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新疆张格尔叛乱:西方借贵族扰乱边疆

19世纪上半叶是清朝走向衰落的时期,国内统治腐败,民族矛盾尖锐;外有西方列强觊觎,边患日亟。张格尔叛乱即是在这一背景下发生的。张格尔叛乱是该时期发生在新疆地区的一次重大的政治事件,是英国利用浩罕政权和流亡国外的喀什噶尔贵族后裔发动并为其侵略目的服务的一场叛乱。这一事件具有复杂的国际国内因素,是西方殖民者对边疆地区侵略的开始,折射出早期殖民侵略的特点。

清初,新疆地区再次统一于中央政权之下,成为清朝的一个统治区域。但新疆远离清朝统治中心,且为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自清朝统一新疆以后,就陆续发生了几次叛乱与起义:清初发生了大小和卓叛乱,随后又相继爆发了乌什暴动和孜牙墩事件。此后仅隔5年便爆发了张格尔叛乱。这次叛乱起于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息于道光七年(1828年),前后历时8年。与以往暴乱相比,张格尔叛乱有着截然不同的性质和新特点。

就其性质而言,张格尔叛乱是被外国殖民势力利用的少数民族贵族叛乱,而与以往几次少数民族一般群众反清事件的性质有所不同:1757年发生的大小和卓叛乱是维吾尔族封建主企图建立一个独立的伊斯兰教封建汗国的活动,小和卓霍集占曾说“莫若与中国抗争,地方险远,内地兵不能即来,来亦率皆疲弊,粮运难继,且近地并无强邻,收罗各城,可以自立”。乌什暴动和孜牙墩事件则是由于当地人民为官员苦累而反抗清朝残酷统治的起义,是清朝民族政策失当所致。而张格尔叛乱的背景、目的却不是这样。建立割据政权等只是张格尔叛乱的目的之一,并不能全部揭示张格尔叛乱的实质。19世纪中叶新疆地区正处于动荡不安之中,政治腐败,经济混乱,回民对清廷驻新疆官员的残暴和腐化充满愤恨和不满。而张格尔抓住这一时机,以宗教为旗号发动叛乱。在叛乱中,他勾结浩罕和英国势力,使这次叛乱蒙上了殖民侵略的色彩,揭开了外国殖民势力利用和卓后裔入侵新疆的序幕。这一新特点充分反映了张格尔叛乱的性质具有两面性,即它不仅是少数民族贵族叛乱,还是外国殖民势力借助少数民族贵族叛乱发动的殖民侵略。 英国在张格尔叛乱中所起的作用十分明显,不仅在军备物资上给以帮助、从战略战术上加以指导。还利用了浩罕对新疆领土和财富的欲望。英国的殖民侵略目的不同于浩罕,19世纪初英国已进入商业资本主义阶段,需要更为广阔的世界市场。它所觊觎的不仅仅是一个新疆,而是妄图打开中国西北大门,以新疆为据点向中国内地侵略。另外,鉴于英、俄、法等在中亚的争夺英国急需将天山南部置于自己的势力之下,为其在印度的统治建立一道屏障。为达到这一目的早在19世纪初英国商人便以贸易为借口进行特务活动,探测道路、绘制地图,以期进行更深入的侵略,但这些间谍活动均被新疆人民识破而遭到驱逐。在直接侵略遭到抵抗的情况下,英国转而寻求其他方法,也就是选择一个代理人以减小它进入新疆的阻力。这一代理人的角色最终落到了张格尔的身上。于是当张格尔发动叛乱时,英国便从各方面给予支持。首先,“张格尔是在英国人的援助之下组织和装备军队的。他的军队中的教官也是改著东方服装和自称为和卓的英国人。”张格尔叛军攻打喀什噶尔时便有英国人参与:“喀什噶尔现有该族人(英国人--笔者注)二十人,内五人寸步不离和卓并支配其一切行动,自称和卓并著和卓服。……此等英人……在该地唆使张格尔和卓兴起此事,与之进入喀什噶尔城。”可见英国不仅派人帮助张格尔训练军队,还监视、支配张格尔部队的行动。此外英国还不惜在军备物资上给张格尔以援助。道光七年(1927年)浑河之战中,张格尔挖掘战壕三道,叠筑土冈一道,冈上筑有空穴,排列大小炮位等等。这种近代战术及强大火力的应用无疑出自英国的大力支持。

