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1960年代新疆的“边防”、“东突”等历史参考资料-陈积久

1930-1960年代新疆的“边防”、“东突”等历史参考资料-陈积久

一个黄埔军人新疆戍边人生

(作者:陈积久 2010年12月10日,在乌鲁木齐病逝,享年90周岁)

投笔从戎 报考黄埔

我叫陈积久,1920年农历9月初六生于甘肃省永靖县(现为积石山县)莲花镇。8岁逢马仲英在河州(临夏)造反,汉民遭殃,全家避乱至刘家峡大川村。11岁读私塾,学《三字经》《朱子家训》《四书》《古文观止》等。14岁上永靖县爱莲小学,插班三年级。1937年考入兰州乡村师范。是年“七七”事变爆发,日寇入侵,国难当头。兰州虽远在西北,也能未避开战火。日军飞机数次轰炸,百姓死伤惨重。西关十字被日寇轰炸,繁华街市,烧为废墟。目睹惨景,怒火燃烧。我在学校常参加抗日宣传活动,演话剧,唱抗日歌曲。甘肃省主席先为朱绍良,后为余学忠。余学忠东北军军长,与朱绍良一样主张抗日。驻军多为东北军。有一次我们学生在台上唱《流亡三部曲》,台下东北军官兵和唱,个个流泪满面,全场哭声震响。我被强烈震撼,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报效中华,此其时也。

1940年10月,我与同学杨正和、孔凡茹,被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录取。300多考生仅录取50余人。11月已入冬,我们离开兰州,由领队干部率领,经临洮、珉县入川。徒步行军,顶风冒雪,日行八九十里。在四川碧口乘船至江洛镇,又徒步登上剑门关。抬头望见石碑《姜百约屯兵处》,激动人心。两山夹立,崎岖险阻,路边石碑如林,读之不尽。又经剑阁、绵阳、新都,到达成都。驻北校场。行军52天,行程数千里。布鞋穿破换上草鞋。我平生第一次出远门大开眼界,尤其是入川所见所闻,深感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绝不可能亡于小小倭寇。我常常念诵“国破山河在,春城草木深”“壮士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

我被分至骑兵科学习。军校大门上是中央陆军军官,上书4个大字“亲爱精诚”,两边是:“贪生怕死莫入此门”“升官发财请走别路”。此联深铭我心,决心努力学习,作一个报效中华民族的爱国军人。

黄埔军校学习期间,我刻苦学习军事技术,射击在全班第一,马术精良,严守纪律,多次受表扬。最难忘是校长蒋介石两次训话,我被选为在讲台外的窗口担任持枪警卫,这是学校严格考核后予以学员的了不起的殊荣。同学们纷纷向我投来羡慕的眼光。我站岗的窗口离主席台很近,眼睛余光扫去,看到蒋委员长举止严谨,军人风度,不拘言笑,言语迟重。蒋的讲话内容是主张抗日,地无分东西南北,人无分男女老幼,皆有守土抗日之责。

听了这段话,我站得更直,枪握得更紧,血也更热。盼望早日毕业,奔赴抗日疆场。日记写到:杀倭寇,保江山,死当马革裹尸还!

1951年,我与一位解放军派进起义部队的指导员交谈,那位指导员说蒋介石不抗日是卖国贼。我执拗地说,凇沪保卫战、台儿庄大战等,都是大兵团作战,没有蒋的命令谁能调动几个军作战?蒋家王朝政治腐败是事实,四大家族发国难财也是事实,失去民心也是事实,我们比谁都看得清楚,但国民党抗日也是事实,国民党在抗战中有二百多少将以上的军人阵亡。那位指导员又说,那些大战是国民党爱国将领打的,不是蒋介石打的。

我不语,但因此被怀疑“思想反动”,终至蒙冤入狱。

三十年后我获彻底平反。我认真收集了抗战中国民党军牺牲的二百多少将的名录,常常念诵,久久沉思。一寸山河一寸血,他们是中华民族的脊梁,民族之魂魄。

进军西北 为国戍边

1943年,我从黄埔军校成都分校毕业。在填志愿表时,我报名西北。当时心慕班定远万里封侯,本人又生于甘肃,桑梓情深。遂被分至42军191师任见习参谋。军长杨德亮,师长陈希平。1944年,我任572团3营机关枪连排长,驻防安西。俗云:安西一场风,初一到年终。西边城外沙子竟与城墙一样高。

