扫码订阅

《民主那些事儿》(期待关心国家前途的人士“左右”夹攻)

呛呛独行

有人将民主形容成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张,只要先搞定民主,则人权、腐败、社会不公等令人痛恨的时弊都将不攻自破纷纷倒下。还有人说民主像一滴神奇的制剂,一经滴下各种权力将自动拧合成相互牵制的链条,公权随即变公仆。有意见领袖甚至痛心疾首地高呼:“贿选也比不选强”。有印度学者偶遇此番民主大讨论,心想:要说民主我也算过来人了,何不与这帮民主处子们交流切磋一把。早年就有中国僧人去印度取经,今天的印度依然可以为中国指点迷津。

■印度学者:民主对于印度是现在进行时,我们一般用实证的方法研究民主,说白了就是出去遛个弯看看,便知道民主到底怎么样了。全世界有百来个民主国家,那里的人权、贪腐、社会不公等问题解决了吗,多数国家还不如你们呢。中国人为什么都爱闭着眼睛畅想民主呢?不知道什么叫眼见为实吗?

■大眼青年:有这么多贪腐、不公,你们为什么不上街闹呀?我曾经推敲过富士康的跳楼案例,结论是“在民主国家这样的事是不会发生的。别说十一连跳,三连跳后家属就抬棺上街游行找政府麻烦了,政府不找郭台铭麻烦,法院就会找政府麻烦,法院不找政府麻烦,议员就找法院麻烦,议员不找法院麻烦,成千上万的民众就要找议员麻烦,议员为了下次再当选,他一定要找法院麻烦。”

■印度学者:如果告到法院,这就是一起劳资诉讼案,法院只能秉公裁决,根本没有找政府麻烦的理由(政府不是当事方),法院是不能胡作非为的。议员又如何去找法院的麻烦?议员没有干涉司法的权力。你的这套制衡原理徒有一个环环相扣的花架子,一听就知道是自己闭着眼睛想出来的。为什么总有人罔顾事实,热衷于编造美丽的民主童话呢。民主国家是崇尚自由的,选择富士康是你的自由,离开富士康也是你的自由,选择以跳楼的方式离开还是你的自由,即使是悲剧大家也只能尊重你选择的自由。法治社会是不理会煽情的,情大于法正是中国社会的陋习。

再说了,都民主了还用得着上街闹事吗,人民不是都用选票决定自己的命运吗?在中国到处充斥着这种对民主肤浅幼稚的理解。民主有如“围城”,笼子外面的遐想与里面的感受是不一样的。

■围观者甲:看来民主能自行克服时弊的推论既不合逻辑也缺乏事实依据。但是,不好意思。。。虽然像印度这样不太成功的民主国家是多数,但我们比较关注的是西方民主,他们过着自由、富足和有尊严的生活,国家也很安定。

■印度学者:(有点尴尬)噢。。。民主是普世的概念,印度民主与西方民主都是一人一票,本质上是一样的。印度与西方的差别在于社会财富的不同。西方的种种优势并不是制度的优势,而是社会财富(生活水平)的优势,中国人经常把二者混淆在一起。说白了大家向往西方,都是想去分一杯羹的(心知肚明。别装x说是为了投奔民主自由)。冷战期间东德人翻越柏林墙往西德跑,现在墨西哥人偷越国界往美国跑,都是为了谋求更富裕的生活。随着中国大陆财富的增加,民主国家(地区)投奔大陆讨生活的人也会越来越多。真要投奔民主自由的不必舍近求远,欢迎你到印度来。中国人嘴上讲的是民主,其实心里憬憧的是西方的富裕生活,对同是民主政体的穷国根本没有兴趣,用这样的态度研究民主只能得出自欺欺人的结果。

财富使所有人的生活得到基本满足,从而抹平了西方国家的内部矛盾,没有矛盾的社会就比较和谐,和谐的社会则无需强力的管制,因此有比较大的自由(美国甚至有持枪的自由),正所谓“一富可以遮百丑”。财富同样也可以使专制独裁的海湾国家丰衣足食、歌舞升平。因此,制度优劣的关键在于是否能快速地积累财富,不管黑猫白猫,能够招财的就是好猫。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目前的制度模式还是不错的,当然只要是制度就一定有不完善的地方。

