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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越蓟西

可事实证明,喀喇沁蒙古不但“通奴”,甚至还充当进军向导,原因正是他们曾经受过抚赏,因此熟悉路径。对于袁崇焕而言,这简直就是个黑色幽默。朱棣大概做梦也想不到,他处心积虑安排的看家狗,最终竟然开门揖盗。

清人张廷玉主持修的《明史》,将后金军队大举远征跟毛文龙之死联系起来,说是“文龙既死,甫逾三月,我大清兵数十万分道入龙井关、大安口”。这是崇祯二年(公元1629)十月二十七的事情。

对敌军的动向,袁崇焕并非毫无察觉,早在九月就曾派兵增援蓟州,但被顺天巡抚王元雅退回;这个狼来了的故事,让蓟州的防御更加松懈。

兵部尚书王洽已经跟袁崇焕商定紧急处置预案,一旦遭遇攻击,即令祖大寿与赵率教回师驰援,“伏兵邀击。”因此袁崇焕接到警报,不等圣旨便按照预案,先令赵率教统军四千前往增援。十月二十八,赵率教出发,疾驰三昼夜,赶路三百五十里,经过三屯到达遵化,人困马乏时遭遇埋伏,赵率教战死。十一月初三,遵化陷落。

十一月初五,袁崇焕离开山海关一路向西,初六到达永平,初七在榛子镇接到圣旨,奉命节度所有勤王部队,可以“相机进止,惟卿便宜。”

三天之后,也就是十一月初十,袁崇焕到达重镇蓟州。这是徐达修筑的长城防线的一部分,后来戚继光又经营多年,是重要的战略节点,易守难攻。大兵压境,崇祯不敢有消灭敌军的奢望,只要能挡住其铁蹄,便心满意足。他这样要求蓟辽总督刘策:“以匹马不入为功,若纵入内地,以失机论”。袁崇焕对此十分清楚,因此部署停当后,随即上奏朝廷,信誓旦旦,“必不令越蓟西一步。”

十一日、十二日没有战报,这短暂的平静令崇祯十分不安,因此吩咐内阁:

“连日不见动静,恐别有深谋。崇焕既屯蓟门,倘西绕密西、潮河、古北等处,东袭永平、关宁及其他空虚间道,捷要隘口宜周防。卿等即传于崇焕,远行侦察,预为筹交。若得准确情形,速行具奏”。

崇祯的顾虑,可以看出当时明朝的被动。而消极防御只能防不胜防。不过此时已经无暇争论方略,袁崇焕对此已有考虑。本来蓟辽总督刘策、昌平总兵尤世威、宣府总兵侯世禄已经先后赶来增援,大军齐集蓟州周围,袁崇焕担心后金分路进攻,便令刘策返回密云,尤世威返回昌平守卫皇陵,候世禄先退居三河,后来又退到通州,其余要害也分兵防守。

袁崇焕在蓟州忙,崇祯在京师忙。军情紧急,病退的孙承宗又被紧急启用,以原官兼兵部尚书驻守通州。对于袁崇焕的部署,孙承宗有不同看法。他说:“臣闻袁崇焕驻蓟州,满桂驻顺义,侯世禄驻三河,此为得策。又闻尤世威回昌平,世禄驻通州,似未合宜。”崇祯问道:“卿欲守三河,何意?”孙承宗说:“守三河可以沮西奔,遏南下。”

崇祯看来对此颇为赞赏,但并未传令袁崇焕更改部署。直到此时,他对袁崇焕依然信任有加,不遥加干预。他嘱咐孙承宗不必赶往通州,而是“总督京城内外守御事务,仍参帷幄。”下令立即为他铸造关防印信。孙承宗从皇宫出来已是深夜,“漏下二十刻矣”。他来不及休息,立即“周阅都城,五鼓而毕,复出阅重城。”

关防印信的余温未息,次日夜半,宫内忽然传旨,又令孙承宗火速赶往通州。孙承宗立即带领二十七名随从出东便门,快马加鞭一路向东。他跑得太快,敌情又重,半路上竟然有三个随从逃亡。

崇祯为何如此朝令夕改?是他确实像传说中那样“专断多疑”吗?当然不是。而是军情实在紧急:敌军已经逼近通州!