是年,“新疆王”盛世才入关任国民政府农林部长。国民党大量军人、公务人员及百姓进疆。常有苏俄支持的外蒙军队骆驼骑兵穿越沙漠,在通往新疆的道路桥梁处埋设地雷,阻止国民党势力控制新疆。我部任务是巡逻道路,保护交通,排除地雷。我常率武装巡逻车护送车辆及人员。当时没有扫雷器,全凭眼睛观察,全凭战场经验。弯道,斜坡,桥梁,沟壑等是搜索重点。有一次巡逻至大泉,见一辆汽车触雷被炸,两名河南孤儿身亡。这些沦陷区的孤儿是送往新疆收养的。他们的亲人多死于日寇炮火。乱世少年,命丧戈壁,思之怆然。

1944年冬,我调到42军骑兵营,驻玉门花海子中蒙边境。花海子有条小溪流,成为戈壁滩难见的绿洲,居民三百多户。1945年8月,抗战胜利、日本投降消息传来,花海子军民欣喜万分,敲锣打鼓扭秧歌,灯笼火把,彻夜狂欢。我想抗战胜利可以安定过日子了,不料军长杨德亮以“千里英雄万里好汉”动员部队进新疆。我部骑马出嘉玉关,冬经哈密越天山驻巴里坤。千里戈壁,渺无人烟。遥想张骞,班定远,左宗棠立功西域,无超乎常人的毅力,无坚定的信仰,无中原王朝的强大,绝无可能。人生第一次遭遇西北严寒,风如刀,雪盈尺,穿皮衣,蹬毡靴。骑马巡防三塘湖中蒙边界,不敢丝毫懈怠。

1946年春,42军组成骑兵团由哈密进军阿克苏。千匹战马,浩浩荡荡,冒风沙,耐饥渴,行军52天至阿克苏。途经卧虎布拉沟,遇一瀑布泉水。水极寒,战马极渴痛饮,暴死七八十匹。不知何因。行军数月,多为露宿荒野戈壁,枕鞍而眠。一路打野味改善伙食,死在我枪下的野兔黄羊不少于百只。士兵无不佩服我的枪法。

1946年秋,我坐着马车走了七八天到焉耆接来妻子,安顿在伽师县城一维吾尔人家里。这家维吾尔人对汉人亲如一家。妻子是兰州女子乡村师范毕业,小学教师。我们是老家订的亲。

我带兵很严,以身作则,不嗜烟酒。我常给士兵讲自已的一段经历。那年,我听说武威青云中学不要学费,约了同学从兰州走路五六天到威武。夜宿大车店,几个马家军士兵气势凶凶进来“查户口”。搜查完后,我背包中仅有的6块银元不见了。这可是学校半年的生活费啊!无可奈何,只有长叹:这些马家军连穷学生也不放过!我对士兵说:“别人的兵我管不了,我管的兵谁要祸害老百姓,军法无情,绝不轻饶!”

是年冬,我骑兵团团部驻巴楚县,2连驻伽师县。我在2连任排长。部队任务:一是戍守中苏边界苏洪卡,防止苏联势力侵入。二是维持地方冶安,防范“东突”分裂活动。

当时伽师县情况十分复杂。1944年9月伊犁,塔城,阿尔泰三区在苏联武力支持下举行暴动,与国民党军激战。国军退守玛纳斯河东。三区汉民有的被害,有的逃亡,伊犁传说“汉人街上无汉人”。1945年秋,三区宣布成立“东突”。随后派一支部队越天山击败我部拜城,温宿守军,包围阿克苏。我部阿克苏守军坚守孤城两个多月,情极危急。我42军进驻南疆,局面方缓。1946年经张治中来疆调解,三区改“东突”为“伊犁民众参议会”,与国民党组成新疆联合政府。但是,在南疆泛土耳其主义、泛伊斯兰主义、反对国民党、反汉排汉等思潮错综复杂。“东突”分裂主义思潮主要在少部分青年教员之中。他们逢巴扎天搞讲演、示威游行,宣传“东突”理论。

