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英雄杨增新

新疆省长杨增新开启了中苏合作的先河,奠定了双方长期睦邻友好的基石。1919年苏俄国庆,杨增新派去的外交员和列宁政府共同商定了收剿白俄中亚窜匪的具体策略。“十月革命一声炮”给中国送来马列主义,中国共产党开始酝酿产生中。

杨增新,字鼎臣,号荩臣,“荩”之忠也,“鼎”国之重器。祖籍江苏上沅,世代为官,父杨纪元,道光26年中举,同治十年会试大挑二等,选授陆凉洲学正,其弟也是举人,一门二举为蒙自佳话,后迁楚雄府任教授。按清制担任学官优秀者可援例改为知县,入京为官不久,因不乐吏事,辞不就,终老学官任上。杨纪元任教职“教士必先品行,推本论常,奖贤戒不不良,谆谆然若父兄之诲其弟子,受之者至以府君(纪元)一言为终身宠辱”,杨纪元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负盛名数十载,有三子,杨增龄,次子杨增新,三子杨增炳,三兄弟谨遵耕读之家族训,发奋读书,均成大器,一门又出三举,世所罕见。1988年杨增新中举,次年连捷中进士,开启了他为官治世的通衢之路。杨增新是民国时唯一进士出身的军阀,既是封建官僚、大军阀,又是国民党参议员,1912年8月25日同盟会等五团体改组为国民党,杨增新出席并与阎锡山、张继、李烈钧等29人一起被推举为参议,1913年将共和大义撰成的话遍贴新疆乡间。即是守边大将军,身经百战,又是学富五车的学者。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代表者,发展并成就了道家学说,并将黄老道学推向了新的高度,民国道家名人与严复、胡适同座次。作为一代大儒,客观指出“人之初,性本恶,人之一生,弃恶扬善;终其一身,恶勿除尽,非圣人”从此发微,主张“修身先修心,心术不正,修得庙堂金身也枉然,”“圣人当道,依法治国”。杨增新自信不凡,抱定圣贤之道:“圣人才全德备,能使极乱之世,转而极治之也,如非圣人,则唯有修身以俟名,换回一分便算一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并将自己一生治世修理之说著述留世,以资后人,书中醒世恒言、警世通言、喻世明言,超越时空,星光灿灿,熠熠生辉,对现实社会仍大有裨益。

杨增新,生于1864年,此时中国社会正处于激情燃烧的岁月,裂变、绝望、思辨、奋发交织。十九世纪末,民主的资本主义遍地开花,人性的翅膀展羽高飞,人类的创造力得以空前的激活,生产力迅猛发展。而此时的中华民族之国家在清王朝的政权统治下,仍旧是井底之蛙,固步自封,夜郎自大;满清的遗老遗少,仍是“爱新觉罗”氏一家家天下,作福作威,奴役天下。由于鸦片经济纠纷,英国一脚踹开了锁关闭国的大清王朝的大门,由此开始,国家一步一步走入殖民地、亡国灭种的深渊。大清朝成了洋人的朝廷,只能乖乖地“量中华之物力,皆与国之欢心”。

被封建专制奴性化中的知识分子开始觉醒了,洪秀全科举不第,正门无望,干脆造反,另立规矩。太平军从金田杀出,一路北上,清王朝摇摇欲坠,曾国藩等挽救了腐朽的王朝,杀戮同胞裹积如剃发,血染风采,获“中兴之臣”赞誉。得以苟延残喘的清王朝仍不思改进,依旧割地赔款,令人丧气。新型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带着西方的文明和治国模式,开始了又一轮新的革命。孙中山唤醒了国人麻痹的心灵,抛弃对不可救药的满清的幻想,推翻它,用血与火挽救民族的生存。

