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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奴隶制早期的夏、商时期,“天命”决定一切,人们视上帝为至尊的主宰者。神权、王权合一,国家机构为神学统治思想所笼罩。西周初,周王亦自认为受命于天,称为“天子”。但又鉴于商代夏、周又代商的历史事实,统治者已深感“天命靡常”,故在维护“天命”的同时,又提出了“保民”观点,民本思想开始萌芽。西周末,特别是入春秋后,随着王权旁落,奴隶制逐渐解体,封建制开始形成,“保民”思想也迅速发展,“敬天”、“尊神”的观念则相应动摇,人们纷纷提出“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左传·桓公六年》。)的见解,打破了传统神学统治思想的束缚。楚国在这一变革时代,民本思想也勃然兴起,出现了以“庇民”为己任的政治家和思想家。

楚成王时代著名令尹子文,在楚成王年幼受欺、困难当头时,不仅“自毁其家,以纾楚国之难”(《左传·庄公三十年》),而且任令尹后,明确提出了“夫从政者,以庇民也”(《国语·楚语下》。)的观点,在实践中,身体力行,处处以身作则,表现出了一位生气勃勃的政治家的面貌。据《国语·楚语》、《战国策·楚策》有关篇章记载,子文身正清廉,生活俭朴,“缁帛之衣以朝,鹿裘以处”,“朝不谋夕,无一日之积”,楚成王得知后,不得不“每朝设脯一束、糗一筐,以羞(进)子文”。《潜文论·遏利》还说他“三为令尹,面有肌色,妻子冻馁,朝不及夕”。子文之所以这样严格要求自己,就是因为在周天子名存实亡、各诸侯国纷起争霸的动荡变革时期,认识到“民”的重要性,如无民众的支持,统治者的日子是不好过的,“民多旷者,而我取富焉,是勤民以自封也,死无日矣”(同上。)如果自己贪而富,民众必然起来反对,那结果是不堪设想的,随时都会垮台。所以,子文得出结论:“我逃死,非逃富也”,“夫从政者,以庇民也”。“庇民”,即“恤民”、“保民”,是从“天道远,人道迩”(《左传·昭公十八年》。)、“吉凶由人”(《左传·僖公十六年》。)的认识中得出来的。一方面,时代的变动、人民大众的威力,使得子文及其他政治家,不得不由“敬天”转向“保民”,“廉其爵,贫其身,以忧社稷”;另一方面,时代的需要,造就了如子文这样一些头脑清醒的政治家和思想家。

其后,楚庄王、孙叔敖和其他一些有头脑的政治家进一步继承和发扬了这一思想。据《左传·宣公十二年》载,在之战前,晋栾书告戒晋人莫要以为楚军骄而老(疲劳),因为“楚自克庸以来,其君(楚庄王)无日不讨国人而训之于民生之不易、祸至之无日、戒惧之不可以怠;在军,无日不讨军实而申儆之于胜之不可保、纣之百克而卒无后,训之以若敖、冒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则不匮。’不可谓骄”。之战后,楚庄王又拒绝了潘党关于“筑武军而收晋尸以为京观”的建议,以为“所违民欲犹多,民何安焉?无德而强争诸侯,何以和众”?“武有七德,我无一焉,何以示子孙”?作为一个国君,思路很开阔,考虑的问题很多,但无论是治国或治军,最核心的问题仍然是“民生在勤”、“民欲犹多”、“民安”与“和众”,说明楚庄王的“保民”观念是很强的。孙叔敖是继子文之后又一著名令尹,他出任令尹前后,为民治水造福,功勋卓著。任令尹期间,以民为重,廉政忘私,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吾……相楚而心愈卑,每益禄而施愈博,位滋尊而礼愈恭,是以不得罪于楚之士民也。”(《荀子·尧问》。)对自己和妻室,要求严格,“栈车牝马,粝饭菜羹,枯鱼之膳,冬羔裘,夏葛衣,面有肌色”,真可谓“子文之统”,“忧国忘私”(《孙叔敖碑》。,不愧为楚国之“良大夫”(《韩非子·外储说左下》。)楚庄王之所以能够兴霸立业,显然与君臣这种“保民”思想、“忧国忘私”的精神是分不开的。

楚国经武文成穆庄诸代的努力,终立威定霸后,楚国一些君臣确实忘记先祖之业,追求奢侈享受,“保民”观念淡薄了。尽管如此,还是有一些贤大夫或有识之士,出面谆谆告戒,要以民为重。如楚灵王筑章华台后,自鸣得意,伍举就直截了当地指出:

臣闻国君服宠以为美,安民以为乐,听德以为聪,致远以为明。(《国语·楚语上》。)

提出“安民”是大事,不应大兴土木。楚灵王又城陈、蔡、不羹,劳民伤财,以威慑诸侯,范无宇不以为然。楚灵王居然还以“是知天咫,安知民则”为由进行驳斥,右尹子革马上指出:“民,天之生也。知天,必知民矣。”(《国语·楚语上》。)重申天、民一致,民为天生,民不可疏忽。楚灵王在位十二年,“国人苦役”(《史记·楚世家》),“民患王之无厌”,“从乱如归”(《左传·昭公十三年》),终落得王冠掉地、身败名裂的结局。楚灵王垮台,孔子认为“失仁”(《左传·昭公十二年》),刘安等则认为“失民”(《淮南子·泰族训》),都和“保民”思想联系起来考察,反映了终春秋一代,楚国的轻天重民思想始终很突出,与春秋时期大变革的社会现实息息相关。