中国人好像有一个误区,认为民主制度天生就是自由、平等的,其实恰恰相反。民主制度起源于奴隶社会,投票权仅限于极少数的奴隶主,奴隶制是不可能有自由平等的。直到1920年前后,英国都是以财产拥有量来确定投票资格的,穷人和女性是没有选举权的。民主制度本质上是社会富裕阶层的轮流坐庄制。大航海与工业革命带来了第一次全球化,西方国家通过疯狂掠夺全世界的财富,使所有国民都成了富裕阶层的一员(都有了投票权)。西方国家的内部矛盾逐渐转移到了外部,形成了西方国家(世界的富裕阶层)统治其他穷国的格局。三个世界的理论基本就是以财富和实力作为依据的。

■大眼青年:财富确实比较重要。但如果西方的民主制度不优越,能积累那么多的财富吗?

■印度学者:那是靠贩卖奴隶、当海盗、卖毒品、掠夺。。。说白了就是用强盗的手段发家致富。人类历史上最丑恶的一些事恰恰就是民主国家干出来的,英国当年对华发动鸦片战争就是议会投票决定的。

■围观者乙:最近的经济危机引发了西方财富的大量缩水,马上社会矛盾就爆发出来了,如伦敦、巴黎街头骚乱,华尔街被占领等(希腊就别提了)。生活水平是维持社会稳定的最重要条件,而人权、自由等又是以社会稳定为前提的。例如严重影响美国社会稳定的911事件发生后,为了维稳,美国不得不出台限制人权、自由的“爱国法案”,引起了社会的广泛不满。西方国家拼命借钱,就是要千方百计地维持生活水平,从而稳定西方社会,不幸的是现在到了借钱也维持不下去的地步了。西方生活水平的下降,将加剧社会的动荡,相应的维稳手段也将日趋严厉,而严厉的管制不可避免地要侵害到人权与自由。人权与自由不是单纯的意识形态问题,是以发达的经济和稳定的社会为基础的。

■围观者丙:大家都公认:美国是1%的人对99%的人进行巧取豪夺。但中国人不能理解为什么不能用选票来表达不满呢,99%的一方肯定会赢啊。

■印度学者:问题是为这99%代言的政党还没出生呢!政党的维持发展、竞选活动等都需要大量的资金,而资金恰恰就掌握在那1%的人手里。所以,虽然你有投票选择的权利,但社会不提供你想要的选项,这就是民主让人无奈的地方。此外,选民只能选举代理人,没有直接对政策表达不满的平台,即对人不对事,而选民更关心的显然是“事”,而不是“人”,选民陷入有权无用的尴尬境地(事事公投也不现实),因此民主并不意味着人民就真的能当家主事了。这些都是民主制度暗藏的玄机,是笼子外面的民主处子们不易察觉的地方。因此,民主国家的人民从来都是用街头抗争的方式强迫政府改变政策的,而不是用那张虽然神圣但无可奈何的选票。民主恰似隔靴搔痒,总是让你有劲儿使不出来,而你又不知道怨气应该出在谁身上,因为社会给了你充分瘙痒的自由,且“靴子”的存在很难被人们意识到。

■大眼青年:民主国家是三权分立,权利的相互制衡可以防止腐败。

■台湾学者:三权分立不是事实。国会议员是民选的、总统是民选的,偏偏能够制衡他们的大法官(司法体系)是总统任命的。很多国家连总统都不直选,而是由国会选举产生,这就更谈不上三权分立了,三权都直接民选才是真正的分立。在台湾,黑金李登辉的贪腐是众人皆知的,谁制衡了?反对党(陈水扁)掌权后都不清算,只是暗中拿贪腐材料威胁李登辉就范。因为陈水扁也想贪,所以最好两党谁也别清算谁,轮流坐庄变成轮流坐贪。即使百万民众数天上街游行要求阿扁下台,也没见三权之一的国会发挥所谓的制衡作用(弹劾)。马英九上台后为了讨好泛绿,也不愿清算扁案,企图以容忍贪腐换取自己的政治资本,后来招至泛蓝选民的公愤,才扭扭捏捏地办案。身陷囹圄的阿扁这才想起来说:李登辉还贪呢(执政时却避而不谈)。而李登辉至今依然是毫发无损、风光无限。这一系列的贪腐连环局让我们看到的是权权相护,而不是什么权权相制。为了选举才揭露出来的蔡英文宇昌案、苏嘉全农舍案,只是被娴熟地用来困扰一下竞选对手,之后就无影无踪了,根本不影响他们的政治前途。予人方便就是予己方便,这才是权力之间的默契。遇上轮流坐贪的局面,选民又能如何呢?权力必然导致腐败,各种权力必然分别经营各自的腐败,期待权力之间制衡腐败是天方夜谭,真正制衡权力腐败的只能是没有权力的一方。而能不能制衡还要看双方的力量对比。所谓权力之间的制衡机制其实都是经不起推敲的。还有很多人把任何制度下都会发生的权力恶斗(争权夺利)当做权力制衡的例子混为一谈。不可否认民主制度中便于民众监督的一些做法还是值得借鉴的。

