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崇焕之死12

京师之战

情急之下,周文郁建议兵分两路,一路急出超前堵截,一路跟踪抄其后路,但大家都认为力量单薄,无法分兵:刘策等人已被派走,关宁步兵行军速度慢,此时身边只有九千骑兵,确实不多。袁崇焕也未采纳此计。他依旧没有决战的打算,只想赶到敌军前面,争取在通州等地重新设卡堵截,因此没有径向西南,而是不惜绕路,掉头向南,十六日赶到河西务在城外扎营。

下一步该怎么办,多数意见是直奔京师。周文郁建议屯兵张家湾,根据敌军情形,要么与之决战,要么乘夜突袭。他们孤军深入,势必无法坚持。可袁崇焕担心敌军不与他决战,直接杀向北京,那样难免引起人心动摇。因此决心“先兵至城下,背障神京,面迎劲虏。”周文郁提醒道: “外镇之兵,未奉明旨而径至城下,可乎?”袁崇焕说:“君父有急,何遑他恤?苟得济事,虽死无憾!”

还是他对王在晋说过的那句话:“我不畏死”。

计议已定,直奔北京。

十七日晚,大军到达左安门。同日或此前一天,满桂和候世禄也退到北京;

十八日崇祯派太监过来查看,随即以“禄米百石,酒十坛,羊百只,银万两犒师”;

十九日崇祯赐袁崇焕玉带一围,六副金币,其余将领亦有赏赐;当夜袁崇焕派兵劫营,但后金已有防备,没有打响;

二十日,后金大军分成六队而来,袁崇焕下令开营迎战,双方激战于广渠门。这是袁崇焕回援以来,首次也是唯一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战役。战事极度激烈,“一贼抡刀砍值公,适傍有材官袁升高以刀架隔,刃相对而折。公或免。时贼矢雨骤,公与余两肋如猬,赖有重甲不透。”最终击退敌军。

这一天,满桂与候世禄也在北边的德胜门打响。候世禄态度消极,满桂虽然奋勇抵抗,最终也未能取胜,自己身负重伤。满桂的态度让朝廷满意,二十二日打开德胜门,收容其残部在瓮城驻扎。

其实蓟州被突破的那一刻,袁崇焕惨死的结局已定。

在此之前,北京曾经两次遭遇威胁,每次都冤死一位大臣:土木之变瓦剌来犯,后来于谦惨死,当然并非因果关系;俺答糜烂京师,兵部尚书丁汝夔冤死,则有直接牵连。土木之变,源于宦官王振误国;俺答来袭,内有奸臣严嵩弄权。而此时主政的崇祯,这个刚刚十八岁的小伙子,励精图治,戮力恢复,用人不疑。作为皇帝,他给足了臣下空间,可“五年平辽”的誓言墨迹未干、“必不令越蓟西一步”的承诺言犹在耳,京师怎么就成了前线?

敌兵薄城,都中舆论大哗。后金向来会用间,每次作战都先派细作潜为内应,然后攻城,屡试不爽,无论是过去的沈阳,还是这回的遵化。此时想必他们也没有闲着。其实不必用间,当时的形势足以令袁崇焕百口莫辩。他此前的和议,朝臣并未忘记;这回局势的演变,越琢磨越像是拥兵纵敌。北京城外的许多田庄,都是勋戚贵族的产业。突然遭遇蹂躏,他们损失惨重,怨气难免,而矛头只能指向前敌总指挥袁崇焕。

更何况朝堂之上还有要命的党争。

三人成虎。这就是所谓舆论的力量。此时压力最大的,还是崇祯,这个十八岁的小伙子。一方是议论纷纷的多数朝臣,另一方是曾经信任的方面大员,他应该相信谁,他又能够相信谁?

广渠门之战后,两军再没有发生大的战事。直到此时,袁崇焕依然坚持当初的策略:守为正著,战为奇著,以守为主。他到底有无谋和之意,众说纷纭,但他军中有作为翻译的喇嘛,倒是事实。单纯从军事的角度出发,敌军远来,利在决战,此时先疲其锐气,倒也能说得过去,问题是他哪里还有脸向皇上开这个口。

老这样旷日持久地拖着,群臣的指责过不去,崇祯的面子也过不去。他希望尽快送走瘟神。二十三日后金移营南海子,崇祯再发上谕,催促进兵,但这个命令直到袁崇焕被捕,并没有真正执行;次日崇祯召对,赐袁崇焕狐裘一领、盔甲一副。袁崇焕请求像满桂那样入城,但被拒绝;二十五、二十六日两天,后金与明军对峙;二十七日,后金小规模攻击;二十八日休兵;二十九日袁崇焕“以五百火炮手,潜往海子,距贼营里许,四面攻打,贼大乱,随移营出海子”,然后就是十二月初一,崇祯再度召对,随即将袁崇焕逮捕下狱。

崇祯按捺不下愤怒与不解,厉声质问道:你擅杀东江毛文龙,现在敌军打到京师,你怎么还逗留不前?

随后朝野对整个关宁军的怀疑达到高潮:“城上人群詈为贼,投石击死数人。所遣逻卒,指为间谍而杀之。”甚至直接炮轰城下的关宁军。若非如此,祖大寿与何可纲又怎会突然带兵逃亡!

