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魏征的历史文化传承与社会的科学发展

我们追思先贤,高山仰止!我们之所以纪念魏征的丰功伟绩、就是要纪念她敢于犯言直谏、为坚持真理、不畏权贵、刚正不阿、高风亮节的崇高品德,魏征的言论,无疑均是来源于社会实践,经得起社会实践的检验,他虽然位高权重,但从来不以权威自居,这已经是为无数社会发展、和前进中的历史所证明了的千古不易的真理!

毛泽东同志曾一再谆谆告诫我们;我们不应当割裂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予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毛泽东在这里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原则:“一切外国的东西,如同我们对于食物一样,必须经过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肠运动,送进唾液胃液肠液,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才能对我们的身体有益,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毛泽东对中国历史文化的性质做出了这样的判断:“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因此,在清理古代文化遗产时,要做到“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这是发展中华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的自信心的必要条件。这种清理工作不能是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不能割断历史,因为中国现时的新文化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因此要尊重自己的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毛泽东已经超越了“五四”时代“古今中西”文化的论争,解决了继承文化传统的方法论原则。无疑,这一原则既是李大钊等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所持的辩证综合的文化立场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对中国文化历史运动的规律性总结。回顾历史,在我中华民族发展历史的长河中曾不断涌现出许多伟大的思想家、发明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和艺术家,他们不仅为我们创造了无比辉煌的古代文明,同时还为我们不断积累了极其丰富的文化艺术底蕴,这无疑是实现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想的精神食粮。

魏征就是我中华民族发展历史长空中耀眼的一颗明星,魏征,我国隋末、唐初伟大的政治家、杰出的思想家、卓越的文学家和著名的史学家,他辅佐唐太宗十七年,以敢于犯言直谏而闻名于世,所谏前后二百余事,直切利弊,据[唐鉴]卷三记载;贞观初,上书者皆云;宣,镇耀威武,征讨四夷,唯魏征力劝‘偃武修文’中国安,四夷来服,魏征之力也。作为一代政治家的魏征一生忠君爱民,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知过能改、能够避免大的过失,能够接受不同阶层人的批评意见和建议,不仅是魏征寄希望于唐太宗,亦是以如是要求严于律己的,这种高风亮节对于今天乃至于未来将会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魏征曾不耐其烦的引用[荀子]‘哀公’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君以此思危,则危将焉而不至矣!‘贞观之治’盛世的产生,绝不是偶发性的,正是因为有唐太宗李世民的能够虚心纳谏开明的政治特定环境,再加上有魏征等人的敢于犯言直谏是分不开的。

此后的一千三百年的历史长河中,魏征她那种敢于犯言直谏、刚正不阿,从不阿谀奉承的高尚品质莫不被历代明君贤相奉为圭臬。

我们敬爱的邓小平同志一再告诫我们‘一个人、一个行业、一个组织、一个群体、乃至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如果一昧的抱残守阙、坐井观天、闭门造车、思想迷信僵化,这是很危险的,实践已经证明这个生命机体已经病入膏肓,不可救药了,是要亡党、亡国的;她进一步指出,我们始终要以宽阔的胸襟、大胆的吸收古今中外人类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历史是一面镜子,可以明得失,它既有即其继承性、更有其发展性,历史不容割裂,[周易]‘革卦’革。己日乃孚。元亨利贞。悔亡。象曰:泽中有火,革。君子以治历明时。凡事均在变动之中,宜去旧立新,以应革新之象,变革是宇宙的永不衰竭的基本规律,[书经]人惟求旧,器非求旧,惟新;正如兵圣孙武所言费解则变,故百世而争变者,变则通也、通则有发也,俗话说;‘流水不腐、户枢不蠹’无数发展的历史一再表明,只有有始终以宽阔的胸襟大胆的吸收古今中外人类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从以往一切人类发展史中吸取深刻教训,总结有益经验中不断谋求创新,从创新中不断谋求科学可持续科学发展;毛泽东同志曾指出,不经过深入的科学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

