起作用。于是会场中响着嗡嗡的窃窃私语声。

国民党议员们,一天没吃一点东西,饿得头昏眼花,手脚发软。有的人意志仍然非常顽强,私下议论说:投黎元洪!饿死也不选袁世凯!也有的人的意志开始软弱下来。而且会场外的“公民团”的叫喊声一阵又一阵地传进会场:

“不选袁大总统,谁也别想吃饭!”

“不选袁大总统,谁也别想睡觉!”

议员们听到外面的叫喊声,一阵阵心烦意乱。尤其是那些烟徒们,涕泪满面,哈欠连天,痛苦百般地在会场乱窜,到处寻找国民党议员,在国民党议员面前苦苦哀求,让他们放弃自己的意愿,放弃自己的信念,赶快选出大总统,好早早地散会。烟徒们又是拱手,又是敬礼,向国民党议员乞求。而国民党议员们饥饿、疲惫,也打起哈欠、流涕泪,神色近似麻木了。

在这种情况下,一直到了晚上10点钟才得出第三次投票结果,袁世凯得票过投票人数之半。于是,主席汤化龙大声宣告:袁世凯当选为中华民国第一届大总统。代表们鼓掌声稀稀落落,有气无力,国民党议员们不鼓掌,进步党中的老者、病者、饥饿者、发烟瘾者,疲极无力,也不愿意鼓掌了。

会场外的“公民团”听说选举完毕,也不欢呼万岁,而是一轰而散,各自回家睡觉去了。

袁世凯脸上挂着笑意,沉醉迷恋的神色,舞于眉间。

徐世昌“拉选”之劣

1916年6月6日袁世凯死,其后何人宜于继之?先是黎元洪、段祺瑞的府院之争;后是张勋的帝制复辟,可惜太匆忙,黄龙旗仅仅挂了12天,张勋便被段祺瑞打垮了,北京成为北洋军世界。“北洋之豹”(一说为“北洋之狗”)冯国璋当了代理总统,“北洋之虎”段祺瑞任了国务总理。然而虎放心不下豹。因为冯国璋手握兵权,军事力量雄厚。段与众心腹议论的结果,一致认为,这总统位当属徐世昌为妥,徐不惹是生非,徐不抢夺实权,徐一介书生之气不脱。就这样,徐世昌被推到了前台。

徐世昌本为调处冯国璋与段祺瑞的矛盾而来,他认为冯国璋与段祺瑞只能一荣俱荣,一下皆下。若同留,冯段矛盾必会表面化?鸦若去一留一,谁留谁去?芽冯国璋也认识到,与段既不可能有福同享,更不可能有祸同当。一个笼里装了一对虎豹,不明争,却暗咬。几番乱咬,直皖两派终于分裂了。徐世昌的调解被搁浅。此时,民众对军阀专权十分厌恶,到处都有舆论,希望结束军阀之治,欢迎文人总统掌权,避免生灵涂炭。所谓文人总统之治,即以和平救国家。这就使得人们的视线由冯国璋转向徐世昌。段祺瑞也公开表示,若是徐任总统,他与冯同时离开政坛。有此风声,北洋督军团立即召集会议,征询各督对段的表示反应如何?芽结果是认识一致?押徐世昌上,冯、段同下。在督军团的劝说下,冯国璋也表示不争下届总统了。路障已除,采取一个什么样的形式让徐世昌上台呢?芽段祺瑞御用的安福国会?穴又称“新国会”?雪可以发挥其遮人耳目的作用了。

段系为了巩固国会的力量,遂由徐树铮幕后支持,组织安福俱乐部进行拉选,以便操纵选举。安福俱乐部于民国7年3月7日成立,其总部一直在北京的安福胡同,在向新国会派遣代表团的17个省中,13省的军阀与段祺瑞结盟。这13省中,有11省的代表团实际上加入了安福俱乐部,成了它的组成单位。

1918年,徐树铮指挥安福系成员分赴各地,以威胁、贿买等手段拉选票。段内阁支出了1000万元的选举费,议员名单事前早经圈定。如山东划分为4个选区,每区发给选举费10.5万元,山东督军责成4个道尹按照圈定名单全部选出。又如安幅俱乐部首领人物王揖唐派他的侄儿王丙坤为湘江道尹,到湖南包办新国会的选举,指定周渤、罗正纬、王毅等十余人当选,由于投票结果,并未全部当选,张敬尧就用伪票纳入票柜。使原来圈定的人一榜及第。在江苏,5月20日江宁县进行众议员选举,全城公立学校停课一日,第一、第二两区投票所,有一群小学生奉命排队前往投票,从前门走进去,从后门走出来,再折回前门进去投票,如此反复循环多次。此外还有浮报选民,如扬属8县上一届选民为29.8万人,本届光是江都一县就有29.9万人;淮属8县上一届选民是18万人,本届仅阜宁一县就有25.28万人;仪征一县人口为10.8万人,但列入选民名册的就有10.04万人。