朝野的舆论倾向,袁崇焕当然有所耳闻。他心里非常不安。崇祯初次召对时,他“不自安。留中使于营。自青衣玄帽入。”竟然要留下传令的太监,作为“人质”,理由是安定军心;而从那一天起,致力中兴的年轻皇帝更是“费几许踌躇,玉色为焦。”

如果初次召对之后,袁崇焕能组织一次像样的会战,也许还能挽救自己的命运。但随后几天双方基本相安无事,“袁营列前,清营驻后,相距不远,复不出战”;甚至彼此嬉闹,形同友军:“又言城上瞭望,有见敌兵与我兵嬉笑偶语、往来游戏者”。大敌当前,朝臣胆寒,盛传袁崇焕要“挟奴讲款”,很多人都同意此举:火烧眉毛顾眼前嘛。只是碍于孙承宗执意不肯。有人去做孙的工作,结果遭遇白眼: “我受命防御,不受命为抚。存亡与公共之,不可则开门请行,无乱人意。”

关宁步兵此时应该已经赶到,因为起初只有骑兵九千,后来祖大寿、何可纲带兵溃逃时,却有了一万五。就此组织会战也许还嫌不够,那么总司令袁崇焕应该积极筹划,调兵遣将,但也没有相关纪录;

“玉色为焦”的崇祯终于下定决心。那确实是个赌博,但赔率至少有一比二,完全值得冒险:如果袁崇焕确实是奸细又不迅速拿下,不仅关宁军,除京营以外的军队都有可能倒戈;如果拿下袁崇焕而他又不是奸细,关宁军难免一时人心躁动,但尚可安抚。

事实上,崇祯别无选择。

得知昔日的袍泽被捕,后来成为烈士的孙承宗写了两首诗。第二首是:

练尔多方练未成,空闻曾铣尔前生。恢疆五载承天语,却虏三师傍帝城。

魏绛偏和原有恨,汾阳单骑更无兵。东江千古英雄手,泪洒黄龙半不平。

在孙承宗看来,袁崇焕到底还是没有历练成功,因此颇有点“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意思。不过他也深信,袁崇焕一心谋和,毛文龙死非其罪。

但崇祯并没有仓促处置。他还是力求证据充分、罪行确凿、引用法律条文得当,办成铁案。因此七个月甚至八个月后,才最终定罪。结局是大家都知道的,但罪名却未必清楚:

“谕以袁崇焕付托不效,专恃欺隐,以市米则资盗,以谋款则斩帅,纵敌长驱,顿兵不战,援兵四集,尽行遣散,及兵薄城下,又潜携喇嘛,坚请入城,种种罪恶。命刑部会官磔示,依律家属十六以上处斩,十五岁以下给功臣家为奴。今止流其妻妾,子女及同产兄弟于二千里外,余俱释不问。”

罪名很长,但核心问题有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主观上欺骗朝廷,一心谋和,缺乏战斗意志;客观上不尊号令,卖粮资敌,妄杀大将,遣散援兵。等敌军压境,又“潜携”作为翻译的喇嘛,坚持入城,居心叵测。

这些罪名多有实据,并非完全捏造。只是有个潜台词隐忍未发:审查结果认为,妄杀毛文龙是为了暗中推动和议,袁崇焕与后金早有默契或者勾结。但这一点,崇祯始终不肯明说,只是暗示。他是严谨的,不想落下历史的把柄。正因为如此,就像袁崇焕只杀毛文龙、依旧令其子统领一协旧部那样,崇祯对袁崇焕的家属也有所宽大。

这绝非昏君之所为。崇祯当然也不是什么昏君。就连向北京进军的“闯贼”李自成,在讨伐檄文中也不得不承认“君非甚暗”:皇帝并不太坏。

因为这次事变,多名高官的命运逆转。最先被追究领导责任的是兵部尚书王洽。后金刚刚兵发遵化的十一月十一,他便因周延儒等人的弹劾而下狱,次年四月“瘐死”。也幸亏瘐死,否则最终还是难免一刀:给袁崇焕定罪期间,已经死去的王洽也未能幸免,连坐当“大辟”,也就是砍头。据说头一年崇祯启用王洽代替王在晋,召对时见他相貌伟岸,私下里夸赞“好似门神。”一个姓周的算命先生闻听此事,便断言其中枢之座不久。因为门神一年即换。果然一语成谶。

最先死去的新任蓟辽总督刘策,则是个典型的倒霉鬼。

此前出任此职的是俞安性。当年夏末,原本作为“东林遗奸”而落职削籍的刘策,又被起复,以原官兵部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理蓟、辽、保定军务,驻节密云。敌兵破口后,他迅速赶到蓟州,但袁崇焕又命他返回密云。不管过程,只论结果。既然敌兵越境薄城,他也只能与总兵张士显一起,被论罪“弃市”。斩刑还是绞刑待考,反正得暴尸闹市,而且执行时间最早,在崇祯三年正月。

内阁首辅钱龙锡知道袁崇焕斩帅谋和的意图,却欺瞒不报,也被下狱论死,后来被长期羁押,南明时才出来。阉党逆案由钱龙锡主持审讯,故有说法,这是阉党余孽的报复。

如果钱龙锡、王洽、刘策、张士显都有死罪,袁崇焕又如何能免?蓟辽总督是袁崇焕的理论下属,虽然二者各有分工,但破口之后,朝廷已经委任他节度所有勤王兵马。此时敌军威逼京师,他怎能洗得清责任?乾隆期间修成的《明史》,提出著名的“反间计”,无论此说是否属实,在后金神奇地越过蓟州最终打到京师的那一刻,袁崇焕的死罪其实已经注定,区别只在于方式。

磔刑当然未免残酷。勾结一说,人言汹汹而查无实据,应当疑罪从无。正因为如此,临死之前袁崇焕依旧心无愧怍,口占一绝道:

一生事业总成空,半世功名在梦中。死后不愁无勇将,忠魂依旧守辽东。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直到此刻,这位唯一一个连挫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的明朝封疆大吏,依旧不肯低头。看来即便结局如此,他也未曾怀疑自己的战略:守为正著,战为奇著,和为旁著。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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