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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副总统拜登日前以“偶遇”的方式,在白宫会见了香港反对派人士陈方安生和李柱铭,表达支持香港民主。事情发生在香港时间4月5日,陈李事后高调对拜登关心香港民主表示“感谢”。

去美国“告洋状”,这是香港泛民派走出的又一步臭棋。香港反对派正在把香港地区内部事务搞成他们与整个国家的对抗,这样走下去,他们输定了。

《纽约时报》在拜登会见陈李的当天发表“保障香港自治”的社论,与白宫一唱一和,该社论同时呼吁英国“有责任对香港目前的趋势出声”。

但无论白宫,还是《纽约时报》,它们能对香港未来产生的实际影响都微乎其微,香港泛民主派投靠西方,说句不好听的,实在属于“尿错壶了”。

香港可不是台湾,更不是南海上的某个岛屿,中国对香港未来有足够的把控力。香港泛民派不能同香港已经回归中国这个最大现实对撞,因为他们不可能获胜。

泛民派钻进了一个牛角尖:2017年特首普选,为何候选人要从爱国爱港人士中选择?换句话说,与中央对抗的人为什么不能参选?回答很简单,因为香港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香港反对派只能是针对香港社会的,而不能是同整个国家的对抗。

西方帮不了香港反对派的忙。80年代的英国比现在势头强,但它在同中国的谈判中被迫让步。“末代港督”彭定康想给香港回归的过渡捣乱,但北京没吃他那一套。美国今天能在香港发挥的作用,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英国根本没法比。

如果香港反对派想用“占领中环”向中央政府施压,同样不靠谱。这些年香港没少发生大型示威,加之内地频出群体事件,中国社会“见得多了”。反对派休想恫吓中央。

香港泛民力量最好还是应面对现实,思考如何在香港做反对派。这的确是个博弈过程,是《基本法》进一步展开的过程。但它不是你死我活的一场决战,不是民主的“不成功便成仁”,泛民力量须以建设性态度构建香港的反对派角色。

香港的政治反对派文化恐怕得是世界政治史上的一次创新,未来几年应是它形成的一个重要阶段。香港反对派中需要出现一批有智慧和远见的代表性人物,他们还需有真正的公益心,而不是个人政治利益至上。

泰国、乌克兰、台湾都因选举出过大乱子,中央不会放纵香港也出那么大的乱子,这是中央对香港的义务。如果有谁幻想在香港搞一场“颜色革命”,无论西方怎么支持他们,此路一定走不通。

“爱国爱港”的标准是整个中国社会的意志,这是中国对香港拥有主权的题中之义。香港泛民力量根本不具有挑战它的能力,他们需要有这个自知之明。

香港的民主空间十分巨大,需要泛民派和建制派共同打造。不能上来一竿子就打到国家认同这一根本问题上,摆出同中央对抗的狂妄姿态,这是无能之辈对西方文化的愚蠢模仿,这是对香港民主资源的毁灭性利用。

爱国爱港是不容谈判的条件,我们希望香港政坛未来几年能彻底接受这个前提,并以它为基础呈现出创造性的丰富和多元。这个过程亦将反过来促进全社会对爱国爱港更宽更新的理解。

拜登“偶遇”香港反对派人士,而不是大鸣大放地会见他们,这当中的信息可不都是令香港反对派欢欣鼓舞的。后者别太傻了,以为西方真的就是他们的救世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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