1947年7月16、17两天,我连部所在的伽师县形势特别紧张。15日部队奉命抓了3名宣传“东突”的县政府科长。16日近千人游行要求放人,呼口号“打倒国民党”“赶走汉族人”“东突厥斯坦万岁等。游行队伍包围了连部,有人煽动冲击军队夺取武器,响应“东突”。连长马兆琪下令全连12挺机关枪架房顶,并在连部门口50米处划警戒线,通告对方越线即开枪。县长名叫赛夫丁卡孜,不顾危险,挺身而出,一面劝告马连长千万不可开枪,一面劝说示威群众不要冲击军队,终于避免了一场流血冲突。后来在玉代里克也多次发生游行示威。

1948年,联合政府破裂。三区领导阿巴索夫;阿合买提江等返回伊犁。双方军队隔河对峙,没有开战,但南疆局面依然复杂紧张。

玉素甫开抢救连长 赵锡光严申军纪

我到黄埔军校学习不久,来了几个维吾尔族学员。有一个年轻英俊,鼻直眼深的青年与我同班。他叫玉素甫.纳吉丁,行政院长戴季陶为他取汉名于友新。他是新疆哈密人,从小跟着父亲在甘肃经商,思想进步,知识面较广。进黄埔军校之前,他在南京学习汉语,说一口流利的南京官话。我们成为同学好友,部队进疆又同在一个连队,他任副排长。我俩轮换带兵戍守苏洪卡。

那时新疆经济落后,老百姓生活艰苦。我们从伽师到边境苏洪卡骑马走三天,常常露宿山谷荒野。吃干馕,喝凉水。偶然遇到牧民可以喝点酸奶子,吃点奶疙瘩,那是很奢侈的享受了。

自然环境艰苦对我们当兵的来讲不是难以克服的困难,最令人担心的是南疆社会不稳定,民族宗教矛盾复杂,苏俄渗透煽动,“东突”势力猖獗,随时可能出大事。

1949年7月的一天,马兆琪连长去县城一家回族饭馆吃饭。突然有几个背景复杂的人闯进来劫持了他,亮出刀子威逼他下令连队“响应成立东突厥斯坦”。勤务兵乘机越墙逃回连队,正碰见玉素甫排长。玉素甫闻讯情急,操起一挺轻机枪,跑到那家饭馆外对准杨树梢扫了一梭子,并用维语大呼“放了马连长!”那伙人如鸟兽散。马连长安全返回。

四十二军军长赵锡光闻讯来电命令马连长到警备司令部去。马连长很滑头,托病不起叫我去“挨军棍”。我遵命来到疏勒县的南疆警备司令部,一路准备如何回答军长的训斥。果然,一进军长办公室,赵锡光从办公桌后站起来,面色严厉说:“你是什么职务?”

“报告军长,我是副连长。”

“你们为什么开枪?连长为什么不来?”

“开枪的事情况已经电报向军部报告过了。马连长拉肚子很厉害,派我来了。”我小心翼翼地回答。

赵锡光越说越气,声色俱厉,训斥了半个小时:新疆局面混乱复杂,军队是维护治安稳定的,不能随便开枪,动不动开枪吓唬老百姓是土匪……

第一次受到少将军阶长官的训斥,我紧张万分,一言不发,等他发火完了,立正行军礼退出。后来才知道赵正酝酿起义,抵制主战派的反对,焦虑万分,肝火正旺。哪能容忍军队和地方老百姓再出大乱子。那时一颗小小火星都可能引起社会巨大动乱。

我与玉素甫友谊更深了。这位维吾尔族黄埔军人临大节而不辱,那一梭子弹扫得好。半个世纪后,玉素甫是到我家最多的老朋友。我们常谈那时的事,当时那些背景复杂的人喊了三句口号:打倒国民党、赶走汉族人、东突厥斯坦万岁。我们反“东突”错了吗?……

历史说不清,记下来留给后人去评价吧。

戍守苏洪卡 追击叛逃者

1947年8月,我奉命带两个排赴中苏边境的苏洪卡哨所换防。原驻防的一个排由排长王志德率领返回伽师县。我们行至半路遇王志德一排人。王部气势汹汹,枪不离手,不像友军。他们先离开苏洪卡往伽师县走,至半路又返回往边境走,令人奇怪。我们住在克拉木勒克,突然有一个柯尔克孜老乡骑马来报告,王志德率兵抢了老乡的财物,叛逃苏联。我闻讯大惊,急赴苏洪卡想拦截王部。驻阿图什的连长李茂林率骑兵急追,发生枪战,打死2名王部士兵。余部追回。王德志携一妇女一勤务兵出逃苏方。后据李茂林说,王拐走了一个班长的老婆。

五十年后我和玉素甫每逢提起这件事,都骂王是中国军人的败类!

