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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新华侨报》31日文章指出,对中国人而言,除了表示干支纪年,甲午一词更承载了中华民族曾经的荣辱兴衰。作为正在崛起的大国,具备成熟的国民心态,本是题中应有之意;其突出表现,莫过于态度上的坦诚和坦然。如此而言,中国纪念甲午历史,应避免由此陷入仇恨日本、对其全盘否定的弊端。

文章摘编如下:

甲午战争结束后签订的《马关条约》,不仅大大加深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化半封建程度,造成了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中日格局发生逆转,日强中弱的局面出现,也是从此开始的。

1972年中日邦交恢复正常化后,两国关系在八九十年代一度处于蜜月期,但21世纪初,小泉的参拜行径导致了不和谐音的出现。虽然破冰之旅一度让紧张的态势有所缓解,2013年底安倍的拜鬼之行,还是使2012年9月以来陷入冰点的中日关系雪上加霜。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安倍“亲手关闭了与中国对话的大门”。

如此种种,无不凸显了在2014年这一本世纪首个甲午年纪念历史的重要意义。若注意到当今的中国青年人成长在和平年代,理解那段尘封的历史难免存在隔膜,如何更好地纪念,仍然不失探讨的价值。

首先,纪念甲午历史,充分了解史实是必不可少的基础。

对于发生在1894年的战事,中国称为甲午战争,日本称为日清战争。通过叙述口吻,原本不难判断发言者的立场,但略加留意不难发现,在中国,使用“甲午日清战争”等说法、颠倒事件发生顺序等,并非个别现象。其折射出的,恰恰是民众对史实所知有限,甚至存在误读。因而,纪念历史,应当从普及基本的史实做起。

史实,即历史的本来面目。观点、结论是一以贯之的脉络,史实则是其上一颗颗闪耀的珠子。掌握充足的史实,有助于加深对一段时期内历史的了解,进而在此基础上形成一定结论。为避免重蹈覆辙,深刻反省,归纳、总结出可资借鉴之处,积极意义自不待言,而这些内容由领域内的行家给出,可信度、说服力都得以确保。但是,史实的选择往往因论证的需要而有所取舍,仅仅熟悉用于支撑论点的史实,难免失之于片面。为此,公布、披露更多的细节,并非无用之举。

其次,纪念甲午历史,应该长期化、固定化,成为全民族共同的持续行为。

1894年距今已过去120周年,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固然是中国纪念甲午历史的时代背景,但随着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年年初设立“双日”,对甲午历史的缅怀,不应仅仅是一时之举,而需要被固定下来。

纵观中日近代关系史,1931、1937、1945俱为不应遗忘的年份。“九一八事变”拉开了日本侵华的序幕,6年后的“七七事变”标志着日本全面侵华的开始,1945年的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并于同年9月2日正式签署无条件投降书。但如前所述,中日格局的扭转始自甲午战争,也正是伴随这一变化,日本的对华心态发生了转变。由是,纪念甲午历史并使这一行为长期化、固定化,有利于追本溯源,以此为开端观照1894年以来半个世纪的历史,更能够形成清晰、明确的认识。

再次,纪念甲午历史,目的在于以史为鉴,放眼未来。

于1937年春投入拍摄的电影《关山万里》,插曲《长城谣》唱到:“没齿难忘仇和恨。”的确,一个民族牢记曾经遭受的深重苦难,能够从中获得奋发的动力,但是,心态完全为仇恨所占据,难免导致短视,并且加重前行的负担。

客观而言,要求中国人不受情感因素左右,冷静地看待日本,存在相当的难度。但是,作为正在崛起的大国,具备成熟的国民心态,本是题中应有之意;其突出表现,莫过于态度上的坦诚和坦然。如此而言,中国纪念甲午历史,应避免由此陷入仇恨日本、对其全盘否定的弊端。(李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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