在此同时,楚国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与辩证法也有很大的发展。早在西周时期,我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思想就已产生了,《尚书·洪范》记载的水、火、木、金、土这五种物质(“五行”),《周易》记载的天、地、雷、火、风、泽、水、山八种自然物质(“八卦”),以及它把千变万化复杂纷纭的事物抽象为阴、阳两个基本范畴,就是自发的唯物主义思想和辩证法的萌芽。春秋时期,楚国在物质生产和图存争强的斗争中,朴素唯物主义思想与辩证法表现得朝气蓬勃,显然是社会经济发展和政治、军事斗争在思想领域中的反映。

公元前701年(楚武王四十年),楚莫敖屈瑕用武力逼迫贰、轸订盟。这时,郧国军队驻于蒲骚,联合随、绞、州、蓼,准备截击楚国。屈瑕很忧虑,楚大夫斗廉建议屈瑕驻军郊郢,抵御四国,自己率锐师夜袭郧国,如打败郧军,四国必不敢出兵。屈瑕要请求济师(增兵援助),斗廉不同意,说:“师克在和,不在众。商、周之不敌,君之所闻也。成军以出,又何济焉?”屈瑕要占卜,看能否取胜。斗廉又反对,说:“卜以决疑。不疑,何卜?”(《左传·桓公十一年》。)不信天,不信鬼神,充分相信自己,对胜利满怀信心,表现出了一个朴素唯物者的胆识与气魄。

楚国历来被华夏视为蛮夷之邦,楚国君臣也正是在这一歧视下发愤图强、北上争霸的。他们敢作敢为,无视周天子的权威,显然也是在重人轻天的思潮冲击下表露出来的。如熊渠公然声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史记·楚世家》。)立三个儿子为王,率先否定了周天子君权神授的地位。其后,熊通自称楚武王,熊赀称楚文王,熊恽称楚成王,都和周初几位著名国君名号相对峙,彻底否定了周天子的权威地位,实际上也就是对传统的天命观的否定。楚庄王稳定了统治后,立即率军北上,观兵于周疆,问鼎之大小轻重。当王孙满答以在德不在鼎时,楚庄王嗤之以鼻:“子无阻九鼎!楚国折钓之喙,足以为九鼎。”(同上。)对周王室君权神授如此嘲弄,无疑是对神学统治思想的最深刻有力的冲击。

楚人崇巫重祀,但楚国有的君臣却力排众议,重实务实,并不相信鬼神。除上述斗廉反对占卜、以求实的态度指挥作战外,楚昭王春秋末在面临夭亡之际,不禳祭避祸,也是很有意义的事情。据《左传·哀公六年》载,公元前489年(楚昭王二十七年),楚昭王领兵却吴救陈,驻兵于城父时得病。占卜结果,说是黄河之神作祟。左右建议在郊野祭黄河之神,楚昭王不同意,说:“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汉、睢、漳,楚之望也。祸福之至,不是过也。不谷虽不德,河非所获罪也。”就不肯祭祀。这一年,天上出现了云彩如赤鸟一样,围绕太阳飞了三天。对这一灾异现象,楚昭王派人请教周太史。周太史说:“其当王身乎!若 (禳祭)之,可移于令尹、司马。”楚昭王又不同意,说:“除腹心之疾,而诸股肱,何益?不谷不有大过,天其夭诸?有罪受罚,又焉移之?”又不肯祭祀。楚昭王先是尊重楚国的地望,不肯祭黄河之神,尔后又不肯祭天,宁可自己死去,亦不肯嫁祸于令尹、司马。这种不祭鬼神避祸消灾的态度,是难能可贵的,证明终春秋一代,楚国信天命、重祭祀与轻天保民、不信鬼神的两种观点,是并行发展的,并存在激烈的斗争。

随着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的发展,朴素的辩证法思想也光彩熠熠。在这方面,楚国宛人范蠡的思想要算是一个典型。他从政经商,经历丰富,著《范蠡》二篇,已佚。他的思想言论见《国语·越语》和《史记·货殖列传》。他认为,“天道皇皇,日、月以为常”、“日困而还,月盈而匡”(《国语·越语下》),天时、气节是随着阴阳二气的变化而变化的,国势的盛衰也不断在变化。强盛时要戒骄,衰弱时要创造条件,转弱为强。物价贵贱,是由于供求关系的有余和不足,主张谷贱时由官方收购,谷贵时平价售出。对商业经营的“积著之理”,强调要“守时”为灾”,造成,即善于掌握经济活动的规律和有利时机。如“天与不取”,终会“反之重大损失。可见范蠡的经济思想和政治思想一样,都是饱含唯物辩证法的思想因素的。楚国人才济济,思想丰富,在其土壤中孕育出如范蠡等这样一些大思想家并非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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