孙中山生于1866年11月,广东香山人;杨增新生于1864年3月,云南蒙自人,两人同时代,同区域,同环境,同呼吸却命运不同,经历迥异。孙中山长期海外游历,视野开阔,作为华人在世界面前矮人三分,有切肤之痛,受过“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羞辱刺激,走改良路不同,迅速转变成一个坚定的革命者。杨增新则是一个国家忠实的建设者,作为官僚利益既得者,更能清楚看到满清不拿国家当回事,拿其政权官位当作商品,有时还打折出售,这个国家之主已经不走圣道正途,灭亡应不在时日,作为一个持经验主义的务实者,他理解革命,同时他认为无论政权如何动荡,尘民百姓还要生活吃饭过日子,国家、政权两概念,国家象母体一样有鲜活的身躯,政权就是王者。坚守岗位就是对革命的支持,当外放为官,同朝人视边州荒凉以为畏途,杨增新却扬天大笑道:“古今成大器者,岂有成于安乐窝中?昆仑千丈云崖正好厉我宝剑之锋”只身一人步行数千里到任。沿途看到饿殍遍野,悲惨凄凉的景象,心灵震颤,中央糜烂,地方不应因此沉沦,随波逐流,应保持自己的良心,为天下苍生尽一分力,造福一方是一方。初始甘肃,为政十七、八年,开仓济粮,轻赋减租,开馆建学,勤政爱民,随使甘凉一带沐浴春风,出现一处太平景象,他创建的甘肃武备学堂百多学子参加了武昌起义。出色的工作经验颇受新疆巡抚赏识,被奏请远抚新疆,开启了他更加辉煌的人生历程。

新疆四邻列强,求发展还要固边,杨增新逆流而进要实现他效师班超的丰功伟绩,实现强烈的爱国之忱,他镇定地审时度势,秉承多年民族地区工作的经验和研究,在一个民族宗教芜杂的区域挑战前人政绩,实现奇迹。在新疆纷乱鼎沸之时,用一年多光景使局面平静下来。以自己学有所成的黄老道学“无为而治”的手段,变“葱岭之荒臻”为“桃源乐土”。艰难统一新疆,使政令合一统,俄蒙野心兼并阿勒泰时,电告中央并主持策划出兵科布多,并有一举攻打库伦收复外蒙的雄心,守土职责寸土必夺,虽力难从心,但强劲的态势成功地保全了阿勒泰,起到“围魏救赵”功效。策勒村事件,张弛有度化解危机,激发起南疆各族人民保家卫国的热情,成功避免了曾国藩处理天津教堂案所遭的国人耻骂。在没有中央支持孤立窘迫时,他从没借一分的外债,没有出卖过一分的国家利益,并告诫地方官在洋人面前要挺起腰杆,以国体为大。杨增新主政新疆以来就不失时机宣战不平等条约,在官方文件中最先大胆地实用“不平等”词汇,对苏俄清理以往双方的不平等条款,打响在全国挣脱“不平等”条约束缚的破冰第一枪,以此为例,嘱告中央各部门在“巴黎和会”“华盛顿会议”上,积极呼吁推进废除各种不平等条约的谈判,杨氏意见受到全国各地商会的赞扬和呼应,北洋政府对杨增新表示“极佩荩筹”,当时仍旧软弱的外交,在华盛顿会议上称“这是我们新疆杨增新督军的要求”。一腔爱国心应永载史册。

杨增新勤政爱民,爱民就是弃绝战乱,免使人民生灵涂炭,生活在恐慌之中,他十分憎恶祸国殃民的军阀内战,他说:“穷兵黩武,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独人父母,爭地一战,杀人盈野,争城一战,杀人盈城,是真不仁之甚者也。今之人开口言同胞,而无日不杀同胞,讀此能无自愧”在杨增新眼里,远离战争,过恬淡的桃源生活才是百姓的福祉,“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这就是他理想中的,生活自足,生产自给的“小康生活”。为了弃绝战乱,他捕杀了农民起义领导者铁木尔、穆易登,当时哈密王、吐鲁番君王势大根深,逼走他国,被外人所乘,新疆有步尘外蒙的危险;为弃绝战乱,他痛苦而倍受煎熬地捕杀了自己扶桑子弟,袁世凯已经陈兵疆边,其心腹刘章楹就在杨增新身边密查着这一切。杨增新用自己内心的苦换取着新疆的平安。

面对战事频仍的年代,杨增新从不轻言战事。他的思想起于孔孟,以“忠孝、仁义礼智信”奉为约人束己的圭皋,也是他观人用人的标尺。深入黄老道学,他主张“因阴阳之顺,采儒墨之善,攝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表示出积极的入世思想。对涉及国家生死存亡的战事从不含糊。但对战争,持极为审慎的态度,“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他认为,兵士死,百家哀,门户前景断送,劳力又需一轮回,他说,终极战争应在比较军事技术差距中表现实力和胜负,而不是杀人一千自再损八百的血腥战场。他将封建统治思想,发展到了一个崭新的领域。

清末民初,是一个复杂多变的时期,有人说,杨增新如果生在欧洲,他必能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可见杨增新是处在一个怎样的逆境中,有人习惯往自己脸上擦脂抹粉,亮开嗓门为自己唱赞歌,而忘记了在不远的历史中有位封建大吏在国家危机之际,所作出的伟大贡献。