当时中苏关系极其紧张,苏方对南疆渗透颠覆活动频繁。喀什的民族、宗教、阶级矛盾错综复杂。我部加紧边境巡逻,反渗透,反分裂,作为军人牢记新疆最高长官陶峙岳的训诫:保国安边,守土有责。

时至秋暑,天气闷热。我与乡长苏力堂艾力等4人骑马去哈拉峻,又热又渴,找喝水处。登高四望,找到一家柯尔克孜牧民家里。这个家土块垒砌,低矮破旧,四壁空空,仅有破毡。男人去放羊,女人用手磨磨草籽当粮吃,情极悲惨。给我们吃酸奶疙瘩,草籽面打的干馕。那馕根本无法下咽,勉强吃了点酸奶疙瘩,喝了点凉水。我回苏洪卡后立即电告团部:柯族牧民极为贫苦,以草籽为食,亟盼救济。此电引起南疆警备司令部重视,转告省政府。省政府命令伽师县开仓救济,拨了60担粮食。42师政治部1人、喀什专区1人、当地乡长、阿訇各1人与我部共同发放救济粮,按牧民户口1人10至20斤。仅发3天,伽师县政府下令停发,说是柯族人吃草籽是生活习惯,不值得大惊小怪。我心里非常反感,都是人,不会有吃草籽的生活习惯。官场腐败,百姓遭罪。我只有叹一件好事半途而废了。

当时中苏边境没有划定,中苏双方多有“争议区”。有条叫艾因布拉克的小河,水草肥美。属苏方划定的“争议区”,常有苏俄骑兵武力驱赶牧民。柯族牧民不敢去放牧。我派士兵武装护牧,到河边去了二三十家牧民。牛羊膘肥体壮,冬天返回冬窝子。第二年,我又率士兵武装护牧。柯族部落近百户牧民高兴万分,积极支持部队戍边工作,关系融洽。边境上苏方的一举一动都有柯族人积极主动向我们报告,我们对提供情报的人答谢面粉和茶叶。柯族人历史上遭受沙俄逼迫,祖传草场被侵占。他们对汉人有历史传承的亲密感,我边防军武装护牧深受柯族老百姓欢迎,他们把这条山谷起名“陈副连长克勒克”,一直传到解放后许多年。

“文革”时曾有克州军区的两名年轻军官到42团场我所在的“军管连队”审问我,是否在边境“搞特务活动”;是否在柯族人中发展“特务组织”;为什么留下“陈副连长克勒克”地名。我说,我是军人,守卫的是中华民族的国土,沙俄历史上占了多少我们祖先留下的国土?他们一句话就可以把我们的一座山一条河划为“争议区”,我们不争行吗?那位军官问“这么说国民党也搞军民联防守边疆?”我说,我们的军长赵锡光经常告诫说,军人是拿枪的老百姓,决不能欺负老百姓。我们在边界与柯族牧民关系很好,边界上进来一个人一匹马几只羊都有柯族牧民向我们通报。

当时是1969年,全国正在落实最高指示“准备打仗”,中苏在珍宝岛打了一仗。我敢说“反苏”的心里话。两位军人无言离去。不知他们如何给上级汇报,但我心里有底,没有被批斗就是被赞同肯定了。

1948年秋天,南疆警备司令部和骑9旅组织参谋旅行团,巡边考察。在我部戍守的苏洪卡边境调查5天。后来发布通报,对我部边防巡逻、哨卡、军民关系等予以良好评价,并点名表扬了我。我被提拔为连长。1951年“镇反”中说我“反苏”“历史反革命”等,确属不实之词。身为黄埔军人为国戍边,有功无过;艰苦备尝,无怨无悔。

拥护起义 维护治安

在苏洪卡时,配有电台。我常在夜里偷听印度新德里的华语广播,对全国形势基本了解。毛泽东赴重庆谈判、三大战役、国共再次和谈、中共的八项主张等,我都知道不敢说出来。心里明白国民党大势已去,抗战八年,军民死伤惨重,军人良心所在不愿再打内战。蒋介石抗战胜利,急剧腐败;不顾人民休养生息,拒绝和平建国,发动内战;一错再错,众叛亲离,民心丧尽。

