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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犯省院改判,其父彻底平反,父亲含冤西去,

手挚最高人民法院函,三十余载申诉无果,

究竟权大法大?罪犯有人管,法官无人问,

我请大家评评理


高太,男,61岁,现就我父亲1981年任延安地区中级人民法院院长时所谓“延安地区中级法院为何包庇残害幼女犯?”一案事实真相做一反映。

我敬爱的父亲高标生于1920年,1940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2年1月参加革命工作。建国后一直工作在政法战线上,1982年时任陕西省延安地区中级人民法院院长。与他一同工作过的同事在回忆文章中称:“他严于律己,善待他人,刚直不阿,秉公执法,一心为民,两袖清风。给人留下了难以忘怀的记忆……。”这些评价都是十分中肯恰当的。在我们的兄弟姐妹中,没有一人沾到他“当官”的光。他要求我们要认认真真工作,清清白白做人。而他艰苦朴素、清正廉洁的作风也为我们做出了表率。就是这样一位可亲可敬的父亲,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审理一个少年(在校生)残害幼女的案件中,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闹得满城风雨,山雨欲来风满楼。父亲因此受到牵连,蒙受了不白之冤。为此他受到1981年4月20日至1982年3月5日长达近一年的严格审查,积郁成疾,于1981年9月30日住院,1982年3月5日含冤离世,终年63岁。虽经工作组两次长达近一年的深入调查,亦未获取到我父亲徇情枉法、包庇罪犯的任何证据。父亲对此案坚持的意见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的决定是完全一致的。事实证明,父亲秉公执法,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完全是依法办案。父亲在病中曾给前来看望的老同志伤心的说:“曹X一案受害者家属上访和记者的不实报道我可以理解,因为他们对法律不是很清楚,但此案曾多次请示省高院,高院一会这样说,一会儿那样说,并出尔反尔,既使是真的改判错了,我最不理解的是高院所作所为,他们不承担任何责任,而是把责任全部都推到我头上。我搞政法工作几十年了,没见过这样的上级,实在想不通,究竟是权大还是法大真让我难以理解。”在父亲去世后,我母亲经常昼夜委屈的哭泣,她多次上访,痛哭流涕,后来竟哭瞎了双眼。时至今日,30多年过去了,我曾很多次的找市、省、中央有关部门对父亲的冤情进行上访、申诉,希望能给父亲一个公道,上级部门和领导从未曾对此事引起重视。而持不了了之的态度,好像从未发生过这件事。现在,党的“十八大”已经结束,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提出“党要管党,从严治党”。为洗陈冤污垢,还事实以真相,还父亲以清白,我认为应将此案真相公之于众,并希望有关上级部门采取负责任的态度,承担起应负的责任,恢复我父亲清白的名誉。