人民没有忘记他,他的事迹被民间以传说、故事甚至调侃的方式记载了下来,当北京政府几次要换掉他时,新疆各族人民的表态说明了一切,他是新疆的“神主”,离开杨增新各族人民就无“神”无“主”无依靠了。北京无奈,只有说,政府无意让杨增新离开新疆,表示将使他永陲西域。杨增新永垂新疆了,他为新疆献出了毕生的智慧,甚至于生命。新军阀再次乱国,冯玉祥和蒋介石矛盾不可调和,外部矛盾成华激活了内部阴谋,杨增新成了新军阀混战的牺牲者。

杨增新要走了,他把新疆托付给樊耀南、刘文龙、包尔汉,他留下了自己的“罪己诏”:“在任时新疆的教育和交通,我没搞好”。他可以象班超一样生入玉门关,可以著书立说并享受晚年天伦之乐。他离不开新疆了,他的各地眼线和密探把消息传给了他,情况急剧恶化已无力回天,有一股强大的势力要兼并新疆西联苏俄,已经统一在望的民族,又要再临一场分裂和混战。杨增新实在不忍再看到这一切。

他老了,苍老的将军,年届古稀仍通宵达旦与案牍为伴,西北科考团的外籍医生赫默尔劝说“将军的牙齿已经松动,应多事休息,需要到博格达修养一下”。来不及了,几天时间,局势急转直下,他已经被快速裹入政治漩涡,难以拔出的激流之中。

杨增新走了,他带走了新疆的安宁,留下了连年不断的战火,他没有看到祖国统一,那是他的唯一梦想,赶快团结一起拧成一股绳,尽快富强起来。

杨增新走了,人民永远在思念他,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一位姓杨的学者南疆采拮风情,在沙漠深处,听到经历这一切的维吾尔老人库万忧伤的歌声,这首歌悠长而久远地回荡在塔里木深处。

家有粮,圈有羊,骏马跑山岗,

端奶茶,敬爹娘,想起将军在身旁;

强人欺,外人抢,中朝无人镇边疆,

耕无水,人迁忙,想起将军库万泪茫茫。

从前有座山,山中有座城,叫乌鲁木齐,有个老头人称“杨将军”,掌管这里的一切。说是从前,其实也就是二十世纪初,现在我们新疆还有出生在那个世纪的老寿星,都还记得那不很久远的故事。这个老头神乎得很,人叫“大帅、将军、督军、司令、省长”,有人说他是这朝的人,有人说他是那代的人,反正他什么都是,什么也都不是。这个老头文化深得很,学问高得不得了,听说北京的大官都听他的,因为他说的有道理,老百姓拥护。100年前,我们新疆有个他,那把新疆治理的好嘛,“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日子过得舒坦,很多远方的人来过都不愿走了,说这里是“世外桃源”,因为那个时候天下大乱,西边有个世界大战,东边有个军阀混乱。嗨!就中间这块地界出奇的很,老百姓不知兵丁为何物,城里的兵扛的都是涂墨的木棍棍,用个麻布片一裹往后肩一背,反正就是有个兵的意思就行了,今天从兵营出,明天又见在老百姓家打工干灵活,搞不清是兵还是民,大致印象好像将军管的部队就是个应付,做个样子,因为国家体制中有一个养兵的规定。将军听起来是个武将,实际这个高个老头是个文官,文章写得好!出版了很多书,但不容易买到。还写有好多治世名理都没印出来,可惜的很,因为将军的文章里有千军万马、锦绣山河,里面都是宝贝。

说这个,有人就会笑了,说话的是个谝闲锤子的,两头都是狼,中间是个羊,羊能活得了命。还别较这个真,我说的还真不是天方夜谭、神话大世界。老头有个磨秃了的笔杆子,这个笔可不是一般的笔,可以“点木成林,点石成兵,笔扫千军”,一纸电文就让枭勇的哥萨克骑兵下马缴枪,老头还有个拍苍蝇的蝇甩子,那可比诸葛亮手中羽扇,老爷子一拍子下去,乱嗡嗡吸血的苍蝇就得死,更不知哪个不让老百姓安生的人就要人头落地。

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政权在世界地面最大的国度里建立并逐渐巩固。这会儿不论协约国、还是帝俄政府、及其白卫军的残余力量,都不甘心失败,力图把统治新疆的杨增新变成同伙,使新疆成为他们反败为胜的基地。为了实现这一预谋,他们向杨增新展开一个又一个的政治攻势。