蒋介石宣布“下野”后,李代总统下令新疆军队入关参战。身为戍边军人,我们深深担忧,一是关内数百万国军一败涂地,以新疆7万军队六万入关无异当炮灰送死。二是一旦新疆军队只留一个师守边其余入关,三区民族军将会迅速占领全疆。如果苏联支持成立“东突”,新疆将会成为第二个外蒙。战不可战,退无可退,只有和平起义。但不知新疆国民党军队高层如何打算,也不知共产党将会如何对待我们,个人前途难测。

1949年9月,我驻防英吉沙县。辎重营长何良玉从喀什来找我说,赵军长召集营以上军官传达陶总司令命令,走和平解放之路,拥护共产党领导。我听了松了口气,心里石头落地。随后,戴团长召集连以上干部传达陶总司令命令,宣布起义。并严令在解放军抵达之前,约束部队,稳定地方,等待整编。

此间一度出现军心混乱,社会不安。哈密、轮台等发生叛乱抢劫事件,消息传来,人心浮动,不法之徒乘机作乱。我任连长,带兵有责。严令属下不得违反军纪,不得擅自外出。每晚我和副连长乔得禄带哨查铺,不敢稍有懈怠。乔得禄是藏族人,从小从西藏阿里到叶城莎车拉骆驼,起义后曾在南疆军区当了排长连长,娶了汉族妻子。解放初那两年我们还有来往,我被判刑后就断绝联系了。

宣布起义后,解放军还没有到来。那天,四排排长张某悄悄对我说:“共产党要来了,还有啥干头?抢点钱回家吧。我打听好了,你家属住的那家是巴依(富人)。”我又惊又恼,严词批评。随后骑马疾驶团部,报告戴效戎团长。戴团长命令关押起来,等解放军来收编部队,交给他们处理。返回英吉沙,我立即下了张某的枪,派兵押送团部。此事对全连震动很大,无人再敢萌叛乱抢劫之念头。两个月后,解放军来了说张某“只有言论没有行动”,释放了。我救了张某。不知他记得否?如果他当时杀人抢钱逃跑,“镇反”必被杀头。

1999年九二五起义五十周年前夕,有电视台记者来我家采访,提了一个问题:起义时你们下级军官到底怎么想的?是不是真心拥护起义?我说,我们那时只懂得三民主义,不懂共产主义;也不懂共产党;心里有隔阂。但是,在新疆的国民党军队与内地的国民党军队不一样,我们没有参加过内战,没有与共产党打过仗,没有深仇大恨;我们与三区民族军打过仗,与苏联支持的“东突”斗争过;与苏联与“东突”有仇恨。说得简单一点,如果在我们手里新疆变成了又一个外蒙古,我们有什麽脸面九泉之下见我们的祖先?在爱国这一点上,不论共产党国民党都是一致的。我们拥护起义是真心的,不过不了解共产党,担心自己的命运将会怎样?······

1949年底,解放军抵达喀什。我团被整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骑兵第8师第22团,我任团部正营职作训参谋。1950年部队开始大生产,我部在疏勒县包孜洪乡、阿克陶县等开荒生产。当时解放军提出“不与民争利”“为各族人民大办好事”,我们的生产地点都在“三到头”水到头,路到头,人烟到头的荒原戈壁。挖地窝子,喝苦水;劳动重,生活苦,个别士兵思想动摇,甚至想逃跑。我深入连队作思想教育工作,后又宣传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驻疆部队开展大生产运动,枪杆子换成坎土镘。自古“当兵吃粮”变成了当兵开荒种粮。内地实行土改,农民得到了土地,生产积极性高涨。消息传来,起义士兵们思想更不稳定,有的想回内地老家“二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有的受不了艰苦生活和超人体极限的劳动。我和解放军派进来的政工干部,深入连队做工作。荒无人烟的戈壁滩上,我与开荒的士兵们同唱《戈壁滩上盖花园》:“劳动的歌声满山遍野,劳动的歌声高又高。……自由的种子撒下去,幸福的泉水流不完。劳动双手能翻天地,戈壁滩上盖花园。”歌词是老部队宣传部长马寒冰写的。唱歌的人吃的苞谷馕,喝的咸盐水,抡着坎土镘,在万古荒原开荒修渠。朴素的歌曲,美好的憧憬,使艰苦卓绝的拓荒者看到了希望。

