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西北军张维玺投敌说的不同意见

近来,有人把西北军张维玺列为投敌将领,在此有不同看法。

首先,所谓张维玺投敌一说,是指1943年春,位居国民党上将的他,由重庆去开封的事。然而,战后国民党政府确认的投敌高级将领名单中并没有他。第二,张维玺为解救被日军抓捕已半年之久的父亲张安然和夫人王仲英,同时手执冯玉祥亲笔策反信去开封找孙良诚,是和鹿钟麟商议后并经冯玉祥和蒋介石批准的。第三,“汪伪”乘人之危,以释放其父亲、夫人为条件,企图通过孙良诚的欺骗和威逼,任命他伪二方面军副司令和开封绥靖公署副主任,他一直拒绝受命。

1943年已是抗日战争的第六个年头。1937年卢沟桥上,点燃抗日烈火并英勇牺牲的二十九军将士,全是原西北军的弟兄。六年来,日军仗其优良装备,杀伤了无数中国士兵和平民百姓。作为一个中国军人,张维玺早就义愤填膺怒火中烧。对日伪想要做的,绝不是什麽“受命”,而是“拼命”! 再者,当时他的家庭背景是;①1939年初,因五弟张维翰(鲁西北抗日根据地筑先纵队司令员)于原籍山东馆陶县杀汉奸张向斗,其弟召集汉奸、伪军随日军报复性的将他们上百间住房的家院焚烧一空。多亏事先得到消息,全家60多口人连夜四处奔逃,才幸免遇难。②1942年秋,父亲和夫人在天津家中(黄家花园长沙路88号)被日军抓捕。后移送至济南日军宪兵司令部,已关押半年之久。③山东馆陶县南彦寺村,当时出了三个名人;范筑先(张维玺至交)、张维翰、张维玺。前二人是鲁西北抗日名将,张维玺是原西北军名将,时任国民党上将。由于日军受到当地抗日力量的顽强抵抗,早就将这个村列为重点报复对象。1943年2月20日,日伪军队终于采取行动,把村子包围,进行了一场惨无人道的屠杀。53人被杀害,6人致残,25名妇女被强奸。开明地主、抗日粮秣员张寿山被绑在门板上活活烧死(后根据宋任穷同志指示,县政府将南彦寺村改为寿山寺村)。此时张维玺的父亲及夫人仍在济南宪兵司令部关押,显然危在旦夕。这也是导致张维玺开封救父的直接原因。

在国、共、西北军三方和鲁西北地区,张维玺堪称德高望重。他清楚地知道,自己在人们心目中的位置。这也是他毕生追求的做人指标之一(参见张宣武将军文章,“西北军宿将张维玺事略”);张自忠将军是他的同乡,又曾是他的直属部下。荩忱为国捐躯前,枉负汉奸罪名之事,张维玺记忆犹新,全国唾骂之声尚余音绕耳;更何况,它去开封救父时,南彦寺村大屠杀后仅一个多月,父老乡亲血迹未干,于此国仇家恨之下,言他接受日伪任命,投靠夙敌,肯定是讲不通的。

当时,蒋管区和日占区犬牙交错,离开封城不远就驻有汤恩伯的国民党部队。绝大部分伪军公开表示,只帮日军打共军不打国军。更奇怪的是,有些伪军的军饷甚至由国军发放。因此,国军和伪军(包括伪军中的日军顾问)那时的关系,在非战斗情况下如同一家,人际来往客客气气,仍以军阶、资历为上。

张维玺和孙良诚关系并不融洽。1940年张维玺接80岁老父到成都避难。闻讯后,连冯玉祥、鹿钟麟都亲自到家中嘘寒问暖,一片深情。充分体现了老西北军的传统美德。然而,老人这次带病由济南出狱来开封,一直到去世后的葬礼,孙良诚竟然从不露面。西北军并肩征战三十年之久的同僚,寡情到如此地步,可见二人关系一斑。孙良诚1942年投敌,张维玺一直不以为然。若非救父心切,不可能与之打交道。从军阶、资历、年岁上说,更不会听从他与日本顾问的摆布。至于“委任”一类的事情,对双方既无严肃性,更无约束性。毫无征兆的情况下,日伪妄图乘人之危对张维玺贸然委任,致使他大发雷霆。