1918年5月19日,日本诱迫中国北京政府签订共同反苏军事协定,使日军开进中国领土有了一个合法化的理由,北洋政府“荣耀”地加入协约国,滥竽充数成了列强俱乐部中的一分子,有了这一“协约”,英、日、俄等同掌有一把“尚方宝剑”。白卫军败退至中亚时,俄驻迪化总领事迪亚阔夫拿着俄驻京大使库达聂夫的电文,趾高气扬地找到杨增新,要求新疆按约出兵“以示援助”。面对中央的指示,杨增新有些无语了,偌大的一个北京城没有一个明白人,只会在老百姓面前演戏,武官唱罢文官唱。杨增新只有支吾总领事,先是对其贵国政府的状况表示同情,对他们的要求深表理解,只是我们新疆局势还不平静等等,总之讲了一大堆困难,说本省的能力只能自保,无力提供援助,待得到中央的支持,军饷、武器装备一到再做筹划。同时杨增新电告北京政府,陈述新疆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复杂的环境,中央万不可在援俄方面打新疆的主意,以免引火烧身,国土丢失,谁来背负这个历史千古罪责。又电告北京各部门新疆身单力薄守土艰危,望速拨武器弹药以固边境。北京正在派系内讧,对边境之事也不知所从。1918年12月16日外交部只好复电俄大使库达聂夫解释一下,表示对新疆鞭长莫及,只说有待更调杨增新后再做计议。

帝俄的要求遭到杨增新的“婉然拒绝”后,日本派到新疆的成田哲男等九位调查员,气势凛冽,以中国为协约国从战日本,杨增新出兵俄国应该是“必须的”,他们目中无人,要求杨增新准许日本派遣一个师团的兵力分驻伊犁塔城。对此要求,杨氏极大愤慨,照会日本调查员时,断然拒绝,他从国际道义上劝说日本,你们千里迢迢帮我们守边,我深表感谢,但新疆有能力保卫国家边界,我们从不意去干涉别国内政,你们要有诚意帮助我们,请回告你们的政府,用你们的机器和汽车来帮助我们建设新疆吧,另外杨增新对日本调查员们一针见血的指明,你们此行的目的,我杨增新早已有研究,你们与北京政府如何我无权过问,但在新疆我是一方长官,决不允许任何人在这里兴风作浪。

为了把新疆导入战争,英国也用尽了手段,当时喀什葛尔提督马福兴想在南疆建立一个独立的回教国,英驻喀什总领事艾泽敦利用这一条件,极力唆使马福兴举兵入俄,协助白卫军“剿平乱党”,扩充实力称霸南疆,取杨而代之。马福兴在莎车、叶城等地抽丁练兵,准备让儿子统帅出兵参战,马福兴跟随杨增新多年,深知大帅的厉害,可神算天机。对举兵入俄这样一件大事,还没胆略擅自做主,1919年3月向杨增新请求兴兵参战的时候,杨增新立即給马福兴下达了《电马提台福兴勿派兵赴俄》文,文中杨讲了他的“不干涉主义”收到的良好效果,指出新疆没有力量参与战争,他认为“兵祸一开,全疆将一起破坏,且为全国之忧,”并且新疆数年建设之开端将毁于一旦,一再告诫马福兴“断不敢轻举妄动,现在俄国虽弱,以抗拒各国之不足,以抵制新疆则有余,万不可误听人言,改变数年抱定之宗旨,以致吃亏”。

南疆重镇喀什请战给杨增新敲响了警钟,他知道在新疆公开提出入俄参战的只有一个马福兴,但持这一论调的高级军官中还大有人在。这些人不相信杨增新对时局的判断,和北京一样不相信苏维埃能最终取胜,帝俄势力迟早会重新夺回政权,因此主张要做出援助的姿态,幻想到时会受到施舍收回某些权利。杨增新过去曾是将伍中人,雾里看花也清清楚楚,深知这些人心理,无非是想用战争之梯,民众之躯,上爬自己的官阶或达到另项目的,这些人也很可怕,往往可影响甚至左右主将的思维。鉴此,杨增新起草电文发往全疆《电令各道尹暨伊犁镇守使将政府电询各节查查覆核咨文》,明确坚定立场,他说,俄国“平民革命”取得胜利是完全可能的“查天地万物,无不日趋于旧者退化,而新者优胜,古今中外,无不如此,俄旧党力难恢复,本督军已逆料于数年以前”,“无论俄新党旧党,总以和平对待,不可稍涉激烈,致开边衅,”更不可心存侥幸“新疆僻处边隅,应持稳健主义,若助旧党以攻新党,无异助其兄而罪其弟,不特后患方长,亦且无此实力”。同时杨增新在另一则电文称“俄旧党之真野蛮,与新党之假文明,均应防范”他说,人类社会的进步有其固有规律,政策不当必阻碍进步发展,新党靠华丽辞藻修饰出来的过激主义,不益当下社会,列宁曾在战时困难时期尝试过这一理论,险些断送了革命。

