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中央苏区的五次反围剿(转)

流浪汉的眼睛 天涯博客

对蒋介石来说,认识红军有个渐进的过程。同冯玉祥和阎锡山等割据一方的军阀相比,红军看起来似乎是微不足道的。他们没有地方军阀们所拥有的强大兵力,充其量是些拿着鸟枪、梭标、大刀的闹事农民而已。因此,蒋介石起初并没有把1930年底对江西苏区的进攻称为第一次围剿,甚至他都没有想过还会有再次围剿的必要。这只是一次剿匪行动,值不得他亲历亲为,所以他只是命令江西、安徽、湖南、湖北这几个红军闹腾最凶的省份的省主席派兵弹压一下就行了,对各省要求的中央援助,他也认为无此必要。不过他还是对江西省的剿匪行动,提供了一些支援,因为江西的红军似乎更加活跃。

鲁涤平,江西省主席,1930年夏,在南昌成立了剿匪指挥部,自任剿匪总司令。司令部下辖三路纵队,共计十万人,有10个师。鲁涤平亲自指挥中路4个师,其中公秉藩、张辉瓒、谭道元3个师为中路突击,其余6个师为两冀侧应。他的战术是“分进合击,长驱直入”,以闪电战消灭红军。

国民党开始第一次围剿时,江西的红军已拥有4万人的部队,分为两个军团,统归毛泽东指挥。这些部队分布在东固这个江西西部山区小镇的周围。此时的毛泽东,已经形成了初步的基本战略思想:第一,放弃部分苏区领土,诱敌深入到对红军最有利的地区,在这些地区红军得到广大当地农民的支持,并十分熟悉地形;第二,集中红军优势兵力,各个歼灭进犯的敌军部队。

第一次围剿于1930年12月正式开始。鲁涤平以公秉藩的第5师在前面开道,以自己的嫡系部队即张辉瓒的第18师断后。公秉藩部受命后准时出发,但张辉瓒部却未能如约动身,这让公秉藩有些心神不定。出乎公秉藩意料的是,自己率领的部队并未遇到红军的任何抵抗,便轻而易举地拿下了东固。红军主力放弃了东固,早已转移了。“共匪望风而逃”,公秉藩自然不会忘记向南昌野战司令部报告这里的战况,同时又向蒋介石汇报了战场情况,蒋大喜迅即赏银一万元。当时担任江西剿匪司令部参谋长的谢慕韩这样写道:“张辉瓒率第18师未能按照预定的日期推进,于17日停顿一天,致延迟至21日晨才迫近东固。适遇大雾,误认公部为敌,竟行攻击。双方激战近4小时之久,互有死伤。事后虽经张反复解释,但公认为张系嫉妒自己取得首胜,功不相让,事出有意。随即率本部自由行动至同富,脱离了张的掌控,张也恼怒不再与公部联络,以致原来形成的互相配合、重点进攻不复存在。”

几天后,张辉瓒以孤军深入到龙冈,即遭到红一方面军主力伏击,被歼七千人。张辉瓒亦被俘。红军并未停歇,又迅速地向附近的谭道元50师发起进攻,旋击溃了50师,从而又赢得另一场战斗的胜利。鲁涤平的部队遭此重创,难以继续开展围剿行动,第一次围剿则顺利地被红军粉碎了。

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使毛泽东的威望空前提高。如此大规模的运动战,对红军来说是第一次,毛泽东以胜利在红军中树立了自己的绝对的权威,并成为不可缺少的领导人。人们都相信,只要跟着毛泽东,就能打胜仗。

三个月后,每二次围剿开始。这次参加围剿行动的,是由北方调至南方的原冯玉祥系和阎锡山系的杂牌军。由于北兵南调十分缓慢,致使行动推迟了三个月。这一次军事部长何应钦被任命为总指挥,他将兵力分为五路,共有20个师约20万人,由王金珏的第五路军和孙连仲的第26路军担任主攻。开战前,王金珏同部下的一席谈话足以表明他的动机和心态,“咱们都是杂牌部队,带的官兵都是北方人,杂牌部队无家可归,部队调远了,留守处的东西就要丢掉,这个苦头咱是吃过的。这下可好了,蒋总司令答应我,打完这一仗,担任江西省主席。咱们今后将要有家了,有了东西不会担心没处放了,前途有远大的希望,咱们好好干吧。”

