扫码订阅


旁著迭出

平台召对时,袁崇焕的辽事方略较此前有明显变化,增添了“和”,所谓“和为旁著”。他就任之后,便与皇太极“再续前缘”,又谈起了和平。

崇祯二年(1629),袁崇焕与皇太极总共通信10封,其中皇太极来信6函,袁崇焕去书4札。内容全都堂堂正正,可以摆上桌面。袁崇焕首次复信时,对皇太极提出的印信之事,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当然也是明朝的官方立场:未降封号,不能妄行;第二封复信指出,辽东原为明朝土地,且有汉人坟墓,后金不应占有;第三封复信解释:“使者来时,因在海上航行,而让其久居。”当时他正在处理毛文龙;第四封复信表示,战争长达十年,彼此都缺乏信任,不可能骤然停止。这不是数人所能为、数语所能定的。

按照道理,在袁崇焕的位置上,与后金和谈原无不可。崇祯要的是解决辽东的结果,路径选择在于袁崇焕。假如和议可成,不费刀枪,更是奇功一件。问题在于,他与后金和谈,并未奏报皇帝知道,只跟内阁和兵部透过口风,而钱龙锡和兵部尚书王洽则从未答应。

袁崇焕就是“明决”如此。自从进入兵部,他多次冒险,而每次冒险的结果都是成功,这不禁让他的胆量和主意以几何级数增加;是否“轻进”,是否“多事”,全在结果。成则王侯败则贼。

他的和议,确切地说是所谓的“抚”,不仅仅针对后金,还有喀喇沁蒙古。

追根究源,皇太极之所以能够兵薄北京,原因其实在于明成祖、燕王朱棣。他夺取江山时,当时最精锐的蒙古骑兵助战有功,因此后来下令大宁卫内撤,将滦河与辽河之间的广大地区,全部赐给漠北蒙古、所谓“兀良哈”,设立朵颜、泰宁、福余这三个“羁縻卫”。然而他们并不接受明朝的“羁縻”,反倒经常引狼入室,带领敌人越境攻击大明。

从公元1580年起直到十七世纪中期,是著名的小冰河期(Little Ice Age),基本对应着万历、天启和崇祯三朝。太阳黑子消失长达七十年之久,宇宙射线的流量显著降低,同时气候变冷。酷寒使降雨区域普遍南移,导致明朝几乎连年遭遇遭灾。先秦晋,后河洛,又齐鲁。万历、崇祯年间,旱灾越发频繁。陕西民变之所以能成气候,根源就在于旱灾:庄稼颗粒无收,县官依旧逼租。

崇祯元年到二年的旱灾,波及东北地区。束不的,也就是喀喇沁蒙古与后金全部遭灾。明朝疆域广阔,北方遭灾,南方有粮,蒙古与后金却无此便利。因此他们赖以生存的口粮,就成了问题。

此时袁崇焕却突然在高台堡开通米市,买他们的布帛,卖给他们粮食。而在此之前,他们已经与后金结盟。皇太极对他们的要求是,遵守后金制度,一旦对明朝用兵,他们必须从征。这些情报,袁崇焕即便没有确切证据,至少也应该有所耳闻。可尽管如此,他还是开了米市。他的判断是,此时正是拉拢喀喇沁(明朝称哈刺慎)蒙古的好时机。他们离蓟州很近,如果彻底倒向后金,京师将直接受到威胁。

崇祯闻听很是震惊,口气严厉地质问袁崇焕和总督俞安性;袁崇焕毫不慌张,头头是道地应对道,经过认真调查,他们只是“依奴自固”,同时已经告诫他们“无与奴通”,而蒙古各部落都保证,“宁愿以妻子为质,断不敢诱奴入犯蓟辽。”

此时的崇祯,对袁崇焕依然信任,见他如此表态,口气略微和缓,但在根本问题上依然没后退,要求对于臣服的属夷,可以助其渡过饥荒,但只能“计口量许换米”,有多少人,换多少粮,坚决不能多给,以免流入敌手,否则就以通夷论罪;可向来有主意的袁崇焕,对皇帝的命令并未引起重视,不但卖粮,而且数量巨大,以至于用光了储备。束不的也就是喀喇沁蒙古的总人口“不满万”,他们肯定用不了这么多;这些粮食去了哪里,不难想象。

猜你感兴趣
发表评论
发表评论

网友评论仅供其表达个人看法,并不表明铁血立场。

全部评论
加载更多评论
更多精彩内容
+加载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