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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十大元帅为什么很少再回到故里看看?



十大元帅回故里,次数都不多。少回去或不回去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但有两点是相似的,即一个“忙”字,一个“怕”字。忙,身兼数职,日理万机,加之晚年多数身体不好。怕,身为元帅,即使想轻车简从,也少不了前呼后拥,声势浩大,怕给家乡添麻烦,同时也怕乡亲一旦提出过分要求——答应了,怕给家乡搞了特殊化,坏了党的名声;不答应,又怕乡亲背后说“忘恩负义”。然而,作为元帅,在乡情这一点上,他们有着常人一样的情感,不管经历了怎样的磨难和坎坷,对家乡总是充满了思念之情。

朱德一篇忆母文,让世人永怀母亲之伟大

元帅们多为少小离家,母亲往往是他们人生最早的导师。在当时,多数家庭都是父主外母主内,孩子们的童年都是在母亲的身边度过的。中国母亲勤劳智慧的品德,深深影响着儿时的元帅们。

朱德元帅曾写过一篇著名的《回忆我的母亲》(原题目为《母亲的回忆》,1983年收入《朱德选集》时改为《回忆我的母亲》)的文章,表达了对母亲深深的爱。

朱德的生母钟氏(1858~1944),从小生长在极端贫困、社会地位十分低下的流浪艺人家里。钟氏19岁嫁到朱家,数十年如一日,每天天不亮就起床,煮了全家的饭,还要种田、种菜、喂猪、养蚕、纺棉花、挑水、挑粪。生朱德的前几分钟,她还在灶前煮饭。朱德呱呱落地之后,她又起身接着做饭。钟氏生有 13个子女,由于生活艰难,有5个刚刚生下来就被溺死。朱德在两岁时被过继给大伯父。这样,朱德又多了一双养父母。钟氏晚年知道自己的儿子担任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总指挥后,仍不辍劳作,自食其力。她唯一所求,就是在有生之年能见儿子一面,但因处于抗战时期,朱德担任八路军总指挥、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要职,未能如愿。1944年2月15日,她以86岁高龄辞世。

朱德母亲去世之后,延安各界1000多人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中共中央的挽联是:“八路功勋大孝为国,一生劳动吾党之光”。毛泽东的挽联是:“为母当学民族英雄贤母,斯人无愧劳动阶级完人”。母亲去世,朱德十分悲痛,于百忙中写下了《母亲的回忆》一文。几十年之后,一名外国记者问朱德:“您一生最大的遗憾是什么?”朱德回答说:“最大的遗憾就是在老母逝世前连一杯水都没倒。”朱德在文中回忆道:

光绪三十四年(1908)我从成都回来,在仪陇县办高等小学,一年回家两三次去看母亲。那时新旧思想冲突得很厉害。我们抱了科学民主的思想,想在家乡做点事情,守旧的豪绅们便出来反对我们。我决心瞒着母亲离开家乡,远走云南,参加新军和同盟会。我到云南后,从家信中知道,我母亲对我这一举动不但不反对,还给我许多慰勉。

从宣统元年(1909)到现在,我再没有回过一次家,只在民国八年(1919)我曾经把父亲和母亲接出来。但是他俩劳动惯了,离开土地就不舒服,所以还是回了家。父亲就在回家途中死了。母亲回家继续劳动,一直到最后。

朱德自1909年离开家乡,直到母亲去世,多年未见母亲,为中国革命奉献了自己的一切。朱德在文中写道:“抗战以后,我才能和家里通信。母亲知道我所做的事业,她期望着中国民族解放的成功。她知道我们党的困难,依然在家里过着勤苦的农妇生活。”“母亲年老了,但她永远想念着我,如同我永远想念着她一样。”文章读来感人至深,催人泪下。

朱德自1909年离开家乡,50多年没有回去过。1960年,他唯一一次回到了自己的故里。

在家乡,朱德一边热情地和亲友们叙家常,一边走走看看。他缓步走到院坝右边那盘大石磨前,深情地说:“小时候我在家点着桐油灯读书,母亲就在月光下推豌豆粉为我们做凉粉,推麦面为我们做面条。母亲一生辛劳、慈爱,我没尽到孝心啊!”