浩罕参与支持张格尔叛乱首先是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清朝时期的浩罕是中亚三大封建汗国之一,地处费尔干纳盆地,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土膏沃饶,物产丰富,又处在中亚与中国贸易要道上,经济实力发展迅速。因新疆天山南北地区物埠民丰,浩罕与新疆早有贸易往来,浩罕商人的足迹遍及天山南北。清廷也在贸易方面给浩罕许多优惠:“回疆自开辟以来,奏定章程外夷货物入卡贸易,每三十分抽税一分,……甚至从前浩罕货物进卡,经不知大体之人苟求无事,畏葸迁就,全行免税。”随着国力增强,浩罕开始谋求贸易免税权,以从中赚取贸易差额以充实自己的财政收入。那彦成也称“(霍罕)包揽别部落货物一律请免,从中渔利侵肥,藉以夸耀别部。”因此到张格尔叛乱时,浩罕便暗中策划甚至直接出兵帮助张格尔作战。除贸易免税之外,新疆丰富的物产也是浩罕垂涎已久的。《伊米德史》记载:“(浩罕)一位大臣说:'如果喀什噶尔城被攻破,那么和卓们多年收藏在那里的珍宝会被一掠而空。'”垂涎新疆的大批财富也是浩罕入侵的经济原因。此外,浩罕还想通过参与张格尔叛乱实现自己扩展领土的要求。道光六年张格尔久攻喀城不下,“复求助浩罕入寇,约破西四成,子女玉帛共之,且割喀什噶尔筹其劳。”这一条件除允诺给浩罕丰厚的物质利益外,还答应了它扩张领土的要求。于是浩罕汗“自将万人至,……自督所部攻喀城,”进行直接的武装侵略。浩罕军队之所以急于攻城,一是图谋城中的大量财富,二是想以喀城为中心建立傀儡政权,以取得对南疆的控制权。但浩罕军队实力不够,难以攻下喀什噶尔城,不得已退兵。浩罕军队退出新疆时所滞留的二千余士兵被张格尔置为亲兵,成为张格尔叛军的核心力量。攻破四城后浩罕兵尽得府库官私之财,强迫当地回户纳贡,并将在西四城所搜刮的大部分财富运往浩罕。

单从浩罕与张格尔叛乱的关系看,浩罕的入侵并非殖民侵略。但从当时的整个局势来看,浩罕的入侵又与英国殖民侵略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19世纪早期英、法、俄等殖民主义国家就已经将侵略目光转向中亚,他们利用各种手段扩充自己在中亚的势力。对中亚人民来说“不管(从欧洲)到来的是商人、传教士还是公使,一般说,他们的到来都预示着某种形式的欧洲保护国的建立。”在这场殖民势力的角逐中,英国的势力最为强大。“从公元1820~1842年期间,英国间谍穆尔罗弗特、鲍里斯、武德、斯托达尔特和科诺利,通过各种途径,潜入这一地区。英国不止一次利用圣战为口号联合中亚三个汗国反对俄国。”俄国为使自己的势力与英国相抗衡也致力于对浩罕的争夺。在两个强大的殖民国家的夹击中,浩罕不能不受到影响。虽然浩罕支持张格尔叛乱是出于自身政治经济利益的考虑,但它直接出兵也受到英国殖民势力的鼓动。可以说张格尔叛乱是英、俄企图利用被入侵国的代理人和第三个国家实施殖民侵略的尝试,是1867年英国支持浩罕军官阿古柏在新疆建立侵略政权的先声。

综上所述,张格尔叛乱所依靠的力量主要来自浩罕和英国。他们不仅在战略战术、军备物资上给张格尔以帮助,而且还直接公然出兵进行侵略。这足以说明张格尔与浩罕、英国的关系:外国侵略者支持策划张格尔叛乱以进行侵略活动,而张格尔只是他们实施侵略方案的工具。因此,张格尔叛乱不单单是一次少数民族贵族的叛乱,它有明显的外国殖民侵略的因素,是外国殖民势力利用少数民族贵族分裂中国的一次举动。