敌情刚到蓟州,怎么突然出现在通州?后金大军难道插有翅膀?

周文郁是袁崇焕身边的旗鼓官,当时的经过,他在《辽师入卫纪事》中有详细记载。按照他的说法,后金十一月十一从遵化兵发蓟州,十二日明军在蓟州以东的马伸桥遭遇后金哨探,“大败之,斩获酋长,军声大振”,次日清晨接到探马报告,后金主力越过马伸桥以东的石门驿,袁崇焕随即下令:

“马步兵尽出城外列营。营甫定,有奴骑二百余,分四队扎我军之东南,相持两时,并不见贼大兵。公令我发炮,贼闻炮即将四队排为一字,忽退去。竟日无一骑复至,使我欲战而无可战。”

皇太极仅用两百多名骑兵,便成功牵制袁崇焕的主力整整一天。当时后金的大军何在,史料无载。但据《满文老档》的说法,十三日晚,他们已经神奇地越过蓟州,在五里外扎营:“乃过蓟州五里外驻营”;蓟州的城防是对外的,也就是说,防御设施均朝向东,面对长城一线,背后完全作为依托;后金既然已经越过蓟州,在五里外扎营,那么这座雄关已经失去意义,威胁大小的绝对值,只有袁崇焕手下的关宁军。

此时兵部尚书王洽已经下狱。袁崇焕命运的大局已定。

皇太极如何越过的蓟州,史料中查不到任何细节,周文郁只有简单的四个字:潜越蓟西;袁崇焕大军在蓟州,既没有与敌军苦战,又没有为朝廷争取到时间,一天之内皇太极就越过徐达和戚继光苦心经营的防线:十四日到达三河,十五日到达通州,十六日赶到顺义,攻击宣大军,十七日到达京郊牧马场。通州离北京不过四十里,后金军队到达时,明军竟然没有哨探。兵部对此的解释是“止闻在蓟、不闻在通”,从未听说敌军已到通州;战局恶化如此之快,崇祯皇帝岂能不急?所以孙承宗的任务,一会儿是京师,一会儿又是通州。

《满文老档》记载,后金曾经派人到蓟州劝降:“十三日,大军至蓟州,获一生员,令持书往谕驻城道员、军官及庶民降。”若此说成立,袁崇焕应该知道皇太极的到来;即便记载有误,或者信未送到,当此危急关头,数万敌军从眼皮子底下过去,明军难道连起码的侦查都没有吗?或者说,侦察能力连五里都达不到?蓟州周围全是崇山峻岭,西南方向又有沽河蜿蜒而过,地势之险要可以想见,否则也不会成为徐达和戚继光选择的防御节点,而此时后金竟然能不战而过,实在是咄咄怪事。要知道他们以骑兵为主,不像步兵,还能像三国时邓艾取蜀那样奇袭阴平,手攀脚蹬,翻山越岭;即便有此能力,皇太极全军敢于越过蓟州的关宁大军直奔北京,也违反军事常识,实在太过冒险。前有坚城,后有雄兵,此时主力出击打穿插,即便古之名将,也得仔细掂量。

凡此种种,都是蹊跷事。正因为太过反常,所以当时有个流行的说法,是袁崇焕还想跟皇太极和谈,但被对方耍弄。结果呢,两岸“袁”声啼不住,“清”舟已过万重山。后金方面确实有档案记载,大军到蓟州时,守军送了“牛酒相慰劳”,真假莫辩。当然即便是真,也未必能成为袁崇焕有阴谋的铁证。先礼后兵,向为古礼。南宋名将吴玠在陕西保卫饶风关时,战前也曾给金将送去一枚黄柑;《国榷》的说法更加超前,说是当时便有严令,不许袁崇焕越蓟门一步,因为事前就有人说他导奴入犯:“时命崇焕不得过蓟门一步。盖先有言崇焕勾建虏。”

没有证据表明,在此期间,袁崇焕的辽东余部以及东江的毛文龙旧部曾经采取过策应的行动。如果此时他们分别攻击沈阳、辽阳,局势如何演变难以逆料。此时辽东余部似有半数未动,三四万人总有;即便不足此数,也该采取行动。当然不必奢望拿下二城,警报响起便是胜利。问题在于,此举完全不符合袁崇焕的用兵方略,因为战只是奇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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