各方势力,反复次第要求新疆“派兵援助”,碰到杨增新软硬兼施地抵制,也快黔驴技穷了,他们又玩起第二种花样,“假道之说”甚嚣尘上,帝俄败军不断提出“假道伊塔”的请求,还提出假道伊犁至喀什葛尔。早在1918年六七月间,阿连阔夫的五千败兵到了疆边,他们通过北京外交部,北京摄于“恐外”的后遗症,电商杨增新照办“通过伊塔,以示援助”。杨就此对中央深表失望,为取媚洋人,而不顾国家安危。沉着冷静的杨增新一方面拒绝北京玩忽权威,另一方面电告自己的部属,指出帝俄“居心叵测”,不同意北京准许“假道”的主张,在此燃眉之际,杨在《电伊犁杨镇守使密筹俄兵假道办法文》中,称“新疆向来办事,均与中央一致进行,唯俄人假道一事,有不能不熟筹审处者”,不唯权威,国家利益高于一切,他指出各地要聚精会神,擦亮眼睛,头脑冷静,不可钻进外人设下的圈套。

为解喀什之忧虑,镇抚马福兴的欲念,杨增新防范于未然,加强了这一地区的防务,他让喀什以外周围的地区扩编备战,一使马福兴有所忌惮,还可共同防范俄国白卫军趁机侵入。当时英国、挪威领事无不称奇,只在扎眼间南疆到处冒出大量部队,遍地皆兵,如草场羊群,成片相连。

假道之计未能得逞,帝俄玩起第三种花样,既以保俄领事、俄商、侨民为借口,在1919年5月18日,无视我国主权,单方面宣布发兵塔城地区,对此杨增新极为愤慨,他想到同治年间帝俄就是用此伎俩战居伊犁,杨增新要求外交部“严重交涉”让其“停止开队”,同时指示边境重镇各处“往唔俄统带官,竭力劝阻,不必有所恐惧”量他们不敢“施以野蛮”,对此本督自有应对。

妖魔自有多变身,1919年六七月间帝俄在我边界地区“筹兵、筹饷、运械”,又策划了“在伊犁招兵运械”的阴谋,这些计划是通过驻京俄使和驻伊犁领事推行的,将步枪和子弹“取道中国博尔塔拉运送伊犁,再由伊犁运库里加特,在库“整练军队”抵御塔什干红军,杨增新获知后,立即电责北京“不论俄旧党向中国政府如何要求,既望严为拒绝”,免使增新被动,他除了反对假道转械以外,杨增新对于库里加特的主权问题提出了主张,杨认为库里加特是中国领土,现在我国尚无精力经营,并非放弃主权,“俄国驻兵该地”显系“侵我主权”。对此帝俄花样要求杨增新极为警惕,终怕伊犁变为战场,他说“窃恐新党萨马尔及七河省之兵,闻此风声,特为先发制人计;一面可暗中勾结伊犁回哈,一面派兵攻打伊犁,是俄旧党新党,皆以伊犁为战场。此万难允许者也,从井救人,智者不取”。杨增新心细如发,事事防微杜渐,使得多变鬼计无机可乘,俄败兵在我边界游来走去,抓耳挠腮,“乌拉乌拉”在漫长的边界伺机待动。

几无栖身的白卫军,在其境内与红军贴身肉搏,枪炮对决,一步一步打到新疆界边,杨增新亦步亦趋,层层设防。天山之中迪化督署三堂的灯光通宵达旦,一位五十六岁的近届花甲老人站在地图前,手拿蝇甩子,追思班公定远:广袤大西域,只剩下三山两盆了!