由于张格尔叛乱事件的复杂性:既有民族矛盾,又有与邻国之间的矛盾,以及西方殖民势力的介入,带有浓厚的殖民侵略的色彩,所以清廷对这一叛乱的举措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其对早期殖民侵略的态度。从道光帝处理这件事的得失中,我们也许可以看出清朝日后最终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原因所在。

从内部防御来看,清朝的边防意识薄弱。清廷在平定张格尔叛乱中首先遇到的困难是西部四城军事布防和军队集结的问题。1826年9月,仅月余,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叶尔羌、和田等西四城全部陷落。由浩罕、英国支持的叛军之所以能很快攻破西四城,其原因在于西四城边防力量过于薄弱。通常清廷在天山南北驻防约二万人,但只有四分之一驻守天山南部,且大部分是守屯的绿营兵。

新疆是中国的西北门户,理应设重兵把守。但天山南路驻防的兵力仅四千余人,官兵还担负着屯田与巡检的任务。西四城向来只有换防而无驻防之兵,这使官兵对周边环境极不熟悉。面对被张格尔用宗教煽动起来的民众,清廷守军根本无力迅速集结。清朝兵力的严重缺乏和军事部署的失误,是张格尔叛乱能够持续8年之久的主要原因之一。为弥补在兵力上的缺失,清廷调集陕甘驻兵、黑龙江、吉林、四川等地的军队近四万人,集结于阿克苏,并先后从乌里雅苏台、伊犁等地调拨牛、驼数千以保证军需后勤的需要。在天山南部军事部署上清廷也进行了重新安排。首先,移参赞大臣于叶尔羌,以此为中心,面向西部建立环形防线。其次,加大驻防兵力,以供调遣。“其防兵之数,请于西四城六千额兵之外,再酌留伊犁骑兵三千,陕甘绿营兵四千,计新旧兵额万有二千。”这些措施从军队数量上充实了西北边防,有利于边防安全。但是仅从数量上加以扩充而不从实力和军备上加以完善并不能切实地提高军队的战斗力。而且外调军队数量的增多带来众多问题,如军粮一项月耗一万五千石,运费十余万两。这势必加重人民的负担,使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更加激化。

从对外关系看,清朝缺乏对周边形势的了解。平定张格尔叛乱前后,清廷在与浩罕的关系及对待入境安集延人的问题上采取了严厉措施。张格尔在叛乱中曾受到内地安集延人的响应,“今其种类(安集延人)久在卡内贸易,深知虚实,往来交接,声息相通。张逆,……藉流寓之安集延为腹心,一经变乱,遂成瓦解。是张逆之变……亦由于安集延内外串通,遂敢鸱张。”平定了张格尔叛乱后,清廷便对居留新疆地区的安集延人采取严厉的措施以断绝其内外勾结,这些措施主要包括驱逐内地安集延人,没收其私囤的大黄、茶叶,符合条件的居留者只准务农,不许经商。另外清廷还下令闭关罢市、断绝与浩罕的贸易,“严禁茶叶、大黄出卡,以窘其生计;逐内地流夷,以断其耳目;收抚各布鲁特,以剪其羽翼,待其款关求贡而后抚而用之。”清廷所采用的这些措施虽然能减少浩罕内外勾结,起到肃清边防的作用,但是不分良莠、未加区别地尽逐内地流夷,没收他们的财产势必加剧与安集延人的矛盾,使“安集延流寓各夷愤怨报复……贼率万余围攻喀什噶尔、叶尔羌,焚掠回庄”。[13]这些措施并没有巩固边疆的安宁,反而引起了更多的边衅。随后的玉素普之乱及几次和卓入卡皆是由此引起。清廷所采取的尽逐内地流夷、没收其财产的措施也影响了当地人民的贸易,给人民的经济生活带来重大的损失和不便。