民主送走了强权政治,却滋生出了哄骗政治。政治人物选举时满嘴谎言、造谣栽赃,滥许无法兑现的承诺。虽然大家都知道那是放屁,但并不追究撒谎、造谣的无德,因为撒谎造谣已是常态,大家早已见怪不怪了。有时选民就像爱听甜言蜜语的女人,明知是谎言听着也很受用。民进党是靠民主人权起家的,可上台后的腐败行径比专制时期的政权还肆无忌惮(这就叫民主骗子)。最近国民党居然宣布要把党变成专门竞选的机器,也就是变成一个不讲理想、没有追求,只以当选为唯一目的(当选本应是实现政治抱负的手段)的利益集团。政党的利益集团化必然导致不顾国家利益的政治恶斗,是民主政治扯皮、低效、无能、不作为的根源。

■日本学者:民主国家的乡村选举很多都被当地的豪绅、强人(桩脚)所把持,这些“地盘”还可以世袭,二代议员很普遍。很多桩脚干脆就是黑帮、地头蛇。据报道,中国农村的基层选举也经常被黑恶势力左右,用钱控制选票的事也很盛行。希望中国的民主人士先从研究本国的基层选举入手,出一篇像样的调查报告(为民主做点实事,别一天到晚空喊哗众取宠的口号)。民主确实有弱化权利的效果,但权力是没有真空的,俄罗斯就一度被黑恶势力和商业寡头控制(比一党专制更可怕),铁腕普京上台后才扭转了这一局面。像中国这样尚不富裕(不稳定)的大国,弱势政府能hold得住吗?中国历史上的盛世有弱势政权吗?很多国家都在等着中国下一轮的“合久必分”呢

■中国学者:针对批评民主的意见,中国有几种比较流行的辩解。说法一:任何制度都会犯错误,但唯有民主制度有纠错功能。那么请问美国侵略越南的战争打了多久,其间换过几届总统?自动纠错的功能发挥作用了吗?美国人民早就厌战了,然而民主、共和都主战,他们那神圣的一票找不到和平的选项,只有坚持长期的街头抗争,遭到的却是国家机器的暴力镇压。最后美国是被越南打败的。说法二:民主制度虽然不是很好,但他能避免最坏的结果。这是一种十分可笑的逻辑,如果我们把对民主的要求宽容地降到“只要不是最差就好”,那我们就应该满足于中国现有的制度,因为中国现有的制度已经做到“不是最差”了。一个后发国家如果安于“不是最差”,还有发展、赶超的希望吗?“不是最差”难道就是我们要选择民主的理由吗?还有比这种说法更荒唐的吗!再弱弱地问一句,民主制度下诞生的希特勒政权难道不恰恰是近代史上最坏的吗?

■众围观者:我们太热衷于脱离现实的民主空论了。我们为什么总是有意忽略那些非西方的民主国家?其实对中国而言,最有参考价值的恰恰是那些人均收入与我们接近的第三世界民主国家。假如我们今天就实行民主,结果会变成西方那样吗?恐怕变成印度、菲律宾的可能性要大得多。财富带来的社会效应经常被误判(或宣传)成西方民主制度的优越性,只有去除财富因素才能看清民主的实际功效,而第三世界提供的“裸”民主才是最直接客观的研究样本。民主不是喊口号、赶时髦,希望更多的学者深入第三世界的民主第一线,对民主制度的成败及其原因做脚踏实地的深入分析。