实际上,蒋总司令将这个许诺,也同样地许诺给了另一个杂牌军首领孙连仲。但杂牌军所处的生存环境,决定了其保存实力为天然选择。因此在战场上这两位将领是否会率领部下全力以赴,是令人怀疑的。但有一点十分显而易见,那就是他们都不希望对方全力以赴,从而抢得头功。

第二次围剿期间,国民党总战略是“步步为营,齐头并进。”这就要求进攻部队向江西苏区推进速度慢而安全,并且各部之间要紧密配合,很显然这种战略是吸取了上次围剿失败的教训,并且比较适合杂牌军良莠不齐的状况。

第二次围剿前夕,红一方面军有大约三万人。这支部队在江西东固附近的山区埋伏了20多天。毛泽东说,这样的埋伏仗只有红军才能打,因为红军纪律严明,军民关系融洽,不会走漏风声。

国民党围剿军公秉藩率领的第5师由富田向东固行进,他十分纳闷,为何行动三天以来未遇红军,沿路各地都平静如水。公秉藩率部队继续前进,师直属队共有1000多人,特务营过后,就是师部。乘马4、50匹,还有三乘大轿(师长、副师长、参谋长各一乘),以及运输队等在山路上排成一列纵队,首尾相接有五、六里长。

公秉藩没想到自己会掉进红军设立的伏击圈。枪声一响,红军从周围的山上冲了出来,几个小时内就全歼了这一乘轿、骑马的老爷兵,活捉了公秉藩。在最后关头,公秉藩本人曾向其他友军发出求援信号,但是他所能联系到的国民党各部队长官都以各种理由强调自己的难处,告诉他难以前往救援。

接下来的三天里,红军由西向东,连续打了三仗,每一仗都消灭或重创国民党一个师,并攻下了建宁城。此期间,在共产党员赵博生和董振堂的率领下,第26路军17000人战场起义,加入了红军,这也是导致国民党第二次围剿失败的原因之一。1931年5月底,大部分国民党部队都已撤退,这场战役是毛泽东“诱敌深入,各个歼灭”战略的最佳印证。

第二次围剿的失利,让蒋介石大为震惊。他马上重整旗鼓,卷土重来,对江西苏区发动了第三次围剿。

在取得前两次反围剿的胜利后,苏区得到了极大的发展,红军力量迅速壮大。而此时的毛泽东已经开始将目光从苏区移到了更大的区域,开始关注到军阀之间的争斗,与红军的发展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毛泽东意识到国民党中央军、广东粤军、广西桂军和红军之间存在着某种军事平衡。因此他认为,通常蒋介石由于红军的存在,会容忍广东、广西的地方势力,对其势力的扩张采取相对默认的态势,而将主要力量首先用于进攻红军。但假如两广地方势力采取咄咄逼人的态势,则蒋介石就会暂时放下对红军进攻,而首先收拾两广。所以目前红军应对两广采取防御的态势,使两广将注意力由红军转向蒋介石,进而使蒋介石减轻对红军的压力而去进攻两广。事实证明,毛泽东的这些看法是正确的。

1931年7月底,第三次围剿苏区的国民党军队攻下了江西苏区几乎所有的重要城镇,并控制了大部分苏区领土。从7月初开始,红军先退至瑞金,又转移到东固,再撤至兴国。在兴国,红军成功地进行了一次突击,击溃上官云相和郝梦龄的部队。然后红军向东,同毛炳文打了个平手。随即毛泽东挥师西进,于1931年8月返回兴国。毛泽东回忆说,“及至敌人发现再向西进时,我已休息了半个月,敌则饥疲沮丧,无能为力,下决心退却了。”第三次围剿就此落下帷幕。

事实上如果我们仔细分折一下当时的形势,就会发现国民党撤退的原因并非完全如一般所言,被红军所击败。从黄陂到兴国只有大约200里路程,只需行军一~两天。另外整个反围剿,红军也只不过击溃了三支国民党杂牌部队,影响并不大。国民党撤退的真正原因,也许要更复杂些。蒋介石之所以撤军,并非由于对红军作战失利,而更多的是出于以下几个重大原因:

