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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得志(1911-1994),原名杨敬堂,湖南醴陵人,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自1928年参加湘南起义的工农革命军第七师,杨得志开始了他半个多世纪的军旅生涯,从一个农家子弟成长为我军一代名将,为革命事业立下了汗马功劳。他在红军时期的传奇经历已经成为人民军队发展壮大时期的一个缩影,久为世人所津津乐道。

第一支枪的来历

参军后,杨得志在红七师当师部通信员,很快便调到师属特务连三排七班当战士。当时,由于条件艰苦,只有战斗连队才能发枪。杨得志以为终于可以打枪了,到七班后,七班长却只发给他一个梭镖头。杨得志认为班长有意不给他发枪,生气地没有接那支梭镖。七班长见状,集合了全班同志。结果杨得志发现,原来包括班长在内,大家手中的武器全是梭镖和大刀。

湘南暴动开始后,杨得志参加了他平生的第一次战斗。战斗开始前,杨得志告诉班长说:他要靠梭镖来缴两支“汉阳造”,一支给自己,一支给班长。

夜里,杨得志所在部队向敌人发起偷袭。仗一打起来,杨得志发现一个拖着步枪逃跑的敌人,就追了上去,缴了敌人的枪。但仔细一看,他缴获的这支枪根本不是“汉阳造”。杨得志正在审视自己缴获的枪时,一个战友叫他赶紧去班长那里去。杨得志来到班长身旁时,发现班长已经身负重伤。班长见到杨得志到来,已经没有力气讲话,只是指着身旁的一支枪。杨得志顺着班长手指的方向望去,发现那里放着一支“汉阳造”。

几天后,杨得志背着班长用鲜血换来的“汉阳造”,踏上了去井冈山的路。

在“管理”岗位上

1932年初,任红十一师炮兵连连长的杨得志调到红四十五师任管理科长。对于红四十五师的首长,他一个都不认识。只知道师长叫寻淮洲。

到了红四十五师师部,有人告诉杨得志:师政委要找他谈话。他来到一间低矮的民房前,刘政委把他让到屋里。刘政委让杨得志坐下后,他才注意到屋里还有一个人。这人年纪不大,看上去顶多20出头,个头很矮,他坐在桌前,手里握着支红蓝铅笔,在一张纸上乱画。

刘政委问杨得志:“听说你不太乐意做管理工作?”杨得志告诉刘政委:自己想留在连队打仗,因为管理工作婆婆妈妈的事多。

刘政委听杨得志讲完,对仍然低着头在纸上乱画的年轻人说:“你谈几句吧,师长!”听刘政委喊他师长,杨得志大吃一惊,“霍”地站起来。

寻淮洲放下手中的笔,一边让他坐下,一边说:“管理工作不好干哪!你知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这句话吗?粮草先行,为的就是兵马要动。政委要我讲,我就讲四个字:你得干好!”说着他又在杨得志肩膀上拍了两下,重复道:“你得干好!”

于是,杨得志走马上任,虽然尽心尽力,也有遭埋怨、受白眼的时候。有一次,部队移防前,他带着一个管理员提前到宿营地号房子。那天,他们把师特务连的住处,安排在一所祠堂的走廊上。本来,走廊比较宽,两人又专门铺上稻草,边上再用木板挡起来,觉得很不错了。谁知,部队到达前下了一场大雨,把走廊、稻草都打湿了。杨得志和管理员正在为难,部队冒雨赶到了。特务连长听说连队要宿在这水淋淋的走廊上,很不高兴,就对部队喊:“把稻草扔到外面去!”战士们按他的命令,往院子里扔稻草。

杨得志赶上去,提醒他注意影响,但被对方抢白了几句。一气之下,杨得志跑到师长寻淮洲那里辞职。但寻淮洲却说:“听说过‘宰相肚里能撑船’这句话吗?我们不是封建朝廷的官,我们是共产党员。肚子里撑不下船,还盛不下几根稻草呀?”一席话犹如醍醐灌顶,让杨得志立刻表示愿意安心工作。

全凭脑子“储存”的学习

1936年6月1日,陕北安定县(今子长县)瓦窑堡旧庙堂前红旗招展,“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简称“红大”)第一期开学典礼正在举行。这时,作为红二师师长的杨得志,论战功完全够资格进入“红大”学习。不过,他正挥戈奋战在西征甘肃、宁夏的战场上。听到许多老战友进入“红大”学习,他内心非常羡慕。

1937年1月19日,为适应抗日形势发展的需要,中央军委决定将“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迁到延安继续办学。于是,原来计划的“红大”第二期,自然而然地称为“抗大”第二期。就在1月底,杨得志接到上级命令:到红一军团部带领一批干部,到延安“抗大”学习。到了军团部,杨得志才知道:参加这次学习的五六十位干部,都是参加过长征的老同志,带队的是他和陈赓。

第二期开学不久,副校长刘伯承来校讲话,他风趣地对大家说:“我们这个学校的名字叫做‘抗日军政大学’。同志们,我是上过大学的,而且是在外国上的。毛主席问过我,说:我们的这个大学可不可以和人家的大学比呢?我说可以比,硬是可以比来。他们有宽敞的教室——大得很来——我们没有;他们有漂亮的教学用具——我说的不只是桌椅板凳噢——我们没有;他们有许多教授——大名鼎鼎来——我们呢?有!毛主席就是头一位嘛!周恩来同志就是嘛,他可是吃过面包的来。还有朱德同志和好多老同志都是嘛!你们在座的不少同志指挥过不少漂亮的战斗,也可以当‘教授’嘛!怎么不可以呢?完全可以嘛!我们还有他们根本没有的,那就是延安的窑洞。所以那天我对毛主席说:我们这个学校也可以叫‘窑洞大学’嘛!你们同意吗?”

杨得志等人以热烈的掌声回答了刘伯承。

“抗大”住窑洞,露天上课,背包当凳子,膝盖当桌子,这些困难对于杨得志,都算不了什么;但对于他来说,文化和理论基础差是最大的困难。杨得志曾回忆说:“那时没有教科书,讲义也极少,每队有几份,大都是油印在又黄又粗的纸上或者是标语口号纸的反面,有的字刻得潦草,难认得很。有时教员讲半天,有些记不下来,只得全凭脑子‘储存’。”

面对这些困难,杨得志也有对抗的办法。他放学后凭借记忆力强,把课上的知识马上抓紧时间复习,这样,课上的内容也就能随之消化。对于自己实在无法理解和记不住的,他就虚心向同学们求教,其中,陈赓和姬鹏飞是他问得最多的人。

杨得志认为,毛泽东的课最为生动形象。他记得,有一次,毛泽东给他们学员讲到促进国共合作一致抗日时,打了个十分形象的比喻:对付蒋介石,就要像陕北的农民赶着毛驴上山,前面要人牵,后面要人推,牵不走还得用鞭子抽两下,不然它就耍赖、捣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我们用的就是陕北老百姓这个办法,迫使蒋介石起码在口头上承认了陕甘宁边区政府,接受了一致抗日的主张。毛主席风趣幽默的讲话,不但把杨得志完全吸引住,以至于这堂课的每一个字,都深深地印在他的脑海里。迅雷军事网(夏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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