说了这么多民主的不是,并非想说明我们的制度就没有问题,而是要说明民主非但不是解决这些问题的妙药,而且很可能会使问题变本加厉。我们的制度确实有太多令人不满的地方,但这不构成要更换制度的前提,更换制度的前提是要有比现在更好的替代制度。30年来的事实表明:我们的制度模式在与其他制度(包括民主制度)的竞争中遥遥领先地胜出了,也就是说不存在其他更适合中国的现成制度模式。国际上一致对中国模式给予正面的评价,这种来自外部的评价不涉及直接的利益纠葛,应该是比较客观的。当其他国家都在惊叹中国模式,探讨能否复制的时候,我们自己却非要硬生生地换掉这个模式吗?国内有各种不满很正常,大家一起不断探索、深化改革,完善我们现有的制度才是最佳选择。经过颜色革命后的民主国家(还有伊拉克、利比亚)始终没有什么起色,之前的问题依然得不到解决,甚至看不到解决的途径,比以前还纠结。难道这就是我们要追求的结果吗?实事是最有力的证明,比任何鼓噪都来的可靠!

■民主在哪里?

对于大多数民众而言,民主只体现在四年中投票的那个瞬间,之后你与国家的任何决策过程都毫不相干,就像股票市场上的散户,只能作一个对公司事物没有任何发言权的“股东”。股票尚且能长期持有、随时变现,而选票不过是用完就扔的一次性用纸。“东家”也好“主人”也罢,都是徒有虚名,一个为了忽悠钱,一个为了忽悠权。从空间上看,你生活的家庭、工作的单位都是集权体制,民主与你朝夕相处的生活环境无关,民主不过是空间上的一个点(投票箱)而已。民主在时间、空间上都是高度萎缩的,以至于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几乎找不到民主的影子。人们为什么要无限地放大这个虚幻的点呢?它是能引发一系列后续效应的那个神秘“奇点”吗?

民主国家的选举只产生几百(千)名议员和区域领导人,在庞大的国家权力体系中所占的份额是极小的,绝大部分的官员都是考核任命的,民主并不是一个贯穿整个权力体系的制度,特别是与人民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权力都不是选举产生的。当年不就是几个警察殴打黑人还被宣判无罪导致了震惊世界的洛杉矶暴动吗,不法的警察、枉法的判官哪一个跟选举有关?民主国家与非民主国家的大部分权力是没有差别的。

■所谓代理关系

竞选活动始终都是由候选人主导的,并没有人民向“代理人”交代利益关切的一幕,“授权仪式”是在双方都搞不清要委托代理什么内容的情况下完成的。委托代理是有权的一方将自己的权力下放给无权一方的过程,处于权力金字塔底层的人民本来就没有什么权力何来下放呢?为什么要虚拟不存在的权力,玩儿买空卖空式的代理把戏呢。权力的金字塔可以推倒重来但从来就没有倒置过,倒金字塔的权力结构是根本无法想象的,也是现实中不可能存在的。把人民与权力的关系描绘成主仆关系是对人民的捧杀,人民不需要口惠而实不至的权力盛装。

其实选举的关键是政党提名,人民不过是给政党捧个场而已。候选人显然是代表政党参选的(称呼也是某党候选人,没听说过人民候选人),当选后代表的当然是政党的利益。

■选举的象征性

国会作为立法机构自然应该由法学专家等构成,然而从国会议员选举的规则和过程都可以看出,选举并不能保证产生法学专家,参选议员是不需要任何资质的(连学历都不需要)。选举与选秀一样,口才与形象才是当选的关键。靠口才和形象立法,国家不会乱套吗?原来大部分的法案都是由政府行政部门提出的,审议法案则是由议会下设的专门委员会完成的,专门委员会由一批专家学者构成(由政党指派)。令人费解的是专家学者审议过的法案,为什么要由非专业的议员来表决呢?他们有判断法案的能力吗?其实投票表决正是大家所说的盖橡皮图章,并不需要专业的判断。这下国人可以放心了,橡皮图章原来是民主的必然产物。

既不必提案也不必审案的议员们最讨厌枯燥的会议,他们通常在开会时补觉或者干脆借故缺席。然而橡皮图章毕竟也是图章,虽然与专业无关但是与权力有关。平时昏昏欲睡的议员每逢投票就突然兴奋异常,抢占主席台的,大打出手的,立法机构顿时变成群殴现场。议员们通常以杯葛议案相要挟,强行在议案中加入自己想要的内容(维基百科:政治分肥)。政党间的恶斗通常也以牺牲议案为武器。没有专业能力的议员却可以行使质询、问政、审核预算等权力,并借此向行政部门施压,胁迫、利用行政部门的权力为己谋私。从这些勾当中可以看出,议员们不单是成事不足的橡皮图章,很多还是败事有余的乱臣贼子。领导人选举的情况也大致如此,小布什成就了一个不学无术也能当总统的“美国梦”,而施瓦辛格的当选证明选举更偏重形象、知名度等外在条件。他们又何尝不是橡皮图章呢?政党通常会为他们组建一个专业班底打理公务。