出了院坝,朱德到屋后祖坟前默立了两分钟,又摸了摸当年曾被他当做单杠架而今已挺拔入云的双柏树。随后,他来到母亲的墓碑前祭拜。

钟氏的墓地,就在琳琅山下柏林嘴朱德父母故居西南不远处的一片柏树林里。墓地很宽,有专门的祭拜台。在祭拜台的前面,有一大理石碑座,背面刻有当年《解放日报》刊发的中共中央悼念钟氏逝世活动的消息,正面刻的是朱德写的悼文《回忆我的母亲》。

陈毅小说寄深情,多年后仍“很想觅来再看看”

陈毅对母亲充满着敬爱,离家后仍常常思念。

1925年7月,陈毅将这种心情写进了一篇叫《归来的儿子》的小说里,以曲秋的笔名在郑振铎所编的《小说月报》1926年第6号上发表。小说叙述主人公鸿儿出远门未归,其母痛念之情。陈毅笔下的母亲,身材矮小、体质脆弱、易于感伤。在独生子鸿儿远游之后不到一年,丈夫仙逝,她终日盼鸿儿早归。陈毅写成这篇小说之后,便将其搁置一边。初秋搬家时,他从旧纸堆里发现此作,才拿出去发表。作品中鸿儿的母亲,有陈毅母亲的影子,鸿儿也有他自己的影子。陈毅于 1925年10月在北京潼川馆挥毫写道:“我心上有一个结,永远也解不开,这结便是我的薄命母亲打下的。我算计我发狂似的跑了出来,南去北来,又是两年了。我抛弃了母亲。”因从旧纸堆里拣出此作,便又“追念当日在乡中伴母时的奋发的心境”,所以在翻阅自己几十篇诗文的时候,终舍不得放下这《归来的儿子》,使“鸿儿与世人相见”。此时此刻,陈毅“想着远隔的父母令自己心中念念不已”。他激动地说:“我远隔山河的父母哟!我凭这一点‘念念’报偿你们养育的劬劳罢!”

陈毅对《归来的儿子》一文感情至深,一直不能忘怀。在10多年之后的抗战时期,他还向记者谈起《归来的儿子》,并表示“很想觅来再看看”。

然而,战事繁忙,让元帅们无暇顾及家乡的母亲,有时纵有此心却无此力,就像朱德元帅说的那样,“没有机会为父母尽孝”。

聂荣臻元帅早年离家的那一天,母亲把一坛醇酒埋在地下,准备用这坛酒为儿子学成返乡接风。可是,这一坛子酒,老人家一直未能取出来。聂荣臻的母亲和父亲在20世纪30年代就先后与世长辞。聂荣臻一别故乡,再也没有踏进翠竹掩映的石院子的大门。直到1955年5月,他去四川视察军工厂时,才顺便回到江津县城。

叶剑英三回母校,感叹道:“变了,变了!许多地方都变得认不出来了!”

叶剑英从东山书院毕业后,便漂洋过海到南洋去了,后考入云南陆军讲武堂,投笔从戎,走上革命征途,逐步成长为一代元戎。新中国成立后,他曾三次回故乡梅州,每次都要去看看母校。

第一次回母校是在1953年春天的一个上午,叶剑英曾在东山书院的红棉树下伫立良久。第二次是在1971年1月6日,当他走进当年读书时所住的房间时,曾很动情地说:“真想在母校住上一晚。”1978年,东山中学李泉隆校长到北京参加全国科学大会,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叶剑英特地邀请他到家中做客,并深情地给母校写下这样一段文字:“东山,是被初升的旭日光芒照耀的地方……44个年头,年年桃李,岁岁芬芳。44年前,我们为了反对官方派来的校长,毅然从北门外搬到东山书院,新建起自己的书房。这就是母校的来历,是老同学反对官方势力、不怕艰苦的手创。”