我所在的骑八师二十二团二营五连士兵李彦西,开荒中拼命苦干,创全军生产部队高工效,起义半年后加入中国共产党,荣立特等功。1950年底出席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西北军区首届英模大会。又上北京见了毛主席和朱总司令。我非常高兴,功臣出在我蹲点的连队,我给李彦西教过文化和唱歌。也许正是文化启迪了士兵的人生觉悟,歌曲鼓舞了士兵的革命斗志。

遭遇冤案 平反重生

1951年10月,仅凭两个勤务兵捕风捉影的“汇报”,“骑八师阴谋叛乱案”震惊全疆。那些制造冤狱的当事人、动机是什麽?具体细节,难以考证,但当时的简单事实,一是起义部队战马无一匹,枪支无一杆,黄埔军人会赤手空拳“叛乱”?二是抓了三百多人,后又放了一百多人,口供乱七八糟,莫衷一是,理不出个“叛乱组织”!没有组织会“叛乱”?然而,“宁信其有,不信其无”,凭“思想反动”就可以列入“反革命”。

我毫不知情就被突然逮捕。不久开宣判大会,九十六个被集体判刑的人油印的判决书订成一小册子。只有罪名,刑期,没有具体“犯罪事实”。我罪名“历史反革命”,判刑十年。天日昭昭!欲言无由!我细检平生确实找不出那件事是罪过。为国守边错了吗?反“东突”错了吗?给柯族牧民申请救济错了吗?退一万步说,既使在国民党时代干了坏事,起义协定的第一条是“既往不咎”啊!……

覆巢之下无完卵!认命吧!

国民党时代是“三黄”吃得开:黄金、黄埔军校、黄呢子将校军服。解放军来了开展大生产运动,“三黄”变成了黄风、黄沙、黄窝窝头。我被押送劳改队,到荒无人烟的麦盖提县二浪卡开荒。先要引叶尔羌河的水,在三百多米的凹沟里筑一条大坝。劳动工具是筐子扁担,劳动时间是两头不见太阳。在犯人们去二浪卡的路上,路边有部队一个连。解放军老部队的战士们看见我们被枪杆子押着走着,路上扬起了飞尘,调皮地喊:“关禁闭,大休息;劳改队,炼身体;枪毙了,透空气!”我心里一笑:好说词,真男儿,军人理解军人,生死两由之。

那天,管教干部通知有老部队的人来看我。我心里一惊:这个时侯居然有解放军老部队的干部不避嫌疑来劳改队看我!

来者是营教导员石明和宋参谋。一年前,我在骑兵团当作训参谋时,石教导员奉命去塔什库尔干执行接收边防的任务,到起义部队借八十匹战马。我说塔什库尔干高寒缺氧,环境恶劣,一定要挑最好的马。我与石教导员和宋参谋到一个个连队一匹匹地挑马。边挑马边讲授相马经,讲爱马之道。听得石教导员赞不绝口。挑出的八十匹战马体膘好,耐力强,圆满完成了雪域高原战斗任务,而且没伤亡一匹马。

那是从骑兵团一千多匹马中选出的最好的战马,有的连队舍不得,把好马藏起来,我硬是耐心说服,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甚至亲手执缰强拉。从塔什库尔干返回,两位有良知的干部难以相信,这样老老实实为解放军做事的人会“叛乱”。但军事法庭的判决已如铁案,无力挽回。他们出于军人的良知、出于中国老百姓的朴实的报恩心情,特地骑马走了近百里路,到二浪卡工地劳改队来对我表示感谢。安慰我要“好好改造,争取早日出狱”,并问需要什么。我犹犹豫豫地说,把金星钢笔能不能还给我?这支钢笔有纪念意义。1950年,起义部队参加大生产运动。我蹲点的那个连队成绩突出,战士李彦西被评为模范又立特等功,上北京参加英模会。我给他六块银元,托他带回一支金笔。关押时被没收了。我还有个要求话到嘴边又强咽下去,能不能请石教导员看看我的判决书,究竟为啥被判刑?那天宣判只宣布刑期、没有宣布“犯罪事实”啊!但是,军人深知,军法无情,军人被砍头也要挺直脖子,不能问!况且与石明教导员仅仅一事之交啊!……

