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名家的甲午殇思

120年前的中日甲午战争,就是压在中国人心中的一块大石头,今年,又逢甲午。中国,又被触痛。为了痛定思痛,为了痛定思痛,为了噩梦不再搅碎好梦;为了坎儿不致成为跨不过去的鸿沟;为了伤口不再被戳,为了流泪的人不再流血,为了流血的人不再流泪———新华社解放军分社与《参考消息》联合推出“军事名家的甲午殇思”大型专题报道,将连续刊发金一南、丁一平、皮明勇、肖裕声、罗援、彭光谦、孟祥青等一批军事研究领域名家大腕关于甲午战争的研究成果、心血文章。同时,新华网、新华社新媒体中心、中国新华新闻电视网及其手机电视台等也将同步展开集成报道。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军人的实践,军队的实践,从最根本上来说都是这两个字:战争。战争从来用血与火,对一支军队进而对一个国家作出严格检验。被甲午战争检验了的北洋海军,是一支什么样的军队呢?

官僚倾轧下的窘迫成长

当初筹建海军最力的人,后来腾挪海军经费最力。当初反对修园最力的人,后来别出心裁暂借、直拨、挪用、吃息筹资修园最力。

这种极其矛盾复杂的现象,还出现在李鸿章的反对派、光绪皇帝师傅翁同龢身上。他是甲午战争中激烈的主战派,也恰恰是此人,和平时期异常坚定地克扣、停发海军经费。翁同龢如此行事,既有多年与李鸿章深结的宿怨,更来自满族中央权贵对汉族封疆大吏的排斥。在翁同龢等一批满族权贵眼中,北洋水师是李鸿章的个人资本。削弱李鸿章,就要削弱这支舰队。“主战”与“主和”的争斗,不过是由承平延伸到战时的官僚倾轧。

斗来斗去,吃亏的只能是夹在中间的海军。在内外利害纵横交织的形势下,谁也不会将主要精力投入海军建设。一个政权将如此多的精力、财力用于内耗,无法有效迎接外敌的强悍挑战。 >>

失败绝不仅归于船速炮速

多种资料证明,北洋海军在一片承平的环境中,军风严重毒化。《北洋海军章程》规定不得酗酒聚赌,违者严惩。但“定远”舰水兵在管带室门口赌博,却无人过问。

大战之前,“定远”、“镇远”两艘主炮的战时用弹仅存3枚,唯练习弹“库藏尚丰”。一年前李鸿章已知此事,“令制巨弹,备战斗舰用”,却一直无人落实。不排除这种可能性:海战中二舰之主炮绝大部分时间内,一直在用练习弹与敌舰作战。 军风腐败的结果,战时必然要付出高昂代价。

越是艰难处境,越考验军风、军纪。北洋海军在威海围困战后期,军纪荡然无存。最后发展到集体投降。官兵“恐取怒日人也”不肯沉船,使“镇远”、“济远”、“平远”等十艘舰船为日海军俘获。显赫一时的北洋舰队,就此全军覆灭。 >>

牢记教训,而非掩埋教训

甲午之败,腐败使然。从慈禧、光绪到奕譞、李鸿章、翁同龢,再至丁汝昌、刘步蟾等人,可以算一下,在日本联合舰队开炮之前,有多少人参加了埋葬这支舰队的工作。他们的悲剧何尝仅是他们个人的悲剧。在政治腐败、军纪废弛的社会环境中,一切都因循往复,形成一个互为因果的恶性循环锁链:政权建立了军队,又腐蚀着它;军队维护着政权,又瓦解了它。在这一过程中,它们互为牺牲品。

对当今的军人来说,一个再大不过的教训就是:武器本身并不是战斗力,哪怕是再先进的武器。任何武器的效用,必须通过人及其组织去实现。从这一点上来说,北洋海军的失败实属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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