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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克兰确实需要一个“强人”出现,以重新恢复政治领袖的凝聚力和掌控力。

乌克兰确实需要一个“强人”出现,以重新恢复政治领袖的凝聚力和掌控力。

从“橙色革命”到“血色二月”

2004年“橙色革命”之前的五年,乌克兰经济保持了GDP年均8%的高速增长,平均失业率只有3.8%,库奇马总统虽然因独断专行饱受诟病,但国内政局始终可控,在加入北约欧盟和黑海舰队、克里米亚自治等敏感外交议题上处置得当。整体来说,政经基础良好,对外环境稳定,民众支持度高,看不到任何危机的土壤。但库奇马一个错误的政治决定让一切都变了模样。2001年2月他亲自下令将时任副总理的季莫申科关进监狱,尽管只有短短一个半月的时间,却成就了她“乌克兰铁娘子”的政治地位。出狱后她领导了声势浩大的“乌克兰没有库奇马”的政治运动,成为“橙色革命”的先驱,并成为之后搅动乌克兰政坛的头号力量。

在炫目政治口号的刺激下,“橙色革命”后乌克兰的各种政经势力,不管愿意与否,都被深深地卷入有关这个国家现实政治模式和未来发展路向的大争论中。这场波及所有乌克兰人内心的政治洗礼,最终呈现出的并非其先驱者所描绘的美好图景,而是基辅街头从未有过的数百人伤亡的“血色二月”。库奇马离职后说过,“在我的领导下,乌克兰这艘大船虽然经历了各种各样的暴风雨,但它总算能够没有太大损失地继续前行。”“橙色革命”后的乌克兰则是乱象纷呈,内斗不断。这十年不仅是混乱的、迷惘的、停滞的,在某些领域甚至是倒退的十年。

政治失范

“橙色革命”后乌克兰的政治运行就一直极不稳定,政权十年三变,政府多次被总统解散或被议会废黜,议会选举也屡屡提前举行。无论是尤先科领导的右翼橙色联盟,还是亚努科维奇为代表的地区党左翼联合,执政期间都频繁发生各种政治危机。作为国家的最高权力机构,中央政权失去了基本的稳定性,政策也失去了应有的延续性。

乌克兰政局持续动荡的根本原因是体制不顺。从政体上看,究竟是以总统议会制还是以议会总统制为基本的政治运作模式,始终缺乏明确共识。这也是乌克兰宪法改革的主要矛盾:2004年“橙色革命”后通过的宪法规定为议会制,2010年又改为总统制,2014年亚努科维奇与反对派达成的2月协议决定立即恢复2004年议会制宪法。十年之后, 矛盾又回归到了原点。用乌克兰媒体的话说,府院矛盾已成为制约乌克兰政治发展的一大结构性因素,总统和议会的冲突带有一种萎靡不振的、慢性病的性质,从而造成无论哪个政党、哪派政治力量执政,都无法克服府院之争。这一矛盾如果继续存在,将极大地削弱任何政权的执政能力和政治威信,后两点恰恰是一个新生政权获得稳定和合法性所必备的。

其次,库奇马作为最后的“专制者”离去后,乌克兰始终缺乏一个强有力的领导人。依靠“橙色革命”这样非正统方式上台的尤先科,本身就是一个弱势总统,无法凭借自己的力量收服季莫申科和亚努克维奇这样有着强大政治底盘的反对派,造成了执政后频繁的政府更迭和权力斗争。亚努科维奇则是首位未获得过半数支持率的总统,因强烈的地区派系色彩,被认为只是半个国家的总统。最高领导人缺乏威望给了立法机构以机会扩大他们在政权体系中的权力,因为不管谁是反对派,这样的权力对峙局面总是首先有利于反对派而非当权者。这显然增加了国家政治生活的无序状态,并最终形成了府院对峙的政治死结。

最后,从政党架构和功能上看,由于“橙色革命”后大众政治的突然勃发,政党迅速沦为地区性利益集团的代言人,国内缺乏能以民族国家利益为政党目标的统一的国家性政党。

乌克兰现在的局势非常类似1993年的俄罗斯。“橙色革命”的胜利者以一种不流血、但却并不具有传统合法性的方式完成了政权的变更。之后,对合法性的质疑导致了胜利者内部出现分裂,并引发政治联盟的不断变换。反对派共同控制了议会,竭力对行政当局设置障碍,力图将权力从总统手中夺回来。这样的结果在俄罗斯最终通过史无前例的“炮轰白宫”的方式得到解决。基辅的“血色二月”是否会打破或者终结乌克兰长达十年的弱势总统和强力反对派之间的僵持,实现乌克兰政治的“乾坤大变”,还需拭目以待。

