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小议贵州军阀王家烈短暂的兴衰史


小议贵州军阀王家烈短暂的兴衰史

小议贵州军阀王家烈短暂的兴衰史

一九二九年十月,南京政府正式任命毛光翔为二十五军军长兼贵州省政府主席,十月三十日,毛光翔在贵阳通电就职,表示“既奉明令,义不容辞,受本敬恭桑梓之心,誓尽效忠党国之志”。至此,桐梓系集团对贵州全省的统治,在中断四个多月以后得到了恢复。

毛光翔就任二十五军军长和贵州省主席时,国民党新军阀的政治、军事力量已经大为增强。毛光翔深知白己的处境,对蒋介石的各项指示表现出唯命是从的态度。在办党问题上,前任周西成当贵州省主席的当年,坚决不让国民党在贵州开展党务活动,毛光翔却完全接受国民党中央在贵州开展党务工作的命令,让蒋介石派遣的肖树经到贵州任二十五军党务特派员,成立二十五军政训处。他本人又亲自在贵州党务训练所发表长篇演讲,为国民党进行宣传。甚至连前省长周西成生前在广东订购尚未运回的两千支枪,也去电声明不要。内政方面,毛光翔上台后的首要任务是设法弥合桐梓系内部已经出现的裂痕,以保持统治的相对稳定。

王家烈,号绍武,贵州桐梓县新站小水人,生于一八九三年七月十日。其父王大章系前清落第秀才,教过私塾,任过保正。王家烈于一九一一年在桐梓县高小肄业,次年到遵义教私塾,因负债投入贵州省防国民军,后进贵州模范营当学兵。王在模范营与毛光翔结识,不久被分派到贵州陆军第六团熊克成部服役,以后调黄道彬营任排长。“护国之役”后,周西成升任营长,王家烈接任连长职,以后一直与毛光翔、江国潘、犹国材等同在前省长周西成手下效力。一九二三年初,周西成组织“靖黔军”时,王被定为桐梓系集团第二个继承人,同时被提升为旅长,先后率部驻江津、叙永等地。

在桐梓系骨干人物中,王家烈的地位仅次于毛光翔,但他因不满于周西成对毛光翔的有意培植,“恃功而骄”,曾受到过“羞即撤职”的处分。

一九二七年夏,周西成下令“出湘讨共”,王家烈率一师兵力进驻湖南沅陵。一九二八年春,周西成受委为国民革命军第九路总指挥时,王同时被保举为前敌总指挥,驻四川茶江、东溪,负责援助川军赖心辉、郭汝栋部。同年夏,蒋介石令黔军援川,周西成委王为援川前敌总指挥,率兵九团,计划由铜仁、松坎、正安分三路入川,因川战旋停而罢。

龙李联军进攻贵州时,王家烈率部驻黔东,未直接参与其役。周西成战死后,率部赶到遵义,支持毛光翔组织反攻,并首先攻入贵阳。在这段时间里,毛、王两人的矛盾相对比较缓和。

一九二九年以后,蒋介石等人加快了从桐梓系集团手里夺取贵州军政大权的步伐,主要运用政治上分化瓦解和军事上逐步渗入的方法来动摇桐梓系在贵州的统治基础,扩大和加剧这个集团已经日益表面化的内部矛盾。

毛光翔刚一上台,蒋介石就以“周、李两军冲突,情况复杂”为借口,委派何辑五、李仲公为特派员,到贵州“视察实际情形”。这时,王家烈正因毛光翔就任省主席后,迟迟不发表他的副军长职务“满怀怨愤”。何、李二人到贵州后,大搞分化活动,首先采用拉拢离间等手法,利用何辑五与江国播在贵州讲武学堂的同学关系,从江国播处了解桐梓系的内幕。毛光翔在遵义时,为利用王家烈来抵制熊兆一的野心,曾在会议上当众宣布过升王家烈为副军长。到贵阳后,又恐王“不甘服”,难以驾驭,有意扶植恭顺听命的犹国材,将一师兵力合并给犹指挥,制造重犹轻王的空气。针对王家烈对毛光翔的不满情绪,何、李二人竭力煽动王向毛光翔索取副军长头衔。同时,通过江国瑶怂恿王家烈率部离开贵阳,“向外发展”,以达到从军事上瓦解桐梓系的目的。