由此可见,真正维系国家正常运转的权力体系都是由考核任命建立起来的(这就是选来选去也不会影响施政的原因),而兴师动众、耗费巨资选举出来的只是一副装点门面的假头套。当然,选举出来的人也不一定都是草包,但那不是选举制度所能保障的,要靠碰运气。为什么挑选治国者不设资质门槛呢?也许只有这样资本才有最大的发挥空间,才能更好地驾驭政治。这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问题。

■多党制与三权分立

三权分立是为了分散权力,避免权力独大,因此要保持权力之间的相互独立,互不干涉。而权力制衡要强调的恰恰是相互干涉,没有干涉何来制衡?因此三权分立与权力制衡是相互矛盾的两个概念,要把相互矛盾的东西撮合到一起是一件很纠结的事。权力体系最忌讳的就是预留扯皮空间,这会严重影响决策效率。相互独立又相互制衡的体制设计正是通过降低权力的效率以达到消弱权力的目的(与监督权力是两回事)。统治者最精通的权术之一就是利用权力间的互斗(如中统、军统)。民主制度正是资本为牵制、驾驭权力而磨合出来的政党互斗模式。

任何权利体系都需要一个相对一元化的权力核心,严格的三权分立无法形成协调一致的执政方针,民主国家的权力核心是行政权。立法权中最重要的提案权基本掌握在行政部门手里,只有行政部门才知道治理国家需要什么法律,法案不可能坐在议会里凭空想象。最高行政长官(总统)还有否决法案的权力。而行使司法权的大法官也是由总统任命的,谁都知道人事权是最直接的控制权。总统还拥有特赦权,可以不需任何理由地赦免任何罪犯,这难道不是凌驾于法律之上吗?也是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无情践踏。我们不禁要问:世界上真的有司法独立吗?三权分立是一个没有多少实际功效的花架子。

最可笑的是为了体现司法独立,还弄出了一个大法官的终身制。任何权力的终身制都显然是荒谬的。上帝给所有生物都限定了寿命,以强制他们按时退休,只有轮替机制才能确保物种适应环境变化的能力(适者生存),终身制是违背“天意”的。中国要坚定不移地维护、巩固任期制,并对它进行不断的完善。

现实中权力之间争权夺利的恶斗随处可见,而良性制衡的例子几乎没有。权力之间除了恶斗就是勾结,即使在制度层面构建了权力之间的监督机制,也会被社会层面的官官相护所瓦解。利益是行为的动力,权力之间的勾结正是谋求相互间利益最大化的必然结果。改革最忌讳的就是叠床架屋地设立制衡机构,新的制衡机构何尝不是权力,它本身也需要制衡,这是一个永远无法终结的怪圈(权力制衡的不完备性定律),能够最终制衡权力的正是与权力构成博弈关系的人民大众。人民制衡权力也是出自利益驱动,而并非人民的伟大,有利益驱动的制衡才会持久。利益博弈是成本最低、效率最高的制衡手段,改革岂有不利用这一手段的道理?盘根错节、无所不在的权钱关系要靠同样无所不在的一双双眼睛去监视,体制自身是没有这个能力的。权力运行的公开透明是人民制衡权力的必要条件,也是改革成败的关键。所谓改革的阻力就是权力间的各种羁绊,必须在权力之外寻求撬动改革的支点,跳出权力才能制衡权力,只有人民群众才能成为国家权力的最终监管人。让改革的阻力直接面对人民大众吧,人民有信心与这些阻力进行较量,今天的网络反腐已经初步显现出人民群众的巨大潜力。很多人也许会担心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会不会演变成文革?这个担心是多余的,文革的可怕不在于人民群众,而在于法制的全面瘫痪。不发动群众就不可能取得改革的成功,而改革的失败恰恰会导致人民与权力之间博弈的升级,引发暴力无序的群众运动。

