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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代中苏友好宣传画

中苏友好背景资料: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苏联和欧亚各人民民主国家先后与新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并在各方面开展了广泛的合作,地跨欧亚的社会主义阵营形成。当时,以美国和苏联为首的两个阵营对峙,形势严峻,进行着针锋相对的斗争。美国不甘心在中国的失败,拒不承认新中国,在政治上孤立中国,在经济上封锁中国,在军事上威胁中国。面对这种情况,中国采取了向苏联“一边倒”的方针。 在当时的情况下,出现了许多以中苏友好为主题的宣传画。

50年代中苏友好宣传画

1950年2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确立了中苏之间的同盟关系。50年代初期中苏友好关系的基础是两国在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方面存在共同点,同时,两国在国际上有共同的对手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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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在冷战的国际环境中加强与美国对抗的实力,斯大林无疑需要新中国加盟苏联的社会主义阵营,借助中国在亚洲牵制和打击美国的势力;中国共产党在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斗争中需要苏联的支持和援助,遏制美国干涉中国内战和颠覆新中国的企图。在这一点上,中苏双方的需求是共同的,相互的。取得全国政权的中国共产党,从意识形态、未来国家的经济建设等各方面考虑,显然也要求与苏联保持密切的联盟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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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中国共产党在内战中取得了军事上的最后胜利,但是面对满目疮痍、百废待兴的经济状况,新中国领导人心急如焚。中国在恢复经济,发展生产,在一个新生国家进行建设和管理方面,需要苏联的大量援助。而且,中国与西方国家正处于对立状态,得到苏联的援助是中国惟一的指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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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如何以法律条文的形式实现这一愿望,中苏之间却有不同的设想。斯大林希望与新中国结盟的方式和表现形式不致破坏雅尔塔体系及损害苏联在中国东北的既得利益,而毛泽东考虑的则是如何树立新中国独立自主的外交形象,如何以中苏新型关系的表现形式为榜样废除旧中国的一切不平等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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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认为,如果新中国对旧条约的处理能首先从中苏条约开始,则“在国际上我们可以有更大的政治资本去对付帝国主义国家,去审查过去中国和各帝国主义国家所订的条约”。新中国成立以后,解决中苏之间的同盟条约问题已经成为中国领导人开展外交活动和形成外交决策的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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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2月1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抵达莫斯科进行正式访问。1950年1月20日,中国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也抵达莫斯科,两国政府之间的谈判于2月14日结束。同时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关于苏联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关于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补充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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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条约是以1945年8月中华民国政府代表王世杰和苏联政府在莫斯科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为基础草拟的。条约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兼外长周恩来和苏联外长安德烈·维辛斯基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签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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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谈判过程中,由于对一百年来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种种不平等条约的极端反感,也出于对国内舆论的担心,毛泽东与周恩来格外注意中苏条约和协定中所表现的中方主权和平等权利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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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实际上,不论毛泽东与周恩来如何努力,中苏两国实力强弱悬殊,和中国处于受援国地位的现实状况,中国不可能争取到真正的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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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同意向中国提供3亿美元的低息贷款,但却提出了一个附加条件,即从1950年到1963年的14年里,中国必须把它所有过剩的工业原料统统卖给苏联,而不得卖给第三国。这显然是一种极不平等的商业垄断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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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坚持在帮助中国建立航空、造船、石油、有色金属等工业方面要实行合营,为此,中方以当年国民党代表张治中与苏联讨论的协议草案为基础,与苏方商定了成立上述四个合营公司的协议。这种合作方式事实上损害了中国的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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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定,在一定程度上为新生的中国提供了一个有利的外部环境,并促使中苏两国关系是蜜月期一直向着良性方向发展着,并对两国建立永久的牢不可破的友谊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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