案件起因

原延安中学在校学生曹X(未成年人),1980年5月14日被拘留,1980年9月8日原延安市(现延安市宝塔区)人民法院,1、判处曹X流氓、伤害罪有期徒刑三年。刑期自1980年5月14日起至1983年5月13日止。2、由曹X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三百零四元九角一分。(医药费二十元一角六分,交通费二百三十四元七角五分,医护费五十元)。1980年9月23日宣判后,曹犯及其父不服,提起上诉。1980年10月4日市法院将曹X案件移送中级法院。当时是全国人大五届二次会议1979年7月1日通过的《刑法》和《刑事诉讼法》1980年元月1日起施行,当时还不到一年,此案是中院最早遇到的少年犯罪案件。中院对照法律条款,认为案件有疑点,虽经多次会议研究,并经两次政法党组会研究同意,仍无把握,决定派中院两位同志和市法院刑庭庭长共同上省高院汇报请示。并决定对冯X奸淫幼女案、郭XX奸淫幼女案(冯、郭均不满16岁)、何志华、高巨俊强奸、抢劫、盗窃案、杜芝芳上诉案一并请示汇报。而后于1981年1月17日召开中院审委会,并听取在省法院座谈情况后,认为曹X犯罪主要事实发生在不满14周岁之时,当时尚不够刑事责任年龄(见1981年9月23日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案的检查材料第2页12行写道当时曹13岁),决定不追究曹X刑事责任,交家长加以管教,曹X于1981年1月22日被释放。1981年4月4日,曹X又因重新犯罪,被延安市(宝塔区)公安局第二次拘留、逮捕,因流氓伤害罪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其父曹XX以犯包庇罪被逮捕被判有期徒刑2年。1981年4月中旬,延安地委根据受害者家属反映的情况,和1981年时任省委常委、副省长谢怀德的指示,组织工作组于1981年4月20日第一次进驻中级法院。工作组经过二个多月的内查外调,认为中院此前处理并无不妥。在此期间,新华社记者戴国强到中院了解此案,当时提出要将原卷借走,但我父讲到:“原卷你不能借走,借走后你丢了,你负不起这个责任,我也负不起。我们的审判员办案都不允许将卷宗带出法院。”因此事两人引起争执(以上反映是原政法党组工作人员文玉瑞同志所诉),而记者戴国强、刘尔宁在采访受害者家属后,又得到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负责人表态说“这个改判是错误的”,就认为,原工作组的调查是穆仁智查黄世仁的案不可信,从此后,我父因此事引来杀身之祸。并写了“延安市干部群众要求查清延安地区中级法院包庇残害幼女罪犯的内幕”一文,登载于1981年6月29日新华社《内部参考》上,后略做修改,以“延安地区中级法院为何包庇残害幼女犯”为题,登于1981年7月21日《中国青年报》。《陕西农民报》等报又转载。两篇文章认定中院“对曹X的改判,确属有意包庇。”并说“中级人民法院院长高标甚至在审判委员会上给此案定性时,说罪犯‘不够刑事责任年龄’,就这样把一个手段残忍民愤很大的罪犯释放了。”文章最后说:“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负责人对记者说,这个改判是错误的,高级法院认为罪犯品质极为恶劣,应新账老账一起算,从严惩处。地委已组成调查组进行调查。但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对调查采取抵触态度,强调改判是正确的。”但事实1981年6月3日省院要求汇报曹X一案,6月6日省法院领导同志听取了中院的汇报,省法院这次意见是:曹X应定流氓罪,包括在“其他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罪”之中了,延安市法院原来判刑是对的,中院改判不予追究刑事责任是错误的,中院可将自已的判决撤了。新罪旧罪由市法院一并判处。根据省法院这个意见,1981年6月15日上午召开了审委会,下午给政法党组汇报6月18日上午政法党组再次召开会议,当日下午地委常委会研究决定,中院将以上情况均向省院汇报,经省院同意,1981年6月26日中院正式裁定:1、撤消本院1981年元月17日延地法刑一字(81)第1号刑事判决。2、对曹X以流氓罪定性外,其他部分维持延安市人民法院1980年9月8日延市地法刑字(80)第111号刑事判决。也就是说,记者发稿之前,中院已经改判曹X一案。当时的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同志在《内参》上批示,提出彻查处理纵容包庇犯罪分子的有关人员。1981年7月下旬省法院、省检察院和延安地委又重新组织工作组二次进驻中级法院。(省法院来的负责同志名叫李生俊)调查期间,工作组多次找我父亲谈话,父亲在住院期间强忍病痛,勉强起来支撑着身体回答。更令人气愤的是,医院通知我们家属父亲病危,基本靠输血和药物液体维持生命的情况下,工作组还责令写出检查认识,无奈之下父亲于1981年11月2日写出书面检查。1982年3月5日父亲去世后,我们曾多次找工作组,要求对此案的审理全部过程和调查结果公布于众。曾一次遇到工作组副组长刘尚玉(时任地区司法局局长),给我们讲,不用你们说将来也会见报的,并拿出时任省委书记的批示给我们看。时至今日30多年过去了,我们多次申诉要求调查结果公布于众,但如石沉大海。父亲仍然把这顶“徇情枉法,包庇罪犯,贪官污吏”帽子,在棺材里戴了整整32年呀!父亲病故后,此案的审判长孙儒紧接着当了院长(时任中院副院长主管刑庭)。之后办此案审判员高波也当了中院院长。证明中院是清白的,他们也是胜任法院工作的。

真相始末

曹X第一次犯罪后,1980年9月8日延安市人民法院(现宝塔区人民法院)1、判处曹X流氓、伤害罪有期徒刑三年。刑期自1980年5月14日起至1983年5月13日止。2、由曹X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三百零四元九角一分。(医药费二十元一角六分,交通费二百三十四元七角五分,医护费五十元)。1980年9月23日宣判后,曹犯及其父不服,提起上诉。1980年10月4日市法院将曹X案件移送中级法院。1980年12月9日中院刑一庭对曹X案进行了研究。办案人员对照《刑法》等指导性材料,认为对曹X定流氓、伤害两个罪不当,只能定一个罪。有的犯罪事实发生在不满14周岁,又因曹X当时不满15周岁,本着对少年罪犯挽救、改造、教育的精神,讨论意见是:1、曹X已构成伤害罪。2、对曹X不予追究刑事责任,责令家长对其加以管教。3、由曹X之父曹XX赔偿给受害者宋晔家医药费20.16元,交通费234.75元,医护费50元,共计304.91元。

1980年12月11日中院审委会进行了研究,会议同意庭上意见。但由于在两法颁布实施后,这是中院最早遇到的一个少年犯罪案件,是个疑难案件。审委会研究讨论后无把握,决定报政法党组讨论研究。

