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理会谴责昆明严重暴恐案 公安部宣布成功破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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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理会谴责昆明严重暴恐案 公安部宣布成功破案

联合国安理会2日通过一项声明,“最强烈谴责”3月1日发生在中国云南昆明火车站的恐怖袭击事件。安理会用“毫不含糊”的声音对中国的反恐表达了支持。3日,中国成功破获这起严重暴恐袭击案,更多细节被披露,现场发现的“东突”恐怖势力旗帜等都表明,这起案件不仅仅是“中国政府定性的恐怖袭击”,而是按照任何国际标准都确定无疑的恐怖活动。但在一些西方媒体的报道中,“持刀攻击”才是“客观的事实描述”,这些媒体即使使用恐怖分子一词,也要打上引号。“德国之声”的评论甚至迫不及待地发出警告:“中国政府领导人以及中国人大代表最好能在今年的两会上想一想,铁腕政策是不是平息新疆、西藏、内蒙等地少数民族不满情绪的唯一办法?”西方的舆论霸权让他们的声音显得很响,但令人不齿的双重标准正在削弱他们的影响力。台湾《中国时报》质问一个否认“疆独”搞恐怖活动的学者说:“这不是恐怖攻击,什么才是?”

为昆明遇难者默哀

据新华社报道,3月1日晚发生在云南昆明火车站的严重暴力恐怖案,经公安部组织云南、新疆、铁路等公安机关和其他政法力量40余小时的连续奋战,已于3月3日下午成功告破。现已查明,该案是以阿不都热依木·库尔班为首的暴力恐怖团伙所为。该团伙共有8人(6男2女),现场被公安机关击毙4人、击伤抓获1人(女),其余3人已落网。英国广播公司转载这一消息时称,中国有关当局还说,在昆明火车站的杀戮现场还发现了“东突”恐怖势力旗帜等证据。

《环球时报》记者3日在昆明感受到警方为案件告破付出的努力。在维吾尔族居民相对聚居的昆明大树营村,《环球时报》记者下午2时左右在一家维吾尔族老板开的餐馆吃饭时,十余名武装警察进入餐馆内,挨个核对就餐者的身份证件。在礼貌地验证与核实之后,他们迅速地离开。这家餐馆老板很无奈地告诉记者:“现在的情景对于我们来说是有压力的。事件发生之前,我的餐馆有许多游客和当地居民,但现在吃饭的人至少减了一半。”这位维吾尔族大叔非常愤怒地说:“只有不正常的人才会做出那么伤天害理的事情!”约一个半小时后,《环球时报》记者在大树营村一家旅馆前遇到20多名正往外走的警察。他们是在核实入住客人的身份证件。本报记者离开大树营村时,看到一些警用车辆停在大树营村的出入街巷口,一些大巴车上坐着许多全副武装的特警。

昆明火车站的安全警备也已升级。较之一天前武警和特警相对固定站岗不同的是,3日的武警和特警组成了联合巡逻小分队,每个分队由8至10人组成,围着火车站周边进行巡逻。而火车站广场周边的武警和特警人数也不少,便衣也在增加。

哀伤的情绪这两天笼罩中国。《纽约时报》3日描述说:夜幕降临,数百人来到昆明火车站,点亮蜡烛,摆上白菊,这种花在中国是哀悼的象征。一名50岁的卡车司机说,“谁会这么残忍地杀害无辜民众,我真的想不出来。”他说话的时候,一群铁路员工正在收拾遇难者的行李。其中有一些彩色背包,以及通常属于农民工的塞满东西的编织袋,还有一辆装有辅助轮的儿童自行车。

3日下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开幕式上,与会者为昆明暴恐事件的遇难者默哀一分钟。

新加坡《联合早报》3日称,恐怖分子挟持普通民众为人质,以殉道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真实或想像的受压迫情绪,他们想冲击的是在北京举行的“两会”,下手的地点是昆明,受害者是平民,这是恐怖主义残忍、不理性、又不公义的地方。不过,这也是当前中国需要面对的诸多棘手现实之一,发生在“两会”前夕的这次恐怖主义袭击,恰恰凸显了中国的治理难度与复杂性,也反衬出新成立的国安委之任重道远,中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之重要。

安理会声明言辞“毫不含糊”

美国《纽约时报》3日报道称,联合国安理会发表声明谴责昆明的恐怖袭击。这一声明的言辞“是毫不含糊的”:安理会成员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2014年3月1日在中国昆明火车站发生的恐怖袭击事件。该事件已造成无辜平民多人死亡和受伤。安理会向这起令人发指的恐怖袭击受害者及其家人以及中国人民和政府表示最深切的同情和慰问。

《纽约时报》之所以用“毫不含糊”来形容安理会的声明,是因为西方社会对待发生在昆明的恐怖袭击立场含糊,一些政府虽然对事件表示谴责,却不愿把事件称作是恐怖行为,比如美国驻中国大使馆中文微博的说法是:“美国谴责这一可怕且毫无意义的在昆明的暴力行为。”一些西方媒体更是在报道标题中用“持刀攻击”描述事件,不少媒体还给“恐怖分子”这个词打上引号。有中国学者对《环球时报》表示,安理会的声明将发生在云南昆明火车站的事件定性为“恐怖事件”,体现了国际社会的正义声音。