那是1919年9月,沙俄为了镇压革命,大规模强征中亚一带哈萨克群众从军而激起反抗,遭到镇压。大批哈萨克民众在俄军猛烈屠杀的追击下,死者相枕,充塞道路。为求生路30万哈萨克不顾一切潮水般涌向新疆。当年10月19日,俄军带两门大炮追击难民,一面追赶,一面开炮打枪,被击中的难民成群连片,惨不忍睹,幸存者为了活命向中国境内狂奔。杨增新指令迅速开卡让难民进来,随后立即阻击跟踪追击的俄军,俄军派人交涉,要求中国军队将入境难民消灭,或移交俄军,均被杨增新依照国际公法拒绝。后杨增新多次交涉要求俄政府赦免难民,俄政府颁布《哈民遵守条约》,部分难民接受回国,却遭到沙俄的残酷杀戮,致使大量难民滞留中国。素有仁慈之心的杨增新看到这个多难的民族,心痛如绞,派人对留下不愿回国的哈萨克摸底调查,准其加入中国国籍,安置牧区,免去赋税,使得这批哈萨克难民安居乐业了。

难民事件余波未静,善后进行时。野蛮狂傲的沙俄军队又被红军追击到了中国西大门。一因一果一报应,当年的野蛮追杀者,成了今天的被追杀者。不同之处这批被追杀者是有着5万之众武器精良的军队。一时间突如其来,边关警报如雪片飞来,三千五百公里边界,敌人或三十一伙或五十一群,或成千上百,不知何处或明或暗就扰进我境内,扰我边民。北起阿尔泰南到喀什,西起伊塔“无一处不吃紧”“无一处不筹防”,中国这位守边大将军手中在役军人区区寥寥一万有余尔。白俄窜扰的战场即刻由境外而境内了,杨将军将何以用一把消遣的蝇甩子,消灭盘旋在头顶的“大群毒黄蜂!!”

西方社会称这位无兵之“王”是“远东之虎。”北京政府与外强暧昧,保卫新疆成了杨增新一个人的战斗,成了外患在中国西北的唯一对手。

为打赢这一仗,1919年年末岁尾,杨增新在定边楼召开全疆军政大会,民间史称“定边楼大会。”“在他的属瞭中,杨将军最爱先讲个笑话,问衣服哪部分最容易破,很多人说是领袖,我(桂芬,洛浦知县)说对将军而言是肘部,将军笑了,说他的冬袍破旧不讲究已有九年了,只要百姓有一个还挨冻,绝不换新棉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与民同甘苦共患难。有此能不惭愧。”杨增新会置定边楼,意在让全疆各族人民缅怀班超,他说,在此一刻,新疆各处不分民族、客次都是新疆的主人,同仇敌忾,保卫共同的家园;在此一刻,各地官员更要勤政、廉洁。在会上杨增新深刻剖析了军事和政治的关联,见微知著,杨增新指出各级官员进城述职严禁谈列功绩,只讲问题、错失、漏洞,每个在职官员心中要有一个补过宅,使人民能看到希望,各县属主管最多一年最少一次在牧农商实学缠中有生活经历,兴调查之风,同时省属出台了《规范与章程》。

1919年冬季,驻在俄国科巴尔的阿连阔夫扬言要进攻斜米的红军,到塔城考察为退入新疆做战略部署,顿使塔城边防吃紧,同时驻塔城领事照会新疆省和塔城官员,白俄已同中国政府协商,要新疆当局当白俄退入中国时,不准阻止,中国因此产生的费用,俄政府将来会做出赔偿。杨增新看到这一照会,气极生骂:俄政府已经没有了,何来赔偿,不知北京都是些什么鸟人。

由于杨增新的不合作精神,最高权威受到挑战,在协约国同伙中寸失颜面,北京借口西北军需屯垦新疆,要调离杨增新回京工作,这一表示顷刻引起新疆震荡,各族人民及其王公议员电告北京各界各部门,并在全国各地及各大媒体声讨北京这一举措,且措词激烈,声言新疆各族儿女誓与杨公相始终。历史证明新疆人民自己的选择是明智的。

1920年1月,苏联红军发动了猛烈的进攻,初败杜托夫,占领爱古斯附近要隘,继败阿连阔夫,进占克帕尔以东诸镇,白卫军节节败退,已无立足之地。白卫军残部约两万人窜至伊塔边界,双方在此展开了激战,背水一战,白卫军小挫红军,红军退回休整卷土重来。杨增新速派人联络红军将官,双方谈成了一个相互配合的方案。杨增新怕红军追击过激,退兵急狗跃墙,边境如汛堤决口,后果不好收拾。苏军很理解杨将军的担心,并对杨将军的以前所有“默契”致以敬意。