6月份,在江西庐山发生了指向蒋介石的暗杀行动,行动虽未成功,但对蒋震动不小;8月份,发生了两广反抗南京政府的对抗,史称两广事变,蒋不得不抽调其嫡系精锐部队,进攻两广;更严重的是9月份,日本军队发动了9.18事变,大举入侵中国东北,东北军未加抵抗,退入关内。

第三次反围剿和第二次反围剿的主要不同之处在于,红军的战斗力已超过国民党地方杂牌军。如果兵力集中,再加上天时地利,中央红军甚至可以一次消灭国民党的一个整师。将局部胜利转变为全局性胜利的作战能力也得到提升。

回过头来看红军的战略战术,与前两次反围剿相比,变化并不大,但绝对不意味着第三次反围剿就必然会胜利。如果第三次围剿持续的时间更长一些,如果国民党军主力能够不急于追杀红军并固守他们所攻占的城镇,如果蒋介石不因两广事变和9.18事变而撤退兵力以对付粤、桂系和入侵的日军,那么国军和红军就极有可能形成一种长期对峙状态。其结果就是,在一场持续作战中双方均有消耗,这对回旋余地狭窄又无增援补充之望的红军来说,是极其危险的。基于第三次围剿中的事实,和此后第五次围剿的情况看,并非臆测。

让我们将视线从中央苏区转向其它苏区,1931年国共双方之间的军事力量似乎已初步形成一种平衡互动状态,这使蒋介石陷入左右两难的困境,如果国民党不集中兵力进攻中央苏区的红军,那么取胜就很困难。而如果将大部分兵力调集到中央苏区围剿中央红军,就可能给其他红军以可乘之机。实际上接踵而至的对中央苏区的三次围剿,就给了鄂豫皖苏区徐向前的红四方面军和湘鄂西苏区的贺龙的红三军以可乘之机。至1931年底,红四方面军已扩至三万人,贺龙的红三军也增至两万人,红军总数已迅速扩张至十万人,这是当时任何一个地方军阀都无法比拟的。

国共围剿与反围剿较量的结果,除去战略战术的正确与否,更重要的是参战双方在拼人力物力的消耗。1927年以后的许多年里,蒋介石需要对付的麻烦不光有共产党,还有大大小小的各地方势力及外来威胁。蒋要一统天下,不迈过粤系、桂系、晋系、西北军、东北军等等这些大大小小的坎儿,是不行的。对蒋而言,共产党弱小得连个坎儿都算不上,充其量只是他需要对付的众多小麻烦之一。反观共产党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打败国民党,夺取全国政权。彼此的关注度和用的力是不同的。共产党能在最初的几次反围剿中获得胜利,客观地讲与蒋介石对其有所轻视有关。蒋更多的是驱赶地方势力打头阵,而一旦蒋介石开始全力以赴对付红军后,当时任何苏区的红军队伍就都很难取胜了。第三次围剿中,国民党军队占领了中央苏区全部城市和大部分领土,尽管在毛泽东的率领下,红军施展了闪展腾挪的本领,但也是惊险丛生,毕竟苏区面积太小,回旋余地并不大。国民党最后从第三次围剿中撤兵,更主要是因为出现了别的危机形势,8月发生了两广事变,9月发生了9.18事变,这两个事变似乎都比打红军更重要。

第四次围剿中,国民党成功地使三支红军中的两支退出了根据地,即张国焘率领的红四方面军和贺龙率领的红三军。红四方面军的战略方针并没有什么变化,也曾集中兵力于西线,也曾想围城打援,结果西线难于取得决定性胜利,后来东线防守崩溃,最后只能向西撤退,离开鄂豫皖根据地。

在湘西根据地,红三军准备把主要兵力置于北部外线,对敌积极作战,而留下段德昌部防守洪湖根据地。其实这也没什么不对,由于敌人力量强大,外线和内线作战均未成功,红三军也只能离开根据地,开始向西长征。第四次围剿对于中央红军来最大的威胁在于鄂豫皖根据地和湘西根据地的相继丢失,使蒋介石将最后的重点对准了中央苏区。敌我力量的悬殊,加上红军的指挥失误,特别是没有充分利用福建事变带来的重大机会,第五次反围剿失败,长征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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