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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先说说民国官场里的绝无仅有的现象,就是不同的两个部门的主管蒋介石相互驳倒、顶回。形成蒋介石交办,蒋介石批复。

国民政府初建时,那些“阔差事”、“高利益”争夺的人很多,而所谓“清水衙门”如###,问津者较少,于是就为CC系独占。不过究竟粥少僧多,后来连这个“清水衙门”也为人所眼红。如中央大学校长就成为许多人争夺的对象。这一来就闹得不可开交。自然蒋介石有办法,中央大学校长由他自己兼任。这固然吵不起来,但有一个时期就产生这样的情况: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兼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再兼###长,再兼中央大学校长。于是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令行政院长蒋中正,转令###长蒋中正,再转令中央大学校长蒋中正。

如果相安无事,这样的情况倒还可以。但官场中哪能“精诚团结”,常常要闹出些事来。有一次,中央大学要增聘几位名教授来撑场面。这时中央大学掌握实权的是教务长和训导长。他们各自要推荐自己的私人。在###里掌权的是政务次长与常务次长,中大的教务长和训导长分别是两位次长的亲信,有不同的靠山。于是教务长以“校长蒋中正”的名义顶回“###长蒋中正”,而“###长蒋中正”又再令“校长蒋中正”必须接受,一来一往各不相让。两位###次长,又分别以“###长蒋中正”的名义,去请示“行政院长蒋中正”,僵持一个时期,恰好有一位名教授从北方到南方来,他就是音韵训诂学家黄侃(季刚)。他的名望使中大的两个掌权人物都不能有异议。然而要请这样一位学者并不容易,后来动了多少脑筋,托请许多名流,甚至请了章太炎(黄侃之师),才把黄季刚请到。

黄季刚在中央大学执教,又因发生意外,没有全始全终。那时在中央大学兼课的人颇多,有些是政府要员。这些人都是西装革履,汽车出入,没有汽车的至少也是私人包车。而黄季刚平常总是穿一件半新不旧的长衫,看来有些土气,步行出入。有一天,下着雨,黄先生穿着钉鞋来上课。这钉鞋,现在年轻人是无法看到了。这鞋40年代在农村很盛行。它是布制的,鞋帮一次次刷上桐油,鞋底上钉了许多铁钉。这种鞋下雨天走乡间的烂泥路很好,不会滑倒。而当时城市里已是柏油马路,一般老百姓都穿套鞋(橡胶制的雨鞋),没有人穿钉鞋。何况是堂堂大学教授,穿套鞋可算是大众化了,哪有穿钉鞋的呢。这天,课后天已放晴,黄先生换了双布鞋,把钉鞋用报纸包好,挟着走向中大的校门。大门上恰好是个新门房,不识这位大师,又是势利眼,走上前来盘问,坚持着要检查这纸包。黄先生不和这门房争辩,就把纸包交给他,自己快步走出校门,从此就不再去上课。系主任发现黄先生有好多天没有来,以为生病了,就告诉文学院院长,两人一商量,带了些礼物来到黄府看望、问候。问起这些日子未去上课原因,黄闭口不言。文学院院长和系主任,只好怏怏回去,觉得事态严重,报告教务长和训导长,两人自知没有办法,找到朱家骅。朱亲自登门,再三询问,黄才说:“学校重在尊师,连教师的一双钉鞋也要检查,形同搜身,成何体统?荒唐!荒唐!是可忍,孰不可忍?”朱家骅代表学校再三道歉,黄始终不快。中大后来又请几个名流去劝驾,黄还是不肯到校。金陵大学听到这消息,赶快去聘请,黄侃到了金大,后来一直在金大执教以终,年仅49岁。

这是前面的蒋中正令蒋中正引出的一段插话。

“委员长大家可以用”

在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官场中,曾流传过一句话:“委员长大家可以用。”这话的意思是,蒋介石办事独断专行,常常不和有关方面通气,兴之所至,乱批条子,形成各部门都以蒋的批示为盾牌,引发重重矛盾。

过百岁才去世的孙越崎(曾负责资源委员会),从30年代起就和蒋介石有接触。在他的回忆录中谈到两件事。

1942年9月,蒋介石到甘肃油矿局玉门县老君庙矿场视察。其实他并不是专为视察而来,而是陪宋美龄飞嘉峪关,从嘉峪关机场送她去迪化(乌鲁木齐),目的是拉拢盛世才###和投蒋。蒋介石在那里逗留一周,专等宋美龄回来,在此期间,他就近视察玉门油矿。