外交失衡

中小国家特别是处在地缘政治夹缝中的中小国家的外交选择,对本国国内的发展与稳定具有极端重要的影响,这已成为国际政治中的一个规律。乌克兰处在俄罗斯和欧盟夹缝中,东西分裂是其无法摆脱的地缘政治“原罪”,但这并不先验性地决定了其无法选择的悲剧命运。相反,如果执政者能够认清这一现实并奉行适合的政策,反而能够化不利为有利,为本国取得双赢的结果。这在芬兰、哈萨克斯坦等国都已经有了成功的先例。

尤先科在外交上的表现完全不像他在央行行长上那样出色,更像是初出茅庐的政治青年。他不切实际地提出乌克兰加速加入北约欧盟的计划,在天然气过境、南奥和阿布哈兹问题上与俄长期交恶,导致乌克兰政治危机不断。相比之下,亚努科维奇在外交上善于调和,担任总理期间较为成功地缓和了俄乌天然气协定和乌克兰加入北约两大外交难题。出任总统后,他迅速出访欧盟和俄罗斯,在欧盟关心的领域(推进乌克兰—欧盟联系国协定签署,进行互免签证制度谈判,加快建立乌克兰—欧盟自由贸易区)以及俄罗斯关心的议题(乌克兰承诺不加入北约,保证俄语的官方地位,延长俄罗斯黑海舰队驻乌克兰基地的租期)上都做出了明智的决定。2010年7月亚努科维奇签署了《对内对外政策原则法》,从法律上确定了乌克兰的不结盟地位。但亚努科维奇竭力推进的“平衡外交”却因为国际局势的新变化而无法维持。

2009年欧盟启动了对“新东欧六国”(乌克兰、白俄罗斯、摩尔多瓦、阿塞拜疆、亚美尼亚、格鲁吉亚)的“东方伙伴关系计划”,以此作为欧盟与独联体经济合作和人文交流的窗口。俄国起初对此并不重视,反应平淡。但普京欧亚联盟的构想付诸实施后,莫斯科担心这种联系一旦建立,将成为独联体国家永远脱离俄罗斯主导的地缘政治和经济空间的开始,对该计划予以公开反对并全力阻挠。与北约东扩不同,俄欧这次围绕争夺乌克兰使用的都是金元外交。欧盟透露,基辅与欧盟签署联系国协定后,欧盟将在七年内向乌克兰提供超过190亿欧元的贷款;俄罗斯则在乌克兰暂缓签署协定后拿出了150亿美元的史上最大外援。值得注意的是,德国和波兰的积极介入,使得这一争夺已变成了默克尔和普京的政治博弈,因而带有了德俄角逐欧洲大陆霸主的历史意味。这也使得这一争夺不管以何种形式呈现,未来都很难有妥协的空间。目前莫斯科对乌克兰意图加入欧盟采取的还只是常规的政治施压、能源讹诈、贸易封锁等外交手段,但如果这些都无法使基辅回心转意,不排除俄国人会像2008年阻止格鲁吉亚加入北约一样,在必要时采取极端手段,克里米亚共和国出现的分离趋势就是例证。

经济失控

“橙色革命”的导火索主要是乌克兰普通民众心中多年酝酿起来的追求政治民主和更多公民自由的政治诉求,这次基辅的街头革命却完全不同,和“阿拉伯之春”一样,贫穷和贪污腐败所引发的社会问题制造了这次革命的土壤。

橙色政权的头两年延续了库奇马时代的经济增长,但由于内斗不断,在应对突如其来的金融危机上无所作为。2009年乌克兰GDP下滑达到创纪录的15%,居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失业率不断攀升,成为独联体受冲击最为严重的国家。为避免金融体系崩溃,尤先科不得不以苛刻条件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大幅举债,乌克兰也从独联体金融信誉最高国家跌落为最低。亚努科维奇上台后,乌克兰的经济仍然处在危险境地:政府预算赤字常年在8%~10%,外债占到了GDP的70%,公共债务也占到了GDP的40%;外汇储备接近衰竭,一直被认为是独联体最稳定的货币格里芬在大幅贬值后被迫与美元脱钩,国际信用评级机构已将其降到了和希腊一样的级别;政府目前只能通过市场上的短期贷款维持运转,俄罗斯停止购买乌克兰政府债务后,乌克兰财政更是陷入极度困难,部分公务员的工资已经停发;经济一直未从危机中复苏,近些年GDP增幅基本为零,人均GDP不到4000美元,通货膨胀率连续几年达到13%,失业率也一直居高不下。作为曾经的前苏联第二大经济体,乌克兰现在的经济实力和生活水平不仅远远落后于之前排名第三的哈萨克斯坦,更与自己的东欧邻国形成了天壤之别。这种巨大的反差通过前往欧盟打工的乌克兰人传导到国内,更加剧了老百姓的失望和不满。

