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成绩


经济:曾经辉煌光芒万丈

1920年11月,上海的“火柴大王”刘鸿生创办“鸿生火柴公司”。工厂技术人员经过半年多的试验研究,采用高强度的胶粘剂,解决了火柴头受潮脱落的难题;并购置磨磷机,提高了赤磷面的质量。改进后的鸿生火柴,头大,发火快,火苗白,磷面经久耐用。此后,他们又对生产技术进行了大大小小的多次改进,火柴质量一再提高,鸿生成为众口一词的名牌产品,不但在国内成了抢手货,一度还打入了南洋市场。工厂的利润也逐年上升。1935年7月,刘鸿生首先邀集国产火柴制造同业成立联合办事处,继而以此名义与美商火柴公司达成协定,成立了华中地区火柴产销管理委员会,并制定了相应的火柴生产、销售限制办法。最后,刘鸿生又以中华火柴同业联合会首席代表名义,与日商在华火柴同业会进行谈判。日商迫于华商联合会与华中管理委员会的一致行动,不得不加入中华全国火柴产销联营社。

留学海外的侯德榜,带来了在美国设计好的图纸,与工程技术人员一道,测试各种机器,经过调整改进,终于揭开了苏尔维制碱法的秘密,解决了大规模制碱的一系列技术难题。1926年,永利碱厂生产的红三角牌纯碱,质量已经超过了英国卜内门公司的洋碱。这年秋天,在美国建国150周年国际博览会上,红三角牌纯碱荣获金质奖,不但使中国人扬眉吐气,而且打开了广阔的国际市场。

1906年周学熙筹建“启新洋灰公司”。由于产品质量好,所以销路很畅。启新水泥很快被全国重大的建筑工程所采用,津浦铁路上的淮河铁路桥、黄河大桥,京汉铁路上的洛河铁桥,北宁铁路上的渭水铁桥,以及青岛、烟台、厦门、威海等地的海坝、码头,用的都是启新生产的马牌水泥;北京图书馆、辅仁大学、燕京大学、大陆银行、交通银行、河北体育馆、上海邮政总局等当时的有名建筑,也都是用马牌水泥建造的。

经过几十年的风风雨雨,这些建筑大部分仍然完好无损,与现代化的高楼大厦并肩挺立。外国商人、特别是日本商人为了争夺中国水泥市场,与启新公司展开了一场殊死的竞争大战。由于周学熙十分重视生产设备的更新与改良,启新公司的水泥生产在产量和质量上不断提高,成本不断降低,并且多次在国际赛会、博览会及国内展览会上获得奖章和奖状,所以日本商人那种自杀式的倾销,最终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启新公司垄断中国的水泥市场达14年之久,销量达到全国水泥总销量的92%以上。启新公司的成功,为多灾多难的中国民族工业争了光,也为中国人在国际上赢得了宝贵的荣誉。

1929年5月,天津永明漆厂在鞭炮声中开工了。经过3年多的苦战、几百次的试验,陈调甫终于如愿以偿,研制出了物美价廉的油漆新配方。陈调甫把新产品定名为“永明漆”,它成为中国油漆工业的第一个名牌产品,当年就获得了实业部颁发的奖状,不但风行国内,而且美、英、日、荷、德等国的150多家厂商都和永明公司建立了业务联系。永明公司成了令全国同行刮目相看的名牌企业。陈调甫一天都没有放松过自己的研究工作。1945年,他研制出一种醇酸树脂漆,是我国合成树脂漆中的第一代品种。这种漆才在恢复后的永明漆厂投产成功,陈调甫将它取名为“三宝漆”。这是中国油漆工业中又一个超越西方的名牌产品。

现在很多资料上说“解放后”中国才能制造万吨轮,事实是这样的吗?上海江南造船厂在1918年至1919年接受美国订货,制造四艘同一类型的万吨货轮,都是全遮蔽甲板、蒸汽机型货船。分别命名为“官府号”(MANDARIN)、“天朝号”(CELESTIAL)、“东方号”(ORIENTAL)、“震旦号”(CATHEY)。船长135米,宽16.7米,深11.6米,排水量14750吨。其中第一艘“官府号”于1920年6月3日下水,四船经美国运输部验收,工程坚固、配置精良,美国政府对其建造质量十分满意。

教育:大学真正独立的时代

民国时代,多的是有骨气的文人。我常常想: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当时的“国民党反动派”太软弱,还是当时的大学和学者骨头太硬?今天,有几个文人敢说自己有骨气?甚至又有几个敢说自己能算“文人”?

蔡元培:不做不自由的大学校长

蔡元培一生辞职无数次,其中仅在北大校长任上就先后多次辞职。他1917年1月4日到北大就职,7月3日就向黎元洪总统提出辞职,抗议张勋复辟。

1918年5月22日,为抗议“中日防敌军事协定”,又向大总统提出辞呈。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为抗议逮捕学生,于5月8日提交辞呈,9日悄然离京。这次辞职引发广大师生挽蔡大行动,北京各大专学校校长于5月13日齐上辞呈。

1923年1月17日,蔡元培再度愤而辞职,次日他在《晨报》刊发辞去北大校长职务的声明:元培为保持人格起见,不能与主张干涉司法独立、人权之教育当局再生关系,业已呈请总统辞去国立北京大学校长之职,自本日起,不再到校办事,特此声明。

蔡元培的几次辞职,诞生了两篇杰出的宣言:《关于不合作宣言》和《不愿再任北京大学校长的宣言》,前者为了正义,后者为了自由。1919年6月15日发布的《不愿再任北京大学校长的宣言》,掷地有声:我绝对不能再作不自由的大学校长: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学的通例。德意志帝政时代,是世界著名专制的国家,他的大学何等自由。那美、法等国,更不必说了。北京大学,向来受旧思想的拘束,是很不自由的。我进去了,想稍稍开点风气,请了几个比较有点新思想的人,提倡点新的学理,发布点新的印刷品,用世界的新思想来比较,用我的理想来批评,还算是半新的。

在新的一方面偶有点儿沾沾自喜的,我还觉得好笑。那知道旧的一方面,看了这点半新的,就算“洪水猛兽”一样了。又不能用正当的辩论法来辩论,鬼鬼祟祟,想借着强权来干涉。于是教育部来干涉了,国务院来干涉了,甚而什么参议院也来干涉了,世界有这种不自由的大学么?还要我去充这种大学的校长么?”

1949以前主政大陆时期的中华民国政府的人物也都个个丰满有型,不像如今这么平面化。历史应该怎么写?历史应该怎么样读?对历史有什么样解读,决定着我们这个民族未来的道路,但愿我们民族的未来道路越来越通达顺畅,上面的行人也都丰满而矫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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