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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特定环境犯罪”的荒谬

――学习“汪洋讲话给力茂名反腐”

http://www.qstheory.cn/lg/bf/201104/t20110408_75941.htm

时间:2011年04月08日15时20分 来源:求是理论网 作者:牟方宇



论“特定环境犯罪”的荒谬


“要严肃查处重点领域和关键岗位发生的腐败案件,坚决遏制腐败现象易发多发势头。既要集中打击少数严重腐败的人和事,也要客观地处理特定情况下出现的违法违纪问题”,就是要求办案要有重点和针对性,不能胡子眉毛一把抓,要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维护茂名稳定、促进茂名发展”,就是说通过惩处他们才能实现“取信于民凝聚人心”的稳定。“加快查清问题、及时结案”,就是要不枉不纵,让“有问题”的人尽快浮出水面,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重证据重调查研究,正确适用法律,准确定性,办案不能久拖不决,甚至违法超时,要快立快侦快结快诉快判。

学习了“牟方宇”书记的“特定情况下出现的违法违纪问题”论(简称“特定环境犯罪”论),“玄海拾贝”的就如坠云里雾里了――怎么还有“特定环境犯罪”?不是法律系毕业的学生,确实没办法理解“特定环境犯罪”的说辞,因为鄙人知道所有犯罪都有特定的时空环境。例如错划了地主富农这种错误吧,“玄海拾贝”与“中南海”的胡总书记就没有这个可能了,因为现在可是二十一世纪了,我们俩怎么也穿不过时空隧道回到五十年代,将中农划进了地主富农的队列。又如撞人后又杀人的“药家鑫”吧,如若他开车不撞倒了女子张妙,而张妙又没有在记车号,大学生“药家鑫”此时岂会操起匕首连刺数刀,致张妙身亡。你说“药家鑫”杀人这种情况是否算得“特定环境犯罪”?恐怕没有半个人会说“药家鑫”杀人的环境特殊,更不属于“牟方宇”书记所说的“特定环境犯罪”,因为这是属于民事案件,不是当下所言的“贪腐”犯罪。“玄海拾贝”更不明白犯罪的定义了,莫非“贪腐犯罪”还有特定的环境?当然了,如若没有一个特定的环境,你想贪腐,想在四月十日前(电白的可延时至四月三十日)向有关单位自首,恐怕你还没有这样的级别与权利呢!那么,这种“级别”算不算“特定犯罪环境”?如若如此界定是否犯罪,那犯罪的唯有广大没有这种特定环境的小民了。如此论来,难道“罗书记”和“李书记”就缺乏这样的“特定环境”?如若“罗书记”与“李书记”同样具有这样的“特定犯罪环境”,那为何“罗书记”与“李书记要面对省检察院的直接逮捕和审讯?莫非省检察院又误进了“特定环境犯罪”的范畴――搞错了?如果世界上存在“特定犯罪环境”的先例,那省检察院自然属于特赦的范畴――没有罪。

或者“玄海拾贝”的一个邻居(当然要没有特定环境背景――一介平民百姓),有一天忽然收到别人误送过来的100万“贿赂”,说不定这就属于犯罪了,因为其没有“特定犯罪环境”。那么我们的检察院和法院怎么判他的“受贿罪”?这与行贿受贿的定义有没有冲突?“受贿”的主体有没有“受贿罪”应有的条件?或者我们根本就无法将之定性为“受贿”?如果“玄海拾贝”的这个邻居的“受贿罪”不成立,那么什么人才具有“受贿罪”的权利?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试行)》规定:受贿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如此看来,“玄海拾贝”这个邻居根本就不属于“受贿”,更没有“受贿罪”可言,因为其并非“国家工作人员”,更没有“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因为他是白拿白不拿了100万。既然“玄海拾贝”的邻居无可能犯“受贿罪”,“罗书记”与“李书记”也有“特定犯罪环境”,那谁还有可能犯“受贿罪”?若没有了“受贿罪”,又何来“行贿罪”?既然没有了“受贿罪”与“行贿罪”,具有普遍性的公民又没有具备“受贿罪”的条件,“罗书记”与“李书记”又有“特定环境犯罪”的特赦条件,那最高人民检察院还搞什么“受贿罪”与“行贿罪”的条款?那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大”是否要收回已经发出的法令?


原标题:警惕反腐败中的“高举轻放”


http://news.ifeng.com/mainland/special/fanfu/content-3/detail_2014_03/31/35290380_0.shtml


3月28日晚,广东省纪委发布消息称,茂名市政协原主席冯立梅涉嫌严重违纪问题,正在接受组织调查。此前,茂名官场早已传出冯立梅涉罗荫国案,但在向专案组交代后被从轻处理未予追究。此番重查冯案,或又将掀起茂名官场新一轮“地震”(据《东方早报》)。

之所以有个“又”字,是因为茂名官场腐败窝案早在2009年底就已“首播”。另据2012年广东省纪委官方通报,此窝案共涉及省管干部24人、县处级干部218人,波及党政部门105个,茂名市辖6个县(区)的主要领导全部涉案。但被立案查处的只有61人,其中省管干部19人、县处级以下干部42人。而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的只有20人。

目前尚不清楚,那些涉案的官员是否皆有贪腐,又是否均构成犯罪。但200多人涉案却只有20人移送司法,难免给公众以“高高举起、轻轻放下”的合理猜疑。要回应社会关切,避免选择性反腐,复查并及时、全面、有效公开相关信息显得必要而紧迫。

值得关注的一个细节是,据报道,重查茂名窝案系出于“中央巡视组的要求”。还有接近广东省纪委的人士透露,“当年放过了160余人。”如果这一消息能够证实,则在茂名官场腐败窝案之外,恐怕又衍生出了一系列的新案,即有罪案不诉、有责不追的渎职罪案。当下的旧案重查,不但要查涉嫌贪腐官员,更应查“放过”贪腐的各路官员与执法者。

当然,在法律上,涉嫌贪腐并不一定都有罪,有罪也并不一定都要追究(如检举有功)。对于无罪的官员,要依法还其清白。这也是实现司法公正,而不是什么“放过”。公众所担心的,并不是这类“不移送”,而是本来有罪、依法本该刑究的贪腐官员,基于某种无法公开的原因被“放过”了。

窝案中大批涉嫌贪腐官员被“放过”,最常见的理由是“法不责众”——因为波及面太广,全查会影响党政部门的正常工作。这样的理由实是杞人忧天。且不说当地未涉案官员毕竟还是多数,且看看每年火热的公务员考试就知道了,中国从来不缺想进入官场的精英人才。

官场绝不应成为一个藏污纳垢的地方,更不能成为贪腐官员的庇护所。“刑罚的威慑力不在于刑罚的严苛,而在于刑罚的不可避免。”有罪不诉、有责不究,在国家治理层面,势必会动摇法治根基;在社会治理层面,也将加剧官民对立拉大阶层断裂;它还会让反腐败的既有成果毁于一旦。反腐败必须“零容忍”,选择性反腐的结果,只会是腐败利益的重新分配。

习近平总书记今年1月14日在中纪委全会上曾强调指出,反腐败高压态势必须继续保持,坚持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对腐败分子,发现一个就要坚决查处一个。要抓早抓小,有病就马上治,发现问题就及时处理,不能养痈遗患。要让每一个干部牢记“手莫伸,伸手必被捉”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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