多党制衡、三权分立都不能最终解决权力自身的腐败问题。权力本身谋求独立并不是什么好事,独立的权力就是绝对的权力,而绝对的权力必然导致绝对的腐败。多头的权力只会模糊权力的责任(互踢皮球),人民的怨气反而不知道要针对谁了。台湾就是一个多党制既没能抑制腐败又分散了民众反腐焦点的典型案例(接近半数的人力挺贪腐政权)。

******就是要为群众监督提供方便。体制内的纪检部门一方面要依靠群众的监督,及时处理群众的举报,一方面自己也不得不直接面对群众的不满,在群众的督促下不断完善反腐的制度化建设。任何想把群众监督纳入体制的做法都是不可取的(只能产生新的权力),要确保群众监督的独立性和制度化。

■法制建设

改革开放30年来各方面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新的问题也层出不穷,我们的立法工作跟上这些变化了吗?一个食品药品安全问题拖了多少年了?股市的监管拖了多少年了?相应的立法工作到位了吗?行政部门补丁式的“通知、办法、意见”能代替立法吗?行政处罚能代替刑罚吗?靠行政条例能约束行政部门的不作为及违法行为吗?面对如此严峻的立法形势,我们看到的却是一堆令人啼笑皆非的“代表提案”。我们的民主是不是有点玩儿过头了,我们有必要那么在意自己的“民主”形象吗?敦请政府回归专业严肃的立法程序,由相关行政部门全面承担草拟法案的责任(纳入政绩评价)。人民最需要的是监督政府的权力,而不是似是而非的提案权。

没有严格的执法,再健全的法律条文也无济于事。在中国拦路抢劫是重罪,但执法人员靠暴力敛财的车匪路霸行为却只是免职了事。严格执法首先要从约束执法者做起,打铁还需自身硬。应该建立执法者犯法罪加一等的量刑制度(现在连同刑都做不到)。执法权是国家机器中的暴力部分,搞不好会对人民群众造成很大伤害,洛杉矶暴动就是一个非常深刻的执法教训。中国有诈骗罪,但上市公司的欺诈、理财/保险产品的欺诈、广告欺诈、商家的欺诈从来不适用诈骗罪(经常声称不知道适用哪条法律)。明知是犯罪不去追究,却荒唐地号召大家要提高识别能力,这样的状态还要持续多久?中国的经济秩序已经到了失控的状态,直接威胁到了生命健康。为什么对经济领域的违法乱纪行为迟迟不能出台严厉的惩戒措施?经济领域的法制建设直接面临钱大还是法大的较量(是权钱交易的重灾区),最后谁能摆平对手是改革成败的分水岭。这个问题得不到根本解决,中国就不可能实现健康的经济发展。法制建设也有一个如何依靠人民群众的问题。

改革需要压缩裁撤相当一部分传统部门的权力,并将政府的资源和人力转移到监管、处理新形势下产生的各类重大问题上来。改革不能在原有框架内进行,必须是一次全面彻底的结构性调整。政府今天面临的是一个重建体系的课题,靠零星的立法和突击严打是不能根本解决问题的。期待改革能带来一个全新的政府工作模式,为今后的发展提供制度上的保证。

法制问题还与社会的大背景息息相关。从理论上说法律是不可能严格规范行为的,把法律比作一张网是很形象的,因为他到处都是漏洞。不要说我们凡夫俗子了,造物主都无法规范人类的行为,上帝用性欲控制生育以确保物种的繁衍,谁料狡猾的人类却弄出花样繁多的避孕措施,让上帝的意图走了样。法制不单要靠强制约束,更要消除冲撞法律的动因。大家都知道贫困是导致犯罪的深层原因,贫困降低了犯罪的门槛,一个馒头就可能引发一起血案。法律靠剥夺人身自由甚至生命威慑犯罪,而贫困社会是不珍惜生命的,这大大降低了法律的威慑效果。贫困效应同样发生在执法人员身上,导致普遍的执法者犯法。从某种意义上说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才是治本,而各种法制措施只是治标(无意贬低法制建设本身的重要性)。其实美国的法律并不健全,各州都有一些明显违背常理的可笑法律(可见美国当初的立法水平),然而这并不影响美国成为法治社会,因为在法制社会法条上的瑕疵是可以在执法过程中得以弥补的。而在没有实现法制的社会则恰恰相反,再完美的法律条文也会在执法过程中走样。