1918年8月各省选出的议员纷纷到京,并加强了安福俱乐部的联系。俱乐部秘书处设在一个更加宽敞的地方,可以在那里召开全体会议。俱乐部的决策实际上最终由段琪瑞作出,然后,省代表团的领导再将决定传达给在北京各处的省招待所举行的各代表团的非正式会议。当俱乐部正式召集决策会议时,会上通常只有领导人的发言及几乎无异议的象征性投票。

安福俱乐部对议员的控制很有能力,使议员只能依附俱乐部领导。在缺少大笔贿赂的情况下,议员们的收入来自他们每年5000元的政府工资,加上作为津贴的每月从俱乐部收到的300元,该款以支票形式支付,只能在俱乐部的会计部门兑现。俱乐部还另付300至400元给省代表团的领导们及担负其他重要工作的议员们。一些知名议员的收入还要加上政府闲职,如各部的顾问职位或政府的咨议委员会的职务的工资。最终,安福俱乐部在国会中赢得了重大胜利。在470席的国会中,安福系控制342席。其余128席中,研究系控制约20席,交通系占50-80席,其他席位由无党派独立候选人占有。

安福俱乐部的纪律以及它在国会的优势,使国会的活动更加顺利。1918年9月4日,国会几乎一致推选段祺瑞支持的候选人、前清官僚徐世昌。这次选举是民国早期唯一和平的、符合宪法的总统接替。经过反复讨价还价,国会还批准了新总理和内阁的提名,这届内阁是民国早期少数几届经过国会全部批准手续的内阁之一。众、参两院还产生了各自的议长、副议长。但是,交通系和研究系的随机应变的花招阻止了安福系的副总统候选人当选。职位安排问题一经解决,国会就完成了其基本任务。安福俱乐部仍被保留,并不时为段祺瑞的皖系所利用,直到1920年7月直皖战争后国会被解散为止。

徐树铮利用安福国会,遵循下台的段祺瑞意旨,竭尽全力为徐世昌当选总统进行一切活动。冯国璋视此情势,于1918年10月7日发表文告,交出总统大印,径自回河北河间老家诗经村去读他的诗经了。紧接着10月9日,段祺瑞亦宣称下野。10月10日,徐世昌在已经取得安福国会议员所投的425张?穴全体议员436名?雪选票基础上,正式登上了民国总统宝座。

曹锟“贿选”之丑

徐世昌在皖系段琪瑞支持下当选总统,为了不受军人的左右,派人说服直系曹锟放弃了当副总统的想法。但直皖矛盾一直存在。1922年7月14日直皖战争正式爆发,战争历时仅5天即告结束,皖军失利,段祺瑞于19日引咎辞职,皖系势力从北京消失,徐世昌的总统地位岌岌可危。

北京政府由直系军阀一家独霸后,曹锟及其亲信主张驱逐徐世昌,直接让曹当总统。而吴佩孚则主张采纳吴景濂的建议,恢复民国6年的旧国会,先让黎元洪复位,以“法统重光”统一全国之后,再通过国会选举曹锟为总统。同年5月10日的保定会议上,讨论并通过了恢复法统的决策。曹锟为使自己名正言顺地进入总统府,也同意吴的计划,派人到天津迎接黎元洪上任,对黎提出的“废督、裁兵、整理财政”3项复职条件,一一表示接受。6月2日,徐世昌宣布辞职,11日黎元洪进京复任总统。但直系没有履行对黎的复职承诺,反而处处对他进行挟制,北京政府的控制权仍牢牢掌握在直系手中。

直系内部此时也矛盾重重,吴佩孚主张以武力统一全国,先制宪后选举,在洛阳大举练兵以增强自己的实力,并将其心腹安排为内阁要员,这使急于要当总统的曹锟及其亲信深为不满,直系逐渐分化为保定派和洛阳派。以曹锐为首的保定派进行倒阁活动,使黎元洪任命张绍曾组阁。保定派在内阁取得主动权后,曹锟为了早日进行总统大选,策动军警索饷、罢岗、罢哨,纠集所谓的“公民代表团”请愿,围困总统住宅,甚至割断电话线、破坏水源,逼迫黎元洪下台。黎元洪接连两次致电曹锟和吴佩孚求助,但曹、吴均不理睬。黎被迫避往天津,却被直系干将王承斌围困在天津车站,逼迫他交出了总统印信。