毛光翔上任以来,军事上一直穷于应付,未敢有所扩张。一般情况下师、旅长只能指挥直属卫队。随着毛、王矛盾的尖锐化,各将领开始不顾毛光翔的禁令,私自扩充实力。这种状况,更助长了王家烈离心向外,摆脱毛光翔军事钳制,另谋发展的政治野心。一九二九年底,蒋介石根据何辑五、李仲公的建议,委任王家烈为“国民革命军讨逆指挥官”,令其率部开赴黔、桂边境,牵制李宗仁、白崇禧的后方。向时将军政部直属第四无线电台配发给王部,直接与国民党中央政府联系,这是蒋介石公开分化桐梓系军事力量的开始。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王家烈率部离开贵阳,临行,毛光翔令其开赴黔桂边境后,“设法将赖心辉送走,并收复铜(仁)、松(桃)和榕江。当时,铜仁、镇远、三穗为原四十三军残部改编的新十师谢彬部驻地;松桃是独立三十四旅罗启疆部驻地;榕江是桂系招安部队黄聘三部驻地。王为减少兵力损耗,决定先设法送走赖心辉,再考虑收复榕江、铜、松问题,通过和平协商,赖心辉部答应经思南、印江,出川东,不久,谢彬、罗启疆两部奉蒋介石电令调离贵州,王家烈未经战斗使顺利地进驻了铜仁和松桃,从而取得了一块扩充军事实力,与毛光翔分庭抗礼的基地。

从军事意义上来讲,王家烈据有的地盘,从黔东的松桃、铜仁扩大到了湘西的黔、洪一带,在这个过程中,由于他对执行蒋介石的反共指示表现得十分卖力,一次就从南京国民党政府那里得到了德造九子枪一千支,子弹二千万发,而他也用在外省搜括来的钱,通过武汉绥靖主任兼湖北省主席何成睿的关系,购得步枪二千支,子弹若干,大大地扩充了军事实力。在经济方面,王家烈占据湘西、洪江上游,从而得以在洪江这块滇黔鸦片外销的必经之路,大量抽收“特货护送费”。加上蒋介石每月接济的经费三万元,湖南军阀何键按月资助的二万元,王部经费颇称丰裕,不仅能满足发放晌款,购置军火的需要,尚能抽出余款在贵州成立“军事教导大队”,大量从贵州招考青年学生入伍受训。

随时着军事实力的膨胀,王家烈的政治地位也在蒋介石的有意扶植下直线上升。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南京政府撇开毛光翔,直接提名王家烈为国民党四全大会代表。

随着国民党新军阀势力的步步深入贵州,一九三二年以后,蒋介石不仅已经能够通过各种政治、军事渠道,直接影响贵州局势,而且能按照他们的意图,在贵州政治舞合上扶植为他们所用的人物。王家烈势力的迅速膨胀,便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

一九三二年元月,毛光翔决定采取断然措施,以犹国材取代王家烈的职务。毛以贵州省主席的名义,电令王家烈速回贵阳参加“整编会议”。王接电后,明知“整编会议”是毛光翔策划的阴谋,但因毛在名义上仍是省主席,不便公开抗命,遂将计就计,变轻装进省为武装进省,由何知重指挥第四、六团(团长蒋德铭、杜肇华)及机炮营(营长龙章五)、军事教导大队(大队长陈惠民)留驻洪江、芷江、黔阳、安江,自己亲率主力简文波、李成章、扰禹九、杨昭悼四个团及炮兵团(团长李念孙)、特科训练处(主任郭惠昌)、独立营(营长万式炯)各部,由洪江向贵阳进发。

王家烈武装进省与毛光翔争夺黔政的决定,得到南京国民党政府的积极支持。一九三二年二月,王家烈的队伍刚从洪江开抵芷江,便接到国民党军政部“升任王家烈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五军军长”的电令。二月五日,贵阳城内已到处传闻“王家烈已授军长职,犹国材授副军长”的消息。毛光翔虽然明知无法继续统治,仍企图进行最后挣扎。在王家烈当政的道路上“预设陷井”。他授意蒋在珍旅割据乌江以北,宋醒旅占据鸭池河以西,犹国材师控制安顺以西及盘江,车鸣冀旅占据铜仁、松桃、思南、印江一带,意欲将王家烈的大队人马困在贵阳,让其知难而退。

然而,王家烈内有军事上的优势,外有蒋介石的支持,副师长柏辉章率领的先行部队,经贵定直指贵阳城郊,迅速占领东山、照壁山、图云关等军事要塞,打破了毛光翔的如意算盘。在计穷力竭无力组织有效抵抗的情况下,毛光翔不得不让出省主席职,专任总指挥,派犹国材、马空凡、江国播为代表前往龙里对王家烈表示“欢迎”。

