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第一枪”为何没在北京打响?


辛亥革命“第一枪”为何没在北京打响?

历史的演进往往是那么诡异多变,令人捉摸不透。1911年4月以前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发动和领导的多次武装起义,犹如划过夜空的火星,很快就被黑暗吞噬了。而仅仅时隔半年,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第一枪”竟神奇地在武昌打响了,不仅推翻了清朝的统治,而且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历史的航船仿佛于偶然间拐了一个大弯,改变了它的航向与航程。

对于这“第一枪”打响的原因,历史教科书的解释大同小异:一曰民族危机加深,社会矛盾激化,清王朝已病入膏肓,朝不保夕;二曰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形成并日益壮大;三曰随着新兴知识分子的产生,各种宣传革命的报刊书籍纷纷涌现,民主革命思想得到广泛传播——— 它们回答了辛亥革命为什么爆发的必然性问题,却没能回答辛亥革命“第一枪”为何打响于武昌,而不是打响于北京、上海等其它地方的偶然性问题。当然,偶然与必然是相辅相成的,偶然包含着合理的必然,必然往往通过偶然的特殊形式得以体现。

从表象上看,“第一枪”打响于武昌的导火索是清政府的“铁路干线国有”政策,激化了社会矛盾。清政府屈服于西方列强,欲将筑路权出卖给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强行接收粤、川、湘、鄂四地的商办铁路公司,各地的保路运动沸反盈天。四川尤为激烈,成都发生血案。清政府急忙调遣湖北新军入川弹压,湖北的革命党乘虚奋勇一击,长长的锁链终于哗地解体。但从深层上分析,这与武汉地区的政治、经济、教育、军事等密不可分,是多种合力的必然结果。

湖北深处内陆,在清廷闭关锁国的政策下,经济、文化相当落后。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素有“九省通衢”之称的湖北成为竞逐中心。列强占租界、开商埠、设银行、办工厂、辟航道、筑铁路,在大举渗透的同时,也带来了先进的科学技术与民主意识。而洋务派的后期代表人物张之洞于1889年出任湖广总督后,厉行“湖北新政”,经过18年的惨淡经营,使湖北由一个落后的内地省区跃至与近代化程度甚高的上海、广东并驾齐驱的地位,成为与李鸿章、袁世凯控制的北洋系统并列的又一洋务建设中心。

张之洞将早期的洋务移植湖北,第一件深感头痛的大事,就是人才奇缺。那些整日诵读四书五经的秀才、进士显然不堪重任,张之洞因而仿照西方教育制度,开办了两湖书院和自强学堂。据有关资料统计,1860年至1905年间,湖北共产生士绅约四万八千人,而接受新式学堂再教育的人数,估计在清末的20年间,最少有两万多人,约占士绅总数的43%。这批接受了西方新式教育的知识分子,已完全有别于中国旧式士大夫,他们不仅学习了西方近代科学文化知识,更接受了民权论、民约论、进化论、民主共和思想等学说,具有强烈的爱国意识,极易走上反清革命的道路。

与此同时,武汉地区还先后开办了两百多家民族资本工业。官办商人、民族资本家及由四十多家工厂、一百三十多家洋行、近十家银行形成的买办队伍,共同构成了一个较为庞大而独立的商人阶层。他们组建商会,积极投入到抵制美货、保路运动、立宪运动之中,以其自觉的主体意识与相对充实的财力成为这些社会运动不可缺少的支柱。武昌首义成功后,他们很快就站在了革命一边,主动承担地方治安、战地后勤及救护工作,部分商团成员甚至“荷枪助战”。作为清廷重臣的张之洞自然深知“兵乃国之利器”的道理,他一面采用各种方法激发社会尚武崇力之气,一面“放胆大举”编练新兵。聘洋教习,选派优秀军官出国深造,开办新式军事学堂;训练与编制一律仿效欧、日,而接受先进国家的现代化军事体制,也就不可避免地接触和吸收先进工业社会的某些管理理念和价值观念。何况张之洞毕竟不是袁世凯式的私家军阀,他对湖北新军的控制相对松弛,自然使民主意识得以“乘虚而入”,特别是革命党人长期在武汉新军中的组织发动,到武昌首义时已有五千多名士兵加入了革命团体,约占新军总人数的三分之一,这无疑使武汉成为一座一触即发的巨大火药库。

当然,张之洞是效忠清王朝的,他推行“湖北新政”的本意是想挽回清廷的颓势,支撑其欲倾大厦于不倒,却没想到诱发了社会的裂变,而裂变所孵化的社会生产力、民族资产阶级、新式知识分子、倾向革命的士兵,最终成了封建王朝的掘墓人。这恐怕正是辛亥革命“第一枪”猝然打响于武昌并迅速取得全国性胜利的深层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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