唯一值得庆幸的是,两次革命和十年内斗并未伤害到乌克兰经济的基本面,大多数企业能够正常运行,银企关系也保持稳定。因此,只要乌克兰政治能保持基本的稳定和效率,未来经济脱困并非十分艰难。根据俄罗斯专家的测算,乌克兰加入关税同盟后,每年在能源领域就将节省80亿美元,在化学工业、金融冶炼等领域的GDP将增加50亿美元,GDP增幅将达到6.5%。据欧洲委员会专家的测算,乌克兰加入欧盟后将取消超过98%的关税,从而极大促进乌对欧的出口,仅此一项就能使乌克兰的GDP增长5%。因此,同时扎实推进与俄欧双方的经济合作,用实实在在的经济红利冲淡政治纷争,这应该是乌克兰未来对外经济一体化道路上最适宜的选择。换句话说,让经济的回归经济。短期则仍然要靠外部援助来获得较为充裕的流动性。当然,这一切的前提是要有一个稳健有力的中央政权,特别是要确保对外部援助进行有效的二次分配,而非中饱私囊。否则再多援助也只是打到了乌克兰政府的账户上,而到不了老百姓的口袋。

民意失信

这次基辅街头革命起初是反对派借机发难,但之后已演变为反对“失败政治”的人民运动。数十万的普通人之所以愿意走上街头,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也不退缩,根本原因在于反对派的领导人和平民们的利益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契合—他们都要求对现在的寡头统治体制做出改变。这也是这次革命与“橙色革命”最大的不同之处。

第一次革命是寡头之间要求确立新的利益分配体制,很大程度上是一场被驱逐的寡头和驱逐他们的寡头之间的斗争。平民参与主要是争取在经济上突破,尤其是中小企业主和中产阶层,他们要获得发展的机会。这次则完全演变为人民和寡头的斗争。由于腐败程度前所未有的高,执法部门的公平正义程度前所未有的低,民众对政党和国家权力部门的失望达到了顶点,并且失去了对政治人物的信任。乌克兰现在最大的矛盾已经不是政党乃至地区利益集团之间的政见对立,而是社会性的,是民众和国家机器(政权)之间的矛盾,是人民与寡头、精英之间的政治对立。也正因如此,这次街头运动不能被简单认为是橙蓝或东西斗争的反复,至少不能以此作为解释,而是凸显了乌克兰社会日益深刻的政治分裂。如危机中所显现的,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已演化为中央政权的真空和失控。乌克兰的内部危机现在已经到了一个临界点,若再不加控制,斗争将从政治集团内部外溢为真正的人民之间的冲突,必将以内战或分裂的形式体现出来。可以说,乌克兰现在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十字路口。

笔者半年前在基辅访问时,当地学者多次提到,乌克兰一直没有一个真正的政治领袖,缺乏有思想、有长远眼光、有自己中长期发展战略的领导者。所谓政治家奉行的政策,都是从选票政治出发的短期利益行为。现在来看,乌克兰确实需要一个“强人”出现,以重新恢复政治领袖的凝聚力和掌控力。新的领袖必须在以下四个方面完成与“橙色时代”的切割。

当务之急是理顺政体,包括构建有效的中央政权,打击寡头干政,遏制地方自治加剧。其次,要重建人民的信任,真正按照人民能够接受的游戏规则行事,而不是政客们的黑箱游戏。敢于对任何的极端势力说不,防止社会的理性被极端思想裹挟。第三,当前时代政治家是否受国外支持固然重要,但最重要的是一定要获得国内支持,那种大国的傀儡或利益代言人的模式现在已无法为继。最后,敢于坚持也有勇气妥协。乌克兰国内在重大战略性问题上没有达成共识,且各个阶层之间都不愿做出妥协。季莫申科坚韧执着,但强势和不妥协的个性不但无助于危机解决反而有加深之势,且其本人就是寡头,而非人民领袖。拳王克利奇科政治经历清白,没有派系色彩,在此次危机中表现得体,收放自如,有很大机会脱颖而出。虽然没有实际执政经验,但在一个尚不成熟的民主国家,这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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