其实,在白俄败兵没有大量逃窜伊塔之前,杨增新对防务都已十分注意了,并做了相应的布置。他精通兵书战策,知己知彼,目光高阔宏远,对这盘棋的下法和输赢已胸有成竹。弱者善借力而后强,牵制制衡是杨增新的强项,得心应手,他精通易学,著有《补过宅读易笔记》深挖宇宙空间、世间万物相生相克的原理。苏军和白俄都有同一个心情,急切有求于新疆的力量,双方都掌握在杨增新的手中,杨增新游刃有余于其间。

1920年3月27日,白俄卫塘子大败,军官巴奇赤带败兵11000人、9000匹军马、6000“难民”、大批武器弹药足可装备一个军,在红军的追击下,以排山倒海之势扑入巴克图。面对如此众多的白俄军民,张健,一位久经沙场的陆军中将,曾在杨增新攻打科布多时两次打败俄蒙侵略军,军事才能受杨增新赏识,此时也心惊肉跳,因为塔城守军只有3000人。在败兵一拨接一拨聚集时,张健多次向杨增新致电报告情况,并以兵少为由,要求招募新兵。为稳妥起见杨允招募蒙哈两营马队“作为监督败兵之用”。杨增新稳坐钓鱼台,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并致电安慰张健:

“败兵难民虽多,穷为逃命而来,不必过虑---,目下,应将该败兵应用食粮、烧柴妥速供应,以安其心,此是第一要着。至于塔城兵单本督军也所深悉。然此事全是外交问题,不是军事问题,若专恃兵力,则新、伊、塔、喀、阿克苏、阿尔泰全省之兵,合计不过一万数千人,何济于是。”杨增新主张:“和平对待较为稳妥,旧党知我别无恶意,或可从容商办,达到解缷武装目的”“倘相逼太甚,势必反抗,如有挫折,更难收拾.”

3月28日,正当我方交涉人员和巴奇赤商讨按国际公法惯例需解除武装入境,可受我方保护,我国已做好了接待准备。巴奇赤深恐受到我方与红军夹击,便很不情愿交出部分武器,磨磨蹭蹭。交械时,红军骑兵已有数千尾追而来,炮声报道,塔城急派官员交涉,红军停止了炮击。慌乱之中,万余白俄所携战马仅缴出4000余即蜂涌而入。张健按杨增新的安排将这些败兵和难民分别安置在额敏南山一带和塔城附近的奇也拉噶什,并将新招募骑兵驻守这里,以加强对他们的控制和管理。

呜呼呀!一小群羊制服一大群饿狼,世界军事战史中的美丽童话在杨增新笔下诞生了。一万多只狼站列依次正在拔掉锋利的牙齿双手交给羊村长,到另一队列里领取馒头和稀饭,界外的隆隆炮声仍不绝于耳。1920年4月13日,杨增新拟定了一个《监视败兵章程十五条》,分发给监视员、招待员,检查败兵有无未交之武器,分别登记枪支、马匹、弹药,开具收据,加盖图章,按交枪名册供应粮食,监视其行动“毋任私逃”对私逃者“应严行拘留。”杨增新电饬道尹张健,对敌藏匿军火应不动声色,严加监视。

巴奇赤,捷克人,原是奥匈帝国的臣民,被沙俄俘虏后转至西伯利亚,十月革命后,参加高尔察克部捷克兵,一度打得夏伯阳落荒而逃,战斗中曾有幸救过沙皇尼古拉二世,受宠连升三级。在白卫军中巴奇赤仅是一个团级军官,战斗打散了军队,高级领导都受到保护躲到安全地方,巴奇赤趁机把群龙无首的散兵纠集一起,当了头目,并且他的部队还裹挟有沙皇女婿阿连阔夫的大量财宝。这个小团长随着风生水起,很快成了日本国瞩目的对象,驻塔城的俄领事德布罗哲夫,日本间谍牧野三岛成了巴的常客,在这对他加强励志,使得这个小团长野心勃勃,滋长出靠这只武装和日本的大力帮助霸占新疆的雄心。