二月二十六日,毛光翔向省政府各机关声明“自愿休息,所遗主席一缺以王委员代理”。同日,王家烈率部开抵贵阳,毛光翔以第六路总指挥的名义,率领大小官员亲自到贵阳的油榨街农林学校迎接。王军入城后,“街市密列步哨,禁断行人,毛之马弃均被解除武装”。一九三二年四月十四日,南京政府,“正式任命王家烈为贵州省主席”。当政不到三年的毛光翔政权,终于因本身的腐败无能和蒋介石对桐梓系的分化瓦解政策而垮台。

王家烈是在南京国民党政府的大力扶植下取得政权的,但正如毛光翔继掌贵州军政大权以后对蒋介石竭尽“唯命是从”之能事,仍然不能使国民党统治集团感到满意一样,王家烈的政权,也只是国民党新军阀对贵州进行直接统治的一个过渡。

王家烈当上省主席不久,南京国民党政府对他的态度很快从扶植转变为撤台,从而使他逐渐失去了“强有力的靠山”,在与旧桐梓系势力争权斗争中,处于穷于应付的困境。

在军事方面,王家烈当政三年,始终未能将桐梓系的军权集中统一起来。毛光翔虽然交出了军长和省主席职务,仍继续保持着总指挥头衔,一定程度上依然可以在暗中指挥除王家烈之外的队伍。王家烈进入贵阳后,积极扩充兵力,排除异己,将原有的七个团扩充为五个旅,又特意保荐其表弟何知重继任湘黔边区司令,并将何部扩充为四个团,企图从军事上巩固统治地位,但却无力制止其他各部自雄实力。这一时期蒋在珍部从原来的三个团扩充为两个旅;侯之担将原三团兵力扩充为四个团;车鸣翼也扩充了一团兵力。这样一来,反而使王家烈想从军事上消灭省内割据势力的计划,变得更加难以实现。

军阀之间为争夺统治权大打出手,却使广大人民饱受战乱之苦,各方各自为自己的利害打算,“对地方尽量搜括,罗掘俱穷”。加上“黔中各县晴雨失时,年谷不登,盗贼蜂起”,整个贵州“满目疮痍,疾苦弥甚”,人民啼饥号寒之声,不绝于耳。

一九三五年初,中央红军长征经过贵州时,苦难深重的贵州各族人民纷纷参加红军,起来与反动军阀政府进行斗争。他们的行动,正是对桐梓系集团暴虐统治的有力反抗。

王家烈当政不久,蒋介石便已经开始在王的部属中着手培植反王家烈的势力。一九三二年,蒋介石在枯岭接见经王家烈“一再提拔,依界甚深”的师长何知重,对其大加慰勉,除赏给现洋五万元外,并让其到北平去会见何应钦。从此,何知重摇身一变,成为蒋介石集团设置在王家烈身边的一枚定时炸弹,在一九三五年迫王下台的过程中,扮演了急先锋的角色。

与此同时,蒋介石等人又竭力在王氏政权中打进楔子,趁王家烈在南京参加国民党“四全大会”期间,提出把一批人安置在贵州省政府要职上的条件。在王犹之战中,当王家烈刚刚败退榕江,胜负未见分晓之际,国民党方面便已电令犹国材接任二十五军军长。这一任命,对于王家烈无疑是一个政治上的沉重打击,致使他在军事上重新取得优势以后,也无法再恢复战俞的统治地位。

王家烈继毛光翔之后主持黔政时,新旧将领自成体系,自征钱粮,霸占一县或数县,形成四川“防区制”式的割据局面。此时,贵州军队计有犹国材、蒋在珍、侯之担、车鸣翼、何知重各二旅四团,王家烈五旅十团。红军入黔前后,贵州军阀在共同堵截红军这个基础上暂时妥协,各自疯狂扩军,仅侯之担部便扩编为八个团。于是全省兵力便由原有的三十个团增加为四十多个团,约五师人马。

中央红军入黔后,如下山猛虎,数日之内,即打到乌江岸边。红军的赫赫神威,吓坏了王家烈。他“深深感到,红军从江西出发以来,所过地方,都是长驱直入,锐不可当。”但王家烈见红军“进贵州后,并未指向贵阳,而是由余庆向北,企图渡过乌江”,因此,他又萌发了一种侥幸心理,希望红军只是越境而过,自己手头的这点“实力”不愿意,而且也不敢再同红军“硬拼”。在红军突破乌江、挺进黔北之际,王家烈会同犹国材窜回贵阳,守住老巢,“取观望态度”。