从清廷对待张格尔叛乱所采取的举措可以看出其基本方针是妥协退让的,统治者是抱着息事宁人的态度来处理外交关系的,这就为近代中国引发了更多的边衅。尤其是清末统治者往往为了求得边境的安宁而放弃对边境的开发和管理。应该说,客观上的国势衰微与主观上的妥协退让将近代中国推向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境地。张格尔叛乱显示了清朝中期以后诸多社会矛盾的交织:清政府内无治国良策,外无御敌之兵,却盲目自大,对边疆危机认识不足。面对来自西方殖民者的入侵,制定不出切实有效的守边之策,处置失当,付出了惨痛代价。

张格尔叛乱是发生在18世纪初的一次边疆危机。这次危机虽然让清朝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同时也促使了清政府内部有识之士对边疆问题的进行深入的认识与思考,并推动了清朝在西北边疆推行了一些行之有效的举措。 其一,建立有效的行政机构,强化中央对边疆的有效控制。张格尔叛乱之后,如何安置西四城成为朝野关注的重点。因为西藏在土司制度的管理下取得了一定的成效,部分官员建议仿土司分封制统治西四城。但在众列强环伺天山南部的情况下,这一措施无疑是将西四城拱手让人。玉麟认为“西四城为东道藩篱,南八城为西陲保障,即前后藏及西北沿边蒙古番子部落皆赖以巩固。若西四城不设官兵,仅令回人守土,诚恐回性无恒,又最畏布鲁特强横,转瞬即为外夷所有,则阿克苏又将为极边矣。”“以形势论,唇亡则齿寒;以地利论,喀什噶尔、叶尔羌、和田三处为回疆殷实之区。”因此以玉麟为首的官员主张坚守天山南部诸城。道光帝在权衡利弊之后否定了土司分封的意见,而将西四城置于清廷的直接管辖之下,向西四城加派官吏、增加驻军、调整军事部署。这些措施较以前更为有效地保持巩固了西四城的安定,维护了西北边疆的安全,无疑是正确的。但清廷在西四城的改革并不彻底,如仍旧实行军府制、伯克制,仍将西四城及天山北部广大边疆地区视为内地屏障与藩篱,而未将天山南北看作与内地诸省同等重要的行政区域,没有强化对此地区的有效行政管理。

值得注意的是此时就有人提出了彻底解决新疆问题及新疆建省的建议,那就是龚自珍。他认识到西北边疆在国家安全中的重要作用,于1821、1829年分别写成了《西域置行省议》和《御试安边绥远疏》两篇政论文章,强调新疆建省和废除伯克制的必要性。他的建议指出了解决新疆问题的方向,在当时有识之士中引起了共鸣,魏源、左宗棠也纷纷主张新疆改设行省。这一措施虽未被采纳,但它适应了当时的形势,显露出朝廷中有识之士管理新疆问题的战略眼光。时隔五十年,在清廷平定阿古柏入侵势力后,新疆建省终于得以实现。

其二,整饬吏治,注重民心,采取正确的民族政策。张格尔叛乱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不可否认它是在外国殖民势力支持下发生的,甚至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外国殖民势力的扶助。但是这并非是这场叛乱发生、持续的惟一原因。新疆远离清廷统治中心,居民且多为少数民族,“回户赖其休息,仰朝使如天人”。这种环境使得清廷在新疆的统治无法受到严格的监督,往往产生官绅勾结的现象。在《西域闻见录》中曾记载:“喀什噶尔岁敛普尔钱八九千缗,叶尔羌岁敛普尔钱万余缗,和田岁敛普尔钱四五千缗,又土产、毡裘、金玉、缎布赋外之赋,索需称是,皆章京、伯克分肥,而以十之二奉办事大臣。”从这段史料可以看出新疆各级官员搜刮百姓的程度,百姓深受其苦已到了官逼民反的境地。官员的淫虐和索取无度引起了回民的愤恨,反清呼声越来越高,而张格尔恰巧利用了这一时机,宣传自己施仁政从而骗取民心,为其叛乱做好了准备。一面是清廷官员无情的剥削,另一面是和卓贵族“热情”的允诺,煽动之下,民众的心便倒向了和卓贵族一边。因此张格尔所率的叛军在南疆时,“内地回户多为其耳目,官兵往捕辄遁”,给清军讨伐叛逆带来了很大的困难,以致在平定叛乱时不得不实行安抚政策。面对张格尔叛军的暴虐统治,清朝的安抚政策逐渐起到了作用,各布鲁特前来投诚。这才使得叛军的实力大大削弱,为彻底平定叛乱创造了条件。