杨增新心系饥寒,时时刻刻挂念最底层的老百姓,不顾个人进退,面对官宦生涯极限风险时,还计较战争成本,掂量百姓负担,嘱告自己的将官,战场多用智慧,不能借战争之实,用智慧搜刮民财。攻打科布多时,当时新疆千疮百孔,在安排军费开支时,除了作战部署外,连运粮队买驴驼,定脚价以及粮食定量的多少,都由他亲自拍板。行军打仗之时不忘实业以补民生,查“陕西三原所出大布,畅销于陕甘两省利赖无穷,至内地所设之纺织各工厂不过使富商大贾垄断利权,虽可抵制外货而于穷民生计仍无裨益,故新疆创办纺织先从人力手工机器入手以期贫民共享其利。”杨增新殚精竭虑思考穷困百姓的生活,无时不在寻找他们改变生活的出口。

战场移到中国新疆境内,翘首楚盼的日本乐开了花,上蹿下跳活跃起来,从星星峡到迪化及边境各地;旅店饭馆打工小二,倚门卖笑的女妓,贩夫走卒等等社会各色人等,都有日本特务的眼线。同时这里也有杨增新的密探,在看不见的战线上杨增新和日本人进行激烈较量。杨增新在袁大化前后曾是迪化警察头子,辛亥年迪化刘先俊的秘密起义就是败在杨增新的地下尖兵手中,100多起义者准确地在澡堂里赤条条地被捕获。杨增新有鹰一样的眼睛,能看到每一个角落的可疑和危险。为利于对敌特的辨识,消除英、日在疆发展侨民的危害,杨增新指出中国政府对于单方面认可的侨籍概不承认。敌战区杨增新亲自指挥多线联系组建特务队伍,在不同肤色、不同毛发、不同眼珠中寻找筛选可信之人加入队伍,在这方面杨增新很是舍得花钱,能满足他们在个方面的需要,他知道信息的金贵。很多生活在新疆的境外各种人都愿为杨将军效力,他们视杨增新为恩人,尊呼为“老父亲。”

1920年5月,稍事休息的白俄败兵,锐气渐复。杨增新从迪化派出的密探日夜不停从四面八方盯着巴奇赤。这个时期日本特务四处散播援助反攻的消息:日本派出三个师团的兵力开往西伯利亚,而且谢米诺夫占领了外蒙的库伦,粮食弹药充足,准备直取彼得堡。驻额敏的败兵就开始按耐不住了,偷偷挖出原来秘密埋藏的枪械,准备暴乱,这个活动被眼线拉扎列夫获知,杨增新指令张健出动截获武器,但还是晚了一步,仅挖出剩下的机枪四架并子弹四箱、步枪三十八只、战刀五十把、子弹千发。塔城张健的密探也在秘密活动,专门负责贸易圈的侦探们,发现领事和白俄军官频繁接触,立即分头跟踪,破获几次偷挖武器的阴谋,抓获不安分子军官斯列夫。

张健用威严的目光盯住他,用手托起斯列夫的下巴狡黠地问:“你知道一个完全失去光明的人会有什么痛苦吗”?“生不如死”。“那么你想不想保存眼睛呢?”斯列夫连忙跪下求说“我说,我说。”主谋军官安东诺夫闻风逃跑(从阿山逃亡伊犁,1932年当了归化军的团长,1933年死于盛世才监狱)。张健把斯列夫供出的日本间谍的活动和巴奇赤的企图迅速电告迪化。

杨增新接到报告后,手中愰着略带凉风的蝇甩子步出三堂,在后花园看见一只苍蝇正趴在一丁腐肉上洗脸,一拍子下去,杨增新有了计谋:这是一只提着酒瓶骑马打仗的队伍。现在巴奇赤正跃跃欲试,必从不同途径获取了武器,武器是军人的牙齿,要让巴奇赤把武器暴露出来而又不恃武力。

按杨增新的指示,张健以管理为名,将巴奇赤分散分割。现在有又接将军密函,授意以粮食供应造成敌人内讧。当白卫兵们面对杨将军的“好意”,专程从迪化分发下来的美酒,飘香军营,嗜酒如命的白俄,很长时间滴酒未沾,被“素”坏了的嗓子都冒出了烟。当听到美酒要被一处军营霸占时,所有兵营马上拿出私匿起来的武器,火并起来展开争夺。这一过程都在张健的导演操纵中。迫于自身情势,巴奇赤乖乖缴出大量军中暗藏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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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增新,我知道,但是绝大多数的中国人都不知道,能守住百万平方公里的新疆,还能缴近万退入中国境内的俄国溃兵的械,能力不是一般的牛,可惜,被自己人暗杀了。不夸张的说,杨增新影响了中俄蒙三国边境的划分,在哪个风雨飘摇的时代,为祖国最大限度的保住了新疆这片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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