但是,负有“政治上解决西南”使命的薛岳,是不会轻许王家烈的这种态度的。就在红军突破乌江之后,薛岳约王家烈、犹国材、何知重及“中央特派员”潘绍武、路邦道等人在重安江会面。他伙同“中央”军高级将领吴奇伟、周浑元、万耀煌等迎接王家烈一行,“甜言蜜语”地安慰王家烈,并答应为黔军补充武器装备,还劝他“在政治方面”要“取远距离”走“陈辞修(陈诚)的路线”。双方共同研究了“堵截围剿”红军的作战计划,确定了“中央”军和黔军的进军路线,并由王家烈出面发出“支”电,称这次会晤“结果圆满”。但是,薛岳并没有按照预定计划在平、黄、瓮、余一线展开兵力,而是派其主力直取贵阳,占住了王家烈的老巢。

此时的侯家军,在乌江失守后遂溃不成军,狼狈逃窜,或往桐梓,或往思南,或往遵义,甚至连设在猪场的“前敌指挥官的文件电稿都来不及销毁。坐镇在遵义的侯之担,更是惊骇万分,急忙向桐梓方面逃跑,他在临上汽车时,随口向副师长兼前敌总指挥侯汉佑交待了几句:“我要去重庆会刘湘再转赤水。你赶快收容部队到仁怀、茅台一带集中听候命令。”

红军各路纵队,乘胜向黔北各地推进。一月四日深夜,红军智取遵义。一月五日,解放湄潭;一月九日,占领凤冈;一月十四日,占领绥阳。

蒋介石杀鸡敬猴的严厉手段,吓坏了王家烈。王家烈急忙发出一个通电,向蒋表忠,并严戒黔军将士“奋勇努力”。中央红军在遵义休整期间,蒋介石纠集西南地区的各路军阀,拼凑了一百五十多个团,四十余万人,企图从川南、黔北、滇东、湘西四个方向合围红军。

在娄山关、遵义战役中,王家烈的黔军几乎损失殆尽,除了何知重部尚有数团兵力外,其精锐所剩无几。更重要的是,这几次战役,打得黔军人人丧胆,再也不敢侈谈什么“进击”、“追剿”了。在这种情况下,王家烈在蒋介石心中的地位也就可想而知。

进入贵阳的薛岳,在红军过乌江、占遵义后的半个月内,_接管贵阳城防,“自己做了贵州省的太上主席,居然把省政府当做服务于他军事需要机构”,就连王家烈出入城池都要接受中央”军的盘查,“处境异常难堪”。

一九三五年四月六日,王家烈在黔西向蒋介石发出请辞贵州省政府主席的电报。四月九日,蒋介石发出“准”电,任命王家烈为空头的“第二路军追剿总指挥”,犹国材为“副总指挥”,四月十日,任命李仲公为“贵州临时行政特派员”,暂管贵州省政务。

王家烈回到黔西县、大方县整编部队,被蒋介石收买的何知重、柏辉章遂软磨硬逼,劝王下台。他们一方面继续煽动部下包围军部胡闹,威胁王家烈说,倘若不交出军权,就会出现哗变的局面;另一方面请王家烈到城陛庙发誓,表示王若下台,他二人将来决不负心。这时,蒋介石下命令王家烈将两师五旅十五个团的黔军缩编为两师六个团(废旅)。黔军各旅、团分驻各县,蒋不让王家烈集中部队。

王家烈再也无法“恋栈”了。四月底,他由大方县回到贵阳,当面向蒋辞去军职。王家烈悻悻然地提出:“我要求免去军职,出外考察”。蒋介石说:“辜负你了啊,在国内各地看看就行了。”第二天,蒋介石就在报上公布免去王家烈二路军追剿军总指挥及二十五军军长职务,任命他为军事参议院中将参议。

王家烈的军政大权虽已交出,但蒋介石对他仍不放心,深恐王久待贵阳,日后生变。正巧,张学良由武汉飞赴贵阳,向蒋介石汇报湘鄂川黔的“剿共”战事。蒋介石要张学良约上王家烈,搭乘他的飞机离开贵州。

一九三五年五月三日,王家烈偕同张学良飞往汉口,从此结束了他军阀的政治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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