恕笔者直言;如果一个人、一个行业、一个组织、一个群体、乃至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面对诸多的科学事实依据, 一昧的迷信于所谓的某些个人组织主观意识上的判断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致社会实践于不顾,一再纵容民族败类,仅此一点,就足以证明其已经荒唐透顶,已病入膏肓,不可救药,如此顽腐不化,只能表明其的自身机体已腐朽至极,已完全失去了作为立身发展的基础,因为她的的言行本质已经表明,对于社会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悍然挑衅行为,是对马克思主义这一普遍真理的公然背叛,是赤裸裸的法西斯行径,是对于历史发展的倒行逆施,即便他暂时在强大,如果不及时改弦更张,也势必会土崩瓦解,以及其不光彩的历史跳梁小丑的角色退出历史舞台,已成大势所趋,这也是所有走向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一再的孤芳自赏、抱残守缺,作井底之蛙,只能成为坐井观天,成天闭门造车、削足适履,无数社会实践早已证明,犹如走入死胡同、步如死泥潭,在诸多的科学事实依据面前,这条路永远是走不通的,百尺之虫仍僵而不死,试图一再作最后的垂死挣扎,如此的对于学术研究深闭固拒,这只能说明他们已经是理屈词穷、黔驴技穷而已,他们明明是鼠目寸光,却偏偏妄想贪天之功,如此顽腐不化、无异于玩火自焚,他们的言行早已表明是穷凶极恶、恶贯满盈,虽罄南山之竹、书罪未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敢问试图以螳螂之臂、妄图阻挡发展的历史巨轮,可乎?蚍蜉又岂能撼动诸多的事实科学依据之大树也。

我们敬爱的江泽民同志也曾语中深长的告诫我们‘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嘛!我们敬爱的胡锦涛同志也曾提出,若离开了‘科学依据、科学社会实践、 科学规律’我们所谋求的可持续科学发展就势必犹如失去了航灯,随时都有可能触礁翻船的危险!习总特别强调,现行政策是否符合实际,是否维护群众利益,一切真理的唯一标准‘要靠实践来检验’如果某些仍怀有糊涂思想的个人和别有用心的组织,试图动不动妄想将个人的主观意识[意志]作为所谓的学术权威凌驾于科学社会实践才是检验一切真理的唯一标准之上,置诸多的科学事实依据与科学规律于不顾,其结果只能是形同’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临阵磨枪、临渴掘井,有病乱投医,敢问能不败乎?如果再不及时改玄更张,杀鸡取卵、竭泽求鱼、劳民伤财,破坏我们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高消耗我们的自然资源、高浪费我们的社会资本、粗放型发展模式将会更加日趋恶化,如果一昧的墨守尘规、画地为牢、作茧自缚,一再拒绝能够不断保持生命活力的新鲜血液,这个自身机体也就只能日趋衰弱走向灭亡了,只有勇于走出思想的峡谷,才能感觉到真正的天高地阔,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游,小平同志指出的‘只有发展才是硬道理’社会发展的巨轮永远不会止息,发展的历史洪流谁也无力阻挡,应该勇于成为搏击新时代浪潮的弄潮儿。我们应该不断的继承、丰富和发展中华民族的一切先进思想文化、大大胆的借鉴全人类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我们只有勇于层上高楼,才能有望望尽天涯路。

我们纪念魏征,就是应该不断的继承、丰富和发展她敢于犯言直谏、为坚持真理、不畏权贵、刚正不阿、高风亮节的崇高品德 。魏征一生著述颇丰;曾主修[群书治要]、[晋书]、[隋书]以及他给唐太宗李世民的数十万言的奏疏,无疑都是我中华民族弥足珍贵的历史文献,乃至于全人类优秀文化遗产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更需要我们深入的发掘魏征以及其他具有代表性的珍贵文献,使其不断的得以继承丰富和发展;展望未来,我们任重道远。

《群书治要》是唐太宗李世民(公元五九九年--六四九年)于贞观初年下令编辑。太宗十八岁随父从军,起义平定动乱的社会,戎马倥偬十余年。二十八岁即帝位后,偃武修文,特别留心于治平之道,休生养民。根据《新唐书》记载如下:

太宗欲知前世得失,诏魏征、虞世南、褚亮及德言裒次经史百氏帝王所以兴衰者上之,帝爱其书博而要,曰:“使我稽古临事不惑者,公等力也!”赉赐尤渥。

《群书治要》一书,整理历代帝王治国资政史料,撷取经、史、诸子百家中,有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精要,汇编成书。上始五帝,下迄晋代,自一万四千多部、八万九千多卷古籍中,博采典籍六十五种,共五十余万言。书成,如魏征于序文中所说,实为一部「用之当今,足以鉴览前古;传之来叶,可以贻厥孙谋」的治世宝典。

唐太宗在读《治要》后,在《答魏征上〈群书治要〉手诏》中感慨道:“朕少尚威武,不精学业,先王之道,茫若涉海。观所撰书,见所未见,闻所未闻,使朕致治稽古,临事不惑。其为劳也,不亦大哉!”唐太宗特令缮写《治要》十余部,分赐太子及诸侯王以作从政龟鉴。贞观九年,唐太宗再次总结阅读《治要》时感受说:“手不释卷,知风化之本,见政理之源”(见《贞观政要》)。由此,可知唐太宗及其群臣之所以将《治要》作为创建贞观“盛世”依据的道理了。