新疆是少数民族聚居之地,存在同一民族跨国而居的现象。清朝初期,为处理好与少数民族的关系,统治者吸取历代的经验,制定了“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的民族政策,对于快速建立起清朝在新疆的统治、保持边疆的基本稳定起了积极的作用。张格尔叛乱平定后,清朝又采取了一些安抚民心的举措。那彦成在处理善后事宜时,先收抚了原来逃亡、服从浩罕的布鲁特以削弱浩罕的势力;又与位于浩罕西南、一向与浩罕为仇的达尔瓦斯部布鲁特取得联系,形成对浩罕的两面夹攻之势。各布鲁特回归清朝之后,“那彦成又将卡外实在出力的布鲁特18部43头人,分别劳绩资格酌定自二品至五品顶翎。”对他们予以奖赏。这些措施在短时间内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是由于道光帝的反对,这些措施没有完全地实行下去。道光九年,统治者以“国家无此政体”为由将此措施完全推翻。

其三,调整与邻国的关系,严防西方殖民势力。随着张格尔叛乱的平定,清朝与浩罕的关系日渐好转。在经历了几年的战争后,两国于道光十年(1831年)达成和解。浩罕依仗自己在中亚的军事实力,提出“于通商外,要求免税,并给还前所抄没财产,较前次所求反奢。”面对这些条件道光帝下谕“许该夷仍旧通商,其茶叶、大黄俱在所不禁,并免其货税。”1832年又准许浩罕在南八城设收税官管理贸易及这些地方的行政、警务事宜。“浩罕大喜过望,遣使来,抱经盟誓,通商纳贡。”至此两国间的关系暂时趋于平和。

张格尔叛乱是19世纪早期中外势力的一次交锋。同为封建国家、但国力逊于清朝的浩罕一度攻入新疆,这足以说明清朝在内政外交上存在严重的缺陷。清廷自恃天朝大国将眼光局限于华夏九州之内,全然不顾世界上正在发生的巨变。对西方殖民者与浩罕和张格尔勾结缺乏了解;在对待外敌入侵时,战和不定,反复无常。作为一个面积数百倍于浩罕的封建大国,却输给一个弹丸小国,这不能不说是正在衰落中的大国的悲哀。而它对英国侵略所作出的迟缓反应就真正显露出清朝在外交上的落后。它没有看到英国侵略不同于浩罕的地方,延误了防御外敌入侵的最好时机,也加剧了后来的一系列边患。

19世纪是殖民主义国家聚焦于东亚和东南亚的时期,张格尔叛乱只是英国对古老东方的一次窥探,是它全面入侵的探路石。英国在新疆侵略得逞后又将侵略势力深入西藏等地。与此同时,沙俄也不断扩张它在新疆的势力范围并从经济利益和政治权益等方面提出不合理要求,迫使清政府与之签定了《中俄瑷珲条约》、《北京条约》等,致使中国新疆丧失大片领土。如果清廷在殖民侵略之初能防患于未然,就可以将殖民侵略所带来的危机减少到最低限度。

其四,由海防的研究转向边防的研究,重视西北边疆史地。嘉庆年间以前,由于沿海存在着西方殖民者的骚扰,清政府重视海防,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海防体系。由于中国特殊的地理环境,“历代备边多在西北。”特别是嘉庆以后,由于中亚和俄国的变化及民族问题的凸现,清朝不得不将治边重点放在西北边疆。

张格尔叛乱平定后,晚清士大夫日益重视对边疆地理政治的研究,发展成为19世纪中期经世思潮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经世致用的思潮日益深入人心,思想近代化的倾向日益显著。龚自珍、魏源、姚莹等有关边疆地理的论著纷纷问世,关于西四城设防及新疆建省的建议亦在此时被提出,顺应了时代发展的潮流,为清朝巩固边疆和抵御外辱提供了必需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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