曹锟本以为赶走了黎元洪就可以进行大选,但驱黎夺印的丑剧受到国民党和反对派议员的抵制,北京的议员纷纷南下,选举因法定人数不足而无法进行。为了拉拢议员参加选举,曹锟在吴景濂的说服下,发表本人无意竞选的电文,以先制宪后竞选相标榜,以缓和全国反对直系的僵局。但他本人却是急不可待地想登上总统宝座。

保定派政客在曹的催促下,为了搞到足够的金钱去收买议员,想尽了办法。王承斌先在大名、广顺一带捉到一批制毒贩,以枪毙来威逼他们交出大笔赎金,后又向直隶各县摊派“借款”。保定派政客筹足大选经费后,便放出空气说,约法规定总统辞职后国会应在3个月内选出新总统,因为摄政内阁不能超过3个月。紧接着山东省省长、保定派干将熊炳琦来到北京主持大选,并在甘石桥设立议员俱乐部为进行大选活动机关。这时在沪议员每月只能领到费用300元,而在北京议员每月有600元。

吴景濂也帮助曹锟收买议员。8月24日,他在两院谈话会上提议?押常会出席费增加为每星期100元,并从27日算起。这个提案获得通过。8月27日,摄政内阁正式催促国会选举总统。反对派议员彭养光、韩玉辰等向北京地方法院检察厅控告吴景濂、张弧、熊炳琦、王毓芝、刘梦庚等对议员行贿。一些义愤的离京议员也通电戳穿其中黑幕。

9月2日,熊炳琦等在甘石桥俱乐部招待议员,公开提出大选。这时政客和议员们争论?押先付款然后选举,还是先选举然后付款。当时票价定为5000元至1万元不等。有人要另外加酬劳费,还有人提出要做官,种种丑态,不一而足。

此时,两院常会和宪法会议已有3个多月不足法定人数。9月7日常会开会,到会302人,会议得以开成。首先通过了议员任期延长至依法选举完成开会前一日解除。9月8日,保定派对大选出席费另外加200元,但和议员所要条件还有距离,因此这天选举总统预备会没有开成。9月10日,继续开总统选举预备会,实际出席者431人。吴景濂指使会议工作人员冒签为436人。会议得以开成,并议决12日正式选举总统。9月11日晚,摄政内阁成员和熊炳琦在外交大楼联合欢宴议员,并宣布提高大选出席费至500元。12日是正式选举之日,直系出动大批军警、宪兵,在众议院张架篷帐,还派便衣、侦探分布东西两车站,以阻止议员出京。同时传知市民悬挂旗帜,以庆祝新总统诞生。然而这一天因冒签问题被提出,结果议员一哄而散。

这时保定传来“老帅”一定要在双十节坐上宝座的意向。由于保定派政客办事不力,王承斌于9月14日亲自来到北京,向议员们提出大选和制宪并举,选后持票兑现领款。这样才解决了先选后付的矛盾。但议员们怀疑银行里是否有存款,要求将钱先转至外国银行,并派人到各存款银行查询。

9月23日,国会各政团在甘石桥汇报在京议员已达到600人以上。这样,进行大选在人员和金钱两方面均已达到预定要求。贿选已是水到渠成。

10月1日,甘石桥俱乐部发出支票573张,每张5000元,支票签名有秋记?穴吴毓麟(孝记)王承斌(兰记)王毓芝(洁记〈边守靖〉4种,分别由大有、劝业、麦加利银行付款。

10月4日,议员邹瑞彭向北京地方检察厅举发高凌蔚、王承斌、边守靖、王毓芝行贿议员选举总统事实,并将证据制版送各报馆发表。贿选丑剧尽人皆知。

这天,吴景濂召开宪法会议,观察议员出席情况,计算是否达到选举总统的人数。当天出席551人,致使4个月来流会达44次之多的宪法会议得以召开。同时选举总统会发出通告,于次日上午10时选举总统。

晚上,甘石桥处通宵加班,门前停放汽车多达几百辆。同一天,拆台派也在六国饭店设机关活动,并以每人高达8000元之价,收买了40名议员,终因财力不够而宣告败北。

10月5日上午,北京军警机关出动大批人马,警戒西单至宣外大街,并派保安队巡逻。宪兵警察在象坊桥东西两口夹道相排,除议员、参观人员外,任何人不得通过。王怀庆、聂宪藩、车庆云、薛之珩等军警要人亲自到场指挥。吴景濂这天亲自到场指挥,特别卖力。由于时间已到,人员仍不够数,吴景濂只好宣布不定时开会。同时,甘石桥派出180辆汽车分头迎接议员。到上午11点40分,到场议员仅400余人。此时吴景濂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坐立不安,便又派出可靠议员分途拉人,直至下午1点20分,签到者达593人,才正式开会投票。结果曹锟以480票“当选”总统。10月10日,曹锟由保定到北京就任中华民国第五任大总统。此次,据初步统计用费1356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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