1980年5月,83岁高龄的叶剑英第三次回到母校。

5月14日上午,一列车队出了梅州,朝东北方向奔驰。叶剑英坐在一辆米黄色的轻便旅行车上,神情专注地凝视着窗外的山水。那连绵的碧绿的稻田,那金盘桥边缓缓南流的溪水,那黄竹洋艾子坪水库在微风下掀起的碧波,像一幕幕画飞掠过眼前。叶剑英高兴得连连点头,感叹地说:“变了,变了!许多地方都变得认不出来了!”

旅行车进入丙村中学院内。叶剑英从1908年至1912年曾在这所学校的前身三堡学堂读书,在这里度过了少年时代宝贵的五年时光。他下了车,站在两旁栽满整齐的山指甲树的院子前,面对着门上写着的“三堡学堂”四个红色大字,久久地凝望着。那饱含深情的眼窝里,一定浮现出了校园里那书声琅琅的日夜,浮现出卧室里用来温习功课的彻夜不灭的灯光……叶剑英少年时代在三堡学堂读书时,非常刻苦、用功。他13岁那年写的一篇作文《论兵》,开篇道:“兵之物,大矣哉!”即表现出非凡的才智和学识。

叶剑英先在休息室听了学校领导的情况介绍,然后缓步走进少年时代读书的课堂。课堂不大,十几张双人课桌摆得整整齐齐。

从课堂里出来,叶剑英看了当年住校时的卧室,接着来到当年三堡学堂的办公室门口。他指着高高的木屏风门的右上角说,在这里,自己曾给当时的校长贴过一张意见书。叶剑英兴奋地回忆道:“有一次,考试卷收去了两个多月,也没有发回来,我们就给校长公开提意见。意见书贴出来之后,校长把它撕下来贴在教室里,要全班学生每人抄一遍。我问校长:‘抄它干什么?’校长说,抄了对笔迹,对到了就处罚。”讲到这里,身旁的人问他:最后怎么样?叶剑英哈哈一笑,说:“后来是我们胜利了。”他一边讲一边笑,还一边比画着。在旁边的师生们听着,都笑了。

当叶剑英重新回到丙村中学大门口的时候,停下了脚步,端详着绿树掩映的校园。身边有人提议:“是不是在这里照张相?”叶剑英说:“好。”稍停又补充道:“请老师们也一起来照。”有人立即跑去找老师了。叶剑英站在丙村中学的台阶上,一边等待老师们,一边与学校领导亲切交谈。照完相,就要离开了,叶剑英用亲切的目光瞧着学生们。他走到初二年级三班学生胡燕平和初三年级五班学生温春苑跟前,俯身问他们家住哪里,姓什么,几岁了。他又俯身对一个长得较瘦小的同学说:“要食多点饭去,食多点饭去!”

叶剑英对于自己因从小受教育而成才的感受没齿难忘。1949年秋,他在解放华南的战略计划中,便把在华南培养大批革命干部和专业人才的任务作为十分重要的内容。1949年8月从北平南下时,他就通过中央组织部从原华北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前身)等校抽调了陈唯实等一批教学骨干,开始筹办南方大学,并兼任校长(后因高校系统调整于1952年10月停办)。他深知“教育兴,国家兴”,期望“桃李满天下”。

1980年5月15日,叶剑英来东山中学视察。

在戎马倥偬的战斗生涯中,叶剑英只回过三四次家乡。1971年初那次回乡,也只在梅县停留了25个小时。这次远道归来回到少年读书的地方,叶剑英感慨万千。消息传出,人们争先恐后地来到前往东山中学必经的路上,沿江大道两旁到东山中学和东山崖上,被挤得水泄不通。叶剑英乘坐的汽车由地委招待所出发,去东山中学只有一公里,而车子却走了半小时才到达目的地,沿途被欢呼的人群阻塞。叶剑英到东山中学后,接见了有关教师,巡视了东山中学变化后的环境,观看了足球比赛。他对东山中学的工作表示满意,心情甚为舒畅。临别前,他曾一再说:“以后我还要回来的。”但他最终没有再回来。

朱德问:“这两窝黄连树中间还有一窝黄桷树呢?”