孙越崎当时是玉门油矿总经理,一周中陪着蒋介石看了油矿的各个部门。当时油矿惨淡经营,困难重重,孙提出一些困难请蒋解决,当时蒋没有具体答复。蒋回到重庆后,发一个电报给孙越崎,内容有四点:(1)感谢孙在油矿对他的招待;(2)要孙草拟一个战后经济建设计划;(3)要孙保举人才;(4)寄给孙一本专用密电码,可与他直接通信联系。此后孙越崎精心考虑并草拟一个经济建设计划,还考虑了保举的人才,等回重庆时向蒋面述。

不久,孙越崎回到重庆,听到翁文灏说,蒋介石要他和陈立夫一起研究拟订一个战后经济建设计划。三天后,侍从室来电话,要孙去见蒋。坐下后,孙越崎说:“您要我订的战后经济建设计划,已经拟好草案带来了。不过,听说您已叫翁文灏、陈立夫两先生拟了。”蒋介石若有所悟地答道:“有这回事。你就给他们提供意见吧。”谈到保举人才,孙越崎保举了10个人,主要是两种人才,一种是学经济的,一种是学工程的,都详列了被保举的人的学历、经历、现任工作职务等。蒋略看了这张表格,说:“这些人现在都有重要工作岗位,我请你保举的,是现在没有重要工作,但在经济建设方面有真才实学,可到我侍从室里,在我身边,帮助我做工作的人。”孙越崎一听,知道蒋介石的主意变了,忙说:“我不知您的意图,待我再考虑考虑。”以后不了了之。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的各个军政机关,纷纷派员抢先在各个收复区接收敌伪产业。这是一大财源,谁都不肯落后。行政院院长宋子文,为了不失时机把这批财富抓取到手,先后成立由行政院领导的四个地区的敌伪产业处理局。孙越崎被任为行政院河北、平、津敌伪产业处理局局长。于1945年11月30日到达北平,立即开展工作,通令河北、平、津区所有中央和地方各接收机构均要遵照行政院规定,把所接收的敌伪产业与物资,从速造册报送处理局统一处理,一律不得各自处理。各接收机关对这通告置若罔闻,谁肯把已吃进去的肥肉再吐出来。而在处理局成立之前,华北最高军政机关的北平行辕就成立了相应的清查委员会,反要把处理局置于他们的领导之下。<ins class="sinaads sinaads-done" id="Sinads49447" data-ad-pdps="PDPS000000044124" data-ad-status="done" data-ad-offset-left="0" data-ad-offset-top="0" style="display: block; overflow: hidden; text-decoration: none; "><ins style="text-decoration: none; margin: 0px auto; display: block; overflow: hidden; width: 200px; height: 300px; "></ins></ins>

正当处理局的工作难于开展之际,1945年12月中旬,蒋介石于日本投降后第一次到北平视察。华北的封疆大吏和地方官李宗仁(北平行辕主任)、孙连仲(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兼河北省主席)、熊斌(北平市长)、张廷谔(天津市长)等纷纷以华北人民深受敌伪剥削,生活十分痛苦为借口,条呈蒋介石准许把接收的敌伪产业交华北各地方机关处理,作为救济之用。蒋介石为笼络地方军政人员,根本不和行政院电商,就一概批准,并把这批示交处理局照办。处理局局长孙越崎接到批示副本,感到这和行政院设置敌伪产业处理局的原意不符,就面见蒋介石作了说明,还代蒋拟好一个批示:“华北敌伪产业应照行政院规定,由处理局统一处理。”蒋当面批示照办。他根本不去想,他前后的两个批示,互相矛盾,互相抵触。蒋介石一走,地方当局就抢先把蒋对处理敌伪产业的批示在报纸上发表出来,加上地方当局都是实力派,孙越崎虽然也有“圣旨”(蒋的批示),仍无法抗衡。直到宋子文亲来平津,并得到李宗仁的合作,局面才打开。

通过这两件事,孙越崎说,我在和蒋介石的接触中,深深感到蒋介石的办事独断专行,杂乱无章,他乱批条子,使中央和地方无所适从。有关处理敌伪产业,就是一个具体的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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