伪二方面军司令部和绥靖公署皆在开封市内。张维玺从来不去。他以身体不佳为由,要孙良诚安排他及他的副官、警卫队一行人到城外的“干训团”(开封市宋门外圣母院旧址)常驻。同时,他把父亲也安顿在那里治病,每天形影不离,唯恐再有不测。对此,孙良诚和绥靖公署的日本顾问井福少佐毫无办法,只能听之任之。诸多资料所说的;汪伪任命后,他“从未就任”、“位子一直空着”、“拒不受命”等,便是由此而来。

张维玺在开封期间,他那里经常有老家的人,提着大包小包进进出出。外人看来好像是走亲戚。但家人奇怪的是,这些“亲戚”说得虽是老家话,但面生得很。直到抗战胜利后才明白,他们原来是老五张维翰的部下,奉命由鲁西北来开封购买抗日根据地医药器材的。

还发生一件事:张维玺和时任苏、鲁、豫、皖边区司令的汤恩伯联系(是否重庆方面安排,不得而知。)让其谍报人员以教官身份到干训团工作,这些人秘密携带电台,实际为搜集日伪情报而来。孙良诚虽有觉察,睁一眼闭一眼也不敢说什麽。直到日本人侦测到电台位置后,才令孙良诚问张维玺是怎麽回事。他假装调查一番后,说是做生意,试图不了了之。最后,日本顾问还是坚持让这些教官离开开封,但碍于张维玺的面子,未敢采取激烈行动。开封期间他还经常配合汤恩伯部执行刺杀日本顾问和伏击日军巡逻队任务。

此阶段,张维玺没有马上返回重庆的原因有三;1,他孝心甚重。父亲刚从济南释放至开封,半年多来日军的折磨和惊吓,使老人(当时已83岁高龄)病的很厉害,再经不起旅途折腾,必须就地治疗(后病重不治,终在开封去世。)。2,夫人需要时间回天津家中重新安置,尽快躲避起来,防备二次被日军抓捕,再成为他的后顾之忧。3,已有消息,五弟张维翰于当年10月由鲁西北赴延安。上级令他做二哥张维玺的工作,争取到延安参加抗日(1926年“五原誓师”前后,小平同志在西北军任职,曾和张维玺打过交道,对其为人有所了解。)。另外,蒋介石和冯玉祥矛盾日渐突出,在重庆的原西北军将领“清闲”者多,他正好有时间处理家事。

张维玺的父亲于1944年秋去世,按风俗,灵柩祭奠一段时间后运回老家下葬(当时停放在开封城隍庙)。此时的张维玺已无后顾之忧。准备马上返回重庆或去延安。同时,日伪也预感他要离去。开始对其严密监视。

1944年11月孙良诚调任苏北绥靖公署主任,所部将换防至扬州、泰州、盐城一带。日伪劝说张维玺同去,遭其严词拒绝,他以“祀父”、“守孝”及“养病”为由,坚持留住开封。日本顾问图穷匕首见,竟派司令部特务团先行将张维玺“护送”至泰州,软禁于“白马庙”。

不久,家中得到噩耗,称他“暴疾病逝”于江苏泰州。时年55岁。

随从副官苗秀生(馆陶王桥人)扶灵柩自泰州归汴,含泪对张维玺的家人说;“先生是让日本人药中投毒害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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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内容于 2014/4/5 12:43:59 被pmz820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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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LZ的观点,公众人物和普通百姓的道德水准应该是一样的,对社会的危害也是一样的,人们应该理解和宽容。恰恰因为这些高官是公众人物,他们所做的任何事情,都是带有示范和带领作用。张维玺的行为,如果是普通百姓,是可以理解和原谅的;但作为上将,这种行为事实上就是投敌,即使他没有与敌人进行所谓的“合作”,也是在“资敌”——为了自己的家人,可以放弃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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