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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初夏,南昌西南的宁都深山的一所小庙宇,居住着两名显赫的共产党人。一个是毛泽东,他的邻居是党内有名的笔杆子洛甫。

两人都在这里养病。毛泽东的“打摆子症”,几次险些夺去他的生命,但只要身体许可,他就出现在寂静清凉的庙宇天井,和洛甫不时交谈一两句苏区经济、土地改革、农村工作,乃至闲谈到《红楼梦》。

“28个布尔什维克”严密看管着军人们,不让他们和毛泽东接触。这一天,两名军官带着一瓶白酒,偷偷地来看望他。一杯下肚,毛泽东深深叹息:

“现在已经不是井冈山弟兄的天下了……”

日头一天一天地大了起来,但这流火的气息,分明只让毛泽东感到人生、天地的无边萧索。旧岁的重阳,他曾以“人生易老天难老”、“寥廓江天万里霜”的诗句,排遣着自己的愤郁,那么此际,他又会有怎样的诗句呢?

儿子毛毛在远处玩泥巴,妻子在屋里为他收拾笔墨纸砚。除了进行农村调查,甚至组织走私队贩运盐巴外,他已经成了一个完全的闲人。而他的诗大多写在马背上,只有战地的黄花,才能让他感到“分外香”。

他极目山野,看着轻风和夕阳。他似乎看到了远处的瑞金,看到了更远处的抚州、庐山、南京。这苍茫大地,“谁主沉浮”呢?

但,在任何处境下,他都是一把匕首,他都要挑战,探索,鉴别,反抗。经过几个月的深谈,洛甫已经渐渐地倒向了他。他也开始更加关注山外的局势。

这一个夏天,他几乎不能读到任何党内的机密文件。他的消息都来自公开的《红星报》。这一期的《红星报》,在“白区动态”里,有一则毫不起眼的消息:上海法租界,“杨铨刺杀案”。

1933年1月17日,蔡元培、杨铨联合了宋庆龄、鲁迅等人,在中央研究院组成“民权保障大同盟”。到5月13日,纳粹狂飙席卷德国,无数科学家文艺家被迫流亡。杨铨代表大同盟,把《为德国法西斯压迫民权摧残文化的抗议书》交递给德国上海领事馆。次日,《抗议书》在《申报》公开发表。

几天后,一封冷冰冰的、署名为“华”的恐吓信,到达近百名大同盟成员的手上。恐吓信嚣张地声称,倘若再有“异动”,将暗杀其开列名单的56人。

6月18日清晨,早晨的阳光透过杨铨座车的车窗,洒在他的躯体上。但这个平静的、有生机的早晨,也是一个血色的早晨。四支枪对准了他的汽车。蓝衣社党徒以前所未有的疯狂,在租界区执行了它的暗杀。

“杨铨案”震动上海、震动全国。是日,杨铨和他的儿子杨小佛,身体被来自四面八方的密集子弹穿透。司机重伤后大难不死。

6月20日,无数挽联、花圈、电报、信件,和送行的人群,聚集到了上海万国公墓。鲁迅也出现在灵堂。“杨铨被刺,往万国殡仪馆送殓。时有先生亦将不免之说,或阻其行,先生不顾,出不带门匙,以示决绝”(《鲁迅先生年谱》1937年版)。

几个月后,鲁迅的《南腔北调集》收录的《我的种痘》一文,以充满讽刺的笔调写到:“……即使载在该杀的黑册子上,也不十分惊心动魄了……”

有这样勇气的并不止是鲁迅。7月14日,大同盟发起人之一、作家王造时在美国人所办的《中国论坛》第二卷8期,以《钩命单》为题再次把蓝衣社的行径公布于世界:

“……记者收到未署名之投稿文件,内容为蓝衣社谋杀中国共产党领袖、左翼作家以及各反蒋军人政客之秘密通告抄件,共56人,名单如下……”

该“投稿文件”其实就是那封恐吓信。该信发表后,上海哗然,全国学界乃至外国“友邦人士”一片哗然。蓝衣社被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从此,“蓝衣社”三字成了无数知识分子的噩梦。

刺杀案、“黑册子”、《钩命单》、“十三太保”,“嫡系中的嫡系”……这个夏天的口诛笔伐,这些片段的记忆,模糊集约为30年代的人们对蓝衣社的简单印象。“蓝衣社”三字像瘟疫一般传播开去。关于“蓝衣社”的种种荒诞不经的传闻,从1933年到1938年在社会的各个角落都流传着。

鲁迅、王造时等关注“杨铨案”的中外人士,以及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当时都不知道,一气呵成地制造了这些事件的,是蓝衣社的一个“小人物”戴笠。他们更不知道,这个人最无耻的行径,不是恐吓和暗杀,而是针对自己手下的特务的。

作为特务处的“出山第一枪”,“杨铨案”拖泥带水、张皇失措,以致留下了一个心腹大患。那就是叫过德诚的那名特务。

枪声响起后,按照计划,四名杀手即黄埔学生赵理君、原中共叛节者王克全、原青帮打手李阿大和那个倒霉的过德诚,应四散逃窜向四周小弄巷。但第一次执行暗杀令的过德诚在枪声响起后,反而向几个法国巡捕跑去。他先是大腿上中了巡捕一枪,而后作为活口被捕获。

过德诚被捕后,没有吐露蓝衣社的任何消息,但也没有根据戴笠的严令“自杀”。他一直在等待蓝衣社的“营救”。但6月下旬,也就是他被捕后不足十天,几个巡捕要再次提审他时,发现牢房狼藉一片,满地都是饭碗的碎片、饭粒与几叶青菜。过德诚死不瞑目、直挺挺地倒在牢房里。

“死亡鉴定”得出的结论是“中毒身亡”。显然,有人在过德诚的饭食里投毒。与此同时,巡捕房也发现,那个负责送饭的牢头失踪了。

送饭的牢头是潜伏的蓝衣社特务范广珍的“眼线”之一。随着他的失踪,“杨铨案”无声无息地被遮盖下去了。巡捕房那些经验丰富的侦探,虽然有一万个理由判定刺杀杨铨、乃至杀过德诚灭口的都是蓝衣社,无奈他们的手上已经没有任何证据了。

6年之后,戴笠仍然照料着过德诚的遗属和孩子。这一年,已经权势熏天的戴笠,以复杂心态把重庆白公馆附近的一条马路,命名为“过德诚路”,以纪念第一个被“牺牲”掉的这个特务处小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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