法制社会是需要物质做基础的,西方民主国家的法制正是财富效应带来的结果,而贫困的第三世界民主国家则没有实现法制的先例。民主制度既不是法制的充分条件,也不是法制的必要前提,中国在封建制度的全盛期也可以做到夜不闭户,新加坡、香港更是非民主体制下法制的典范。

还有很多人把法制不理想的原因归于自私的人性、主张用道德或宗教加以改造。然而私欲是维持生命必不可少的禀赋,也是人类所有创造力的源泉。法律的精神是限制私欲恶性竞争的一面,而不是消灭私欲。中国数千年来都在宣扬作君子的道德标准,然而过高的标准反而造就了表里不一的性格。宗教同样也不能阻止人们的恶行,教徒一样发动战争,一样进行掠夺。任何改造人性的企图最终都只是塑造了某种类型的双重人格。历史上不乏改造人性的悲剧,却没有一个成功的案例。记得曾经流行过《丑陋的日本人》一书,其中对70年代日本人不守规矩、缺乏道德的行为进行了自我批评。然而十几年过后日本人却成了遵纪守法的楷模。在这个变化过程中,日本并没有开展五讲四美学雷锋运动,也没有大兴宗教,更没有针对这些问题采取什么法律措施。“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日本社会的变化源自生活水平的提高。古人很早就明白生活水平与行为规范之间的关系。发展经济才是解决诸多问题的最重要途径,很多问题都是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逐步改善的,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就是最高的道德。

■民主随想

我不赞成民主的最大原因在于民主制度不能有效地发展经济。除了欧美帝国主义列强靠掠夺财富得到发展外,后帝国主义时代的民主国家几乎没有成功发展经济的例子。很多人不知道日本战前就已经发展成为列强(与民主无关),战后恢复不需要从头摸索工业化道路,经验、技术、管理与高素质的劳动力等都是现成的(只缺资金),日本不是民主制度发展经济的案例。亚洲四小龙在高速发展时期也都不是民主体制。相反,像俄罗斯、台湾那样民主后经济陷入恶化的例子却屡见不鲜。

民主制度最成功的一点就是排除高压强权政治(弱化权力)。世界上那些发生颜色革命的国家都是没有很好解决高压强权政治的国家。中国成功转型为任期制,执政手段也日趋柔和,从而释放了要求民主的压力。中国还要沿着宽松的方向继续走下去。

然而民意在对外问题上往往又是好战的(民意并不一定等于人民的利益),在遇到某种危机时民主国家往往偏好有强权倾向的鹰派分子。民选的希特勒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最近的日本政坛也有这种危险的苗头。值得深思的是为什么公开反对民主体制的军国主义分子石原慎太郎却恰恰能在民主体制下当选。历史上民主制度频频产生独裁者,是一个屡屡自掘坟墓的政治制度。可见民主既没有纠错功能,也不能保证“不是最坏”的结果。用“不是最坏”的标准推销民主本来就显得无比愚蠢与滑稽。

很多人向往民主是基于一个简单的假设,即:一好一坏我只要选择好的即可。然而民主国家经常面临的局面是两党都腐败、都无能,你根本无从选择。一般而言,只有在事后才能对某人的执政能力做出评价,而选举却要求做事前评价,这不是强人所难吗?对争取连任的候选人也许可以做事后评价,但无法与另一位作有效的对比,因为不管上一任的政绩多么辉煌,也不能排除另一位可以做得比他更好,反之亦然。没有切实可行的比较判断,所有的选择都只能是毫无根据的瞎选。

如果你认为民主是拯救中国的一味良药,就要解释第三世界民主国家为什么如此不堪,还要说明同样是第三世界的中国为什么民主后不会重蹈他们的覆辙。如果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民主国家都不能成熟、还需要完善,为什么中国还要选择这条看不到尽头的苦熬之路呢?如果我们能够容忍民主无期限的完善,为什么就没有耐心去完善现有的制度呢?

中国今天需要的是务实的精神,无论你的观点是左是右,都请用事实及逻辑证明自己的主张,过多的意识形态论述往往陷于大话空话。对政府而言,把民众期待的事情一件一件落实好比任何空泛的宣传都更能赢得人民的认可。

欢迎来我的新浪博客看看,有更多的精彩分析哦!http://blog.sina.com.cn/s/articlelist_1721961197_0_1.html

猜你感兴趣
发表评论
发表评论

网友评论仅供其表达个人看法,并不表明铁血立场。

全部评论
加载更多评论
更多精彩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