石教导员点头答应向有关部门反映钢笔的事,又向劳改队领导再三交待:这个人是老实人,帮了我们的大忙,要好好照顾。

“老实人”!后来无论换了多少单位,无论谁当领导,无论经历多少政治运动,这个超脱意识形态的道德评价伴随了我的一生。

石明走后,我的金笔果然退还本人,生活待遇明显改变。我担任了劳改队的文化教员。每天干半天活,下半天记成绩、教文化。唐朝骆宾王的诗最能表达我的心情:“西陆蝉声唱,南冠客思深。不堪玄鬓影,来对白头吟。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

“骑八师暴动案”发生不久,部队全部迁到石河子。只留下被判刑者在喀什地区开荒造田。再没有任何老部队的人来看望我了。

六十多年后,我念念不忘老部队的教导员石明。要不是他去看我,鼓励我,我也许熬不过去那个恶劣的劳动环境,活不到今天。平反后,我多方打听,石明在克孜勒苏自治州当了书记。大恩不言谢,心存感念。

1951年被判刑后,面对人生的巨大灾难,面临说不清道不明想不通的事情,我干脆什么都不想,坚守一条简单的人生信念:在学校读书要当好学生,在军校学习要当好学员,在部队带兵要当好军官,在监狱服刑要当好犯人。从杨家将到左宗棠,为国守边没有错。爱国起义没有错。沉冤终有出头日,岳飞不是被害二十年后获平反了吗!

劳改队的干部、警卫和犯人们大多是文盲,学习文化十分认真,都把我当老师来对待。中华民族敬重天地君亲师的传统根深蒂固,在劳改队也不例外。这使我非常感动,满腔热情教唱自创的《犯人学文化歌》:

枯树开了花,朽木发了芽。

自古哪有犯人学文化。

好比瞎子亮了眼,

好比哑巴能说话,

书报能读信能写。

人民政府恩情大,

胜过咱的亲爹妈。

那时犯人的劳动强度非常大,大坝必须在春灌前修好,否则荒地无水等于白开荒。我与犯人们挑土筑坝,唱起我创作教唱的《劳动歌》:

劳动呀劳动,

劳动创造了世界,

劳动改造了我们。

我们吃得饱呀全靠劳动,

我们穿得暖呀全靠劳动。

高楼大厦平地起,

工厂机器全开动。

哎咳哟!全靠我们努力劳动。

六十年后,我把自创的两首歌默写下来,郑重交给我的独生儿子,叮嘱“军人唱过的歌不能失传”。

1959年刘少奇当了国家主席,实行特赦。我因为积极改造,被提前释放,在新疆兵团农三师前进二场(42团)就业。“文革”开始被调到“军管连队”,又是地窝子开荒种田的新的轮回。好在我身体健康,熬过来了。

“文革”我们受到政治歧视,被列入“残渣余孽”,但没有被批斗游街。因为这些政治运动的斗争重点是“党内走资派”,我们被造反派称为“死老虎”。

1979年底,全国开始平反冤假错案,落实政策。我们推选当年的黄埔校友雷立德到乌鲁木齐找新疆军区要求复查平反。几经周折,我们的申诉书交给了自治区政协副主席,起义将领韩有文。韩将军富有正义感,面见国家副主席王震将军时将申诉书呈上。王震将军立即作了批示,由新疆军区负责复查。结论是所谓“骑八师阴谋叛乱案是假案”,彻底平反。

1980年获平反后,我落实副团级工资待遇,不久退休。

1982年9月,我的冤案被平反后,收到一封极其珍贵的来信。“陈积久同志:你的来信,因我外出才收阅。知你问题已平反,我很高兴。对你参加叛变一事,我一直有怀疑。我从许多方面了解,你不会干这种事的。但当时那样一个历史背景,个别领导人的主观(意见),我也没有抵制往。故对你的错判,我也有责任,向你检讨。……”我看信双手颤抖激动万分,连声慨叹“好人!好人!他了解我!三十年了没忘记我!”写信人贺汉德时任阿克苏地委书记,解放初是解放军派往起义部队的领导干部,任我所在22团的政治处主任。我在他领导下工作近两年,他最了解我是什么样的人。我恭恭敬敬把信抄在笔记本上,珍藏起来。

我现与儿子生活在乌鲁木齐市。回顾平生,开过枪没杀过人;为国戍边没有丢过一寸国土;没有做过任何亏心事;没有诬告同事落井下石;我无愧祖先,无愧子孙,无愧黄埔精神,无愧军人良知。心底坦荡,九十高寿;欣逢盛世,欢度晚年。(2010年12月10日,陈在乌鲁木齐病逝,享年90周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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