1960年3月9日,朱德回到故乡仪陇县。在故乡期间,他执意要去看小时候读书的地方。他的记性很好,哪里原来有棵树,哪里原来没有,全都记得清清楚楚。第二天早饭后,朱德自己认路,来到少年时读书的地方——席家。这里原是席聘三办的私塾学堂,朱德在这里生活了10年。他白天读书,晚上掌灯复习,还抽空帮老师挑水、煮饭。

因为那里有个很高的陡坡,不好走,陪同的中共四川省委负责人廖志高说:“总司令,别去了吧,路不好走。”朱德说:“不要紧,我小时候走惯了。一定要去。我的古文就是在这里学的。”朱德爬了上去。他看到晨雾炊烟里的席家,五间草房依旧,院子里静悄悄的。

朱德轻步进院,探问:“席白谷先生在这里住吗?”

“是。”屋里走出一位中年人,应声说,“在这里住,我是他孙儿。”他主动向来客介绍:“这座房子是朱总司令读过书的地方。我伯父跟他同过学,经常给我们说朱总司令读书很得行,文章做得最好。有人多次要拆这座房子,我说是朱总司令读过书的学堂,才没有让他们拆掉……”

朱德站在院坝里四处观望,问:“这两窝黄连树中间还有一窝黄桷树呢?”中年人回答说:“下暴雨打雷,遭雷公抓了。”

朱德一听也笑了,说:“再种两窝嘛!”

主人望着来人似曾相识的脸庞和熟悉的乡音,不觉好奇地问:“您老是从哪儿转来的?这么熟!”旁边有人低声插话:“朱总司令,你还不认得?”主人一听,顿时红了脸,又惊又喜地拉着朱德的手,叫道:“哎呀,我的天啦!朱总司令啊!”

朱德、康克清和席家亲属合影留念后,席家人热情地挽留说:“转来了就莫忙走,在这里多耍几天嘛!”朱德哈哈一笑,说:“我们一块儿照了相,就等于在你家住下了。”临别,已走到院坝边的朱德,又回头凝视良久,才缓步离开。

之后,朱德又来到马鞍小学。全校1500多名师生已站成两列,热烈鼓掌欢迎。朱德见院内坝子里堆放着一大堆青草,便问:“这做啥用场?”学生们回答:“采青支农。”朱德接着问:“读书又劳动,好不好?”“好,锻炼身体,又学习生产本领。”师生们回答。

“就是嘛,我们中国历来是‘耕读传家久’。过去苦水专朝穷人身上泼,学堂只朝富人开,我小时读书就受过地主家小崽子的欺负。你们要把孩子教好。”朱德语重心长地对教师们说。

绕校园走一圈,学校领导边走边向朱德汇报,说这所学校年久失修,墙皮脱落,地基下沉,需要尽快改造。朱德一边听,一边仔细看,然后说:“学校有困难,国家也有困难。我看可以来个‘穿靴戴帽’,加固一个基脚,再翻盖翻盖。”

3月11日,吃过早饭,朱德神采奕奕地回到他曾经任教的仪陇县金城小学(原仪陇县立高等小学堂)视察。师生们欢天喜地欢迎他的到来。朱德拄着拐杖,看了几间教室和教师的宿舍,详细询问了师生人数、教师工资收入、校舍情况等,勉励教师们要好好教书育人。校长拿出一块早已准备好的红绸,请朱德题词。朱德挥毫写下九个大字:“为共产主义培养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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