在中国外交部网站上,这一声明的具体形式是“安理会主席新闻谈话”。据《环球时报》记者了解,根据安理会工作方法,安理会主席新闻谈话是安理会15个成员国对外表达立场的正式方式,体现了安理会成员国的一致立场。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刘结一大使说,中国是恐怖主义的受害者。事件发生后,安理会迅速发表上述主席新闻谈话。这充分体现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反恐工作的坚定支持,以及加强合作将恐怖分子绳之以法的坚强决心。

台湾也有学者全盘接受西方的歪曲论调,称用恐怖分子形容“疆独”,是中国大陆的片面说法。台湾《中国时报》3日的评论质问说,“疆独”分子在昆明火车站见人就砍,“这不是恐怖攻击,什么才是恐怖攻击!”该评论说,国际通行的恐怖活动定义是:以残酷、恐怖手段追求政治、宗教、意识形态等目的;不惜一切进行暴力活动;制造恐怖;刻意以平民为目标,或完全不顾平民安危。该文称,作为一个还没有高铁的城市,有钱人可以搭飞机或开汽车旅行,而当晚在昆明火车站的人群,是扶老携幼的返乡家庭、准备夜宿火车站的贫苦民工,还有来自各地的背包客,重伤与被砍死的,多半是保护小孩跑不快,或已跑不动的老弱妇孺。这些无辜百姓,何来迫害了维吾尔族人?何时参与了治疆的决策,不过求个一家团聚、三餐温饱,就命丧刀下。“这难道不是恐怖攻击?还是只要发生在大陆的砍伤平民行动,都不算是恐怖攻击?”

女恐怖分子带来的挑战

美国《华尔街日报》称,昆明发生“持刀袭击事件”,有分析人士说,这标志着在穆斯林的主要聚居地西北长期酝酿的分裂主义运动大幅升级,给中国领导层带来了一项新的挑战。《华盛顿邮报》称,华盛顿大学文化人类学学者肖恩·罗伯茨研究了中国维族二十多年,他认为昆明暴力事件发生在远离新疆900英里之外,这是暴恐分子在新疆之外进行的有预谋、精心组织的全新攻击行为,“如果真的是维族人所为,这一举动和我们之前看到的将完全不同”。

在“疆独”分子恐怖活动的新动向中,女性参与恐怖活动很受关注。香港《东方日报》在评论中称,这次恐怖袭击的成员中居然有年仅十六七岁的维族小姑娘,手持双刀四处砍杀。这表明“疆独”恐怖主义势力的人员构成已呈多元化,女性恐怖分子的威胁性开始增大,她们利用女性的特点,单个或者集团作案,往往防不胜防。“疆独”恐怖集团如果大量利用这些年轻女子作案,中国安保也应积极转变思路。

事实上,近年来涉暴恐事件的女性时有出现。今年1月24日,在阿克苏地区新和县发生的爆炸案件中,就有至少1名女性嫌犯参加其中。2013年10月28日,在北京发生的金水桥暴恐事件中,有两名女性参与。

她们是“黑寡妇中国版”?台湾《联合报》 3日提出这疑问,并称南疆暴力事件频发,除“疆独”的传统声浪外,还因为那里是改革开放后外国伊斯兰教新兴宗派在中国主要传教地。最近几起“疆独”制造的恐怖事件均有妇女加入,此与上世纪80年代起,海外伊斯兰教宗派在中国宣教时主要信教群体有女性的情况相符合。

在车臣和俄罗斯其他地区,被美国与欧洲执法机构和媒体冠以‘黑寡妇’名头的女性恐怖分子可谓‘名声远扬’;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搞自杀炸弹的女性恐怖分子也不时出现。一位长期在新疆从事反恐斗争的执法官员告诉《环球时报》记者:“恐怖分子没有性别之分,只要他们从事反人类的暴恐袭击行动,就是不能对其有容忍的恐怖分子。”

中国境内女性暴恐分子与国外女性恐怖分子有什么相同与区别呢?这位反恐怖官员表示:“无论是车臣‘黑寡妇’,还是塔利班的女性恐怖袭击者,她们往往是带有明显的政治目的与动机,接受过系统的训练,而目前国内出现的女性暴恐分子,她们往往是受家庭或者家族男性成员的影响,普遍文化程度不高,对男性亲人绝对服从,没有自己的独立思想,还没有上升到政治的尺度。”这位官员举例说,在南疆某地曾经侦破过一个案件:过门才5天的新娘因受丈夫鼓动就背着自制炸弹试图制造袭击事件。在他们成婚之前,双方几乎没有真正地交流过:“只凭夫家的一句话,她就绝对服从地做了,就这么简单。”

“俄罗斯之声”3日援引学者的分析认为,中国应强硬地对待“疆独”分子,而且不排除“昆明屠杀”背后有国外势力介入的可能性,“中国有地缘政治对手。他们为中国的内部稳定制造严重问题,从而以此削弱自己的对手。因此‘疆独’活动是建立在广泛的国际恐怖网络之上的。这个恐怖网有自己的海外分支,头目都在西方发达国家。西方媒体为他们提供宣传平台,实际上就是暗中支持中国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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