如此珍贵的一部典籍,然因当时中国雕版印刷尚未发达,此书至宋初已失传。所幸者,此书经由日本遣唐使带到日本,从此被日本历代天皇及皇子、大臣奉为圭臬,成为学习研讨中华文化的一部重要经典。据日本尾张国校督臣细井德民在天明五年刊印《群书治要》时写的考例中记叙,早在公元13世纪日本镰仓幕府第五代武将军北条实时(亦称金泽实时),因其“好居书籍”,故在发现《群书治要》后,请中秘书写“以藏其金泽文库”,《群书治要》因此得以传世。后来,此书归德川家康,他在得到这个本子后,曾于1616年(日本元和二年)正月命令用活字排印。但此时的《群书治要》已经缺失卷第四、卷第十三和卷第二十,残存四十七卷了。半年后,《群书治要》印成五十一部,每部凡四十七册。不幸的是,此时德川家康突然去世,印本只是分赠给了德川家康的后裔尾张、纪伊两家藩主。事实上等于没有公开发行,所以流传在外间的不多。1781年,也就是日本天明元年,尾张藩主家的大纳言宗睦,有感于《群书治要》未能流布,便从枫山官库中借得原“金泽文库”藏僧人抄本《群书治要》,重新校刊。1786年(日本天明六年)重印本告成,分赠诸藩主和各位亲臣。这就是今天流传于世的天明本《群书治要》。

1996年春天,此文开始写的这个晚上,符浩先生正在焦急等待着一位日本皇室成员送来《群书治要》的影印本。终于等来了,当他看着满满两大箱《群书治要》影印本时,这位80岁的老人,激动得说不出话来。第二天,符浩先生将装着《群书治要》的两只大木箱空运回国。此后,符浩在北京寓所潜心阅读《群书治要》,一天,同是陕西老乡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习仲勋见到符浩,符浩将得到《群书治要》的事情告诉了习仲勋。习仲勋听完立即要求送几卷到他那里,他读后,告诉符浩,应该尽快组织人对这部千古奇书进行断句、标点、校对、翻译,让这部著作成为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参考。符浩遵照习老指示,积极物色能够担当此项工作的人选,这时候,他想起一个人,他的礼泉老乡‘吕效祖’。

吕效祖,与符浩几乎同岁,是陕西著名的唐史研究专家。这位耄耋老人,在接到符浩要他编译《群书治要》的电话,不顾年老体衰,欣然应允。 《群书治要译注(套装全10册共50卷)(全注全译繁体竖排版)》根据天明本《群书治要》、元和本《群书治要》整理校勘,并对字词进行详细注解、对原文和注文都进行了白话翻译。由原陕西省教育志主编、陕西魏征研究会会长吕效祖同志任该书总策划、同时任主编,对《群书治要》的译注工作是一项艰苦的工程。首先要对原书逐句标点断句,再对每句话进行校对翻译。吕老此时已经80岁高龄,身体衰弱,视力极差。而原书影印本字迹模糊,很难辨认。但吕老不顾年迈,夜以继日,终于在两年后完成全书的断句工程。此后,又开始对原文进行白话翻译。由于[孙武兵法]八十二篇被某些所谓的学术权威非法压制,吕老因是当事人之一,所以她所整理断句的《群书治要》也受到了牵连、因而出版屡屡受阻,吕老在不得已情况下,前往习老寓所求助,得到了习老夫妇亲的切接见,并对吕老的工作给予高度肯定和大力支持,且亲自提词。‘古镜今鉴”。

为响应习近平同志提出的领导干部要学习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以学益智,以学修身的号召,2013年3月15日,中共中央党校《群书治要政治伦理思想研究》课题组、国际儒学联合会、尼山圣源书院在中央党校联合主办“古镜今鉴 为政以德”——《群书治要》座谈会。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著名高校,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防大学、国家宗教局、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北京市委党校、国际儒学联合会等国家机关、教育科研机构和社会团体的2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座谈会由中央党校哲学部刘余莉教授主持。与会者围绕《群书治要》畅开言论,旨在为当今政治之良性运行提供历史经验与教训,以期达到政通人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值得欣慰的是[古镜今鉴]已于2009年01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正式出版, 习仲勋曾题词 《群书治要》已列中央党校读物和必备教材。同志们;只要我们所有中华儿女始终能够同心同德,是任何艰难困阻也无法阻挡的,我们非常深信,只要我们能够众志成城、同舟共济,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梦想也一定能够早日实现。

论魏征的历史文化传承与社会的科学发展

甲午仲春、二零一四年、三月二日、十八时许

陕西魏征研究会特邀研究员、西安古兵学研究会研究员谁园野人、晚生戴文敬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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