1980年12月15日政法党组会议研究本案。会上,一个人的意见是对曹X应该判刑(这位同志讲刑法定的不对,当时我父讲,我们是执法机关,只有认真贯彻执行两法,法律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我们无权修改。以上反映是原政法党组工作人员文玉瑞所诉);一人意见是“拿不准”;两人同意中院意见。由于意见分岐,决定下去再找一下法律依据,下次党组会上研究再定。1980年12月29日再次召开党组会议。会上学习了《人民检查》11期上登载的丁慕英写的“答读者问”一文。参照文章的论述,经反复讨论认为,对曹X所犯罪的处理,同意中级法院意见。就在当天晚上,中院收到1980年《人民检察》第12期,内有最高人民检查院刑事检察厅的一篇文章,题目是“对执行刑法中几个问题的解答意见”。对照文章,中院提出对曹X的判处究竟正确于否,仍无把握,决定派中院两位同志和市法院刑庭庭长,两级法院人员共同上省院汇报请示。并将对冯X奸淫幼女案、郭XX奸淫幼女案(冯、郭均不满16岁)、何志华、高巨俊强奸、抢劫、盗窃案、杜芝芳上诉案一并请示汇报。

1981年1月5日省法院刑一庭听取了汇报。会上传阅了1980年《人民检察》第11期、12期相关文章。会上首先汇报了冯X奸淫幼女案,市法院对冯X的判决是:免于追究刑事责任,市检查院抗诉后,中院初步意见是: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经讨论经,多数人同意中院意见,少数同志提出,这是一个抗诉案件留下研究。领导同志同意了这个意见,决定将案卷放下,省法院看后,同省检查院联系后再说。对曹X的案件,讨论中,一致认为对曹X定伤害罪不妥应定流氓罪。对受害者家属去北京的花费,经济上不能进行赔偿。对是否判刑,有的同志认为,情节严重,手段恶劣,民愤又大,应当处刑。有的认为是流氓行为,属于少管对象。最后的领导同志讲:定伤害罪不妥,属于流氓,是流氓罪还是流氓行为?你们再考虑一下。不到15岁,对青少年应立足教育,娃娃弄个前科犯不好。你们看,如果是流氓行为就不判了,如果是流氓罪,判缓期可以,也可以免刑,立足于教育挽救,不是不判不行的话就不判。怎么处理由中院考虑,上北京的路费不能判,硬行判没道理,如果他们两家商量还可以。另外由市法院判,还是中院二审判,你们商量。第三个汇报的是郭XX奸淫幼女案,这个案件同志们一致同意:不追究刑事责任。

1981年1月17日,中院再次召开审委会,会上听取了在省高院的座谈情况后,研究决定:服从高院指示定性改为流氓罪,根据刑法第14条第1款、第4款,第31条规定:1、撤销原判。2、对曹X不予追究刑事责任,责令家属对曹X加以管教。3、由曹X之父曹XX赔偿给受害人宋晔家共计304.91元。曹X于1981年1月22日释放。

1981年4月15日至5月6日,正值时任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刘明新一行5人到黄龙、洛川、宜川、延安市(现宝塔区)检查工作,调研“两法”实施情况。省、地两级法院组成联合调查组,本来没有检查中级法院的案件,曹X的案件由于中级法院对法律条文规定之概念拿不准,当时地委组织工作组正查这个案件,所以中院主动送卷给刘明新副院长审阅,请求研究。刘院长阅卷后于1981年5月3日、1981年5月5日两次指示,这个案子卷我看了,这次不研究了,这个案子你们办的是够认真、够慎重的了。对14条2款没有统一解释,没判可以理解,当时判一点也可以,既然现在地委正组织工作组查,那就等查完再说,不要往外传。调研结束后,省法院发来《关于延安市、洛川、宜川、黄龙县法院实施两法情况的调查报告》征求意见稿,此稿没有提到曹X案,中院对“征求意见稿”表示同意。但之后省法院在正式转发的《调查报告》中,却把曹X案例加进去,认为是“对有些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打击不够有力”。曹X案卷是中院主动出示并请求研究,当时如果认为有问题,中院完全可以改判,但刘院长并未明确指示,而且征求意见稿上也没有提及此案。1981年6月3日,省高院突然来电,要中院向省法院汇报曹X一案,1981年6月6日省法院领导听取了中院的汇报。省法院这次意见是:曹X应定流氓罪,包括在“其他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罪”之中了,延安市法院原来的判刑是对的,中院改判不予追究刑事责任是错误的,中院可将自己的判决撤了,新罪旧罪由市法院一并判处。根据省法院这个意见,中院于1981年6月15日上午召开了审委会,会上同意省高院意见。下午立即向政法党组请示汇报,党组会上对这个案子的处理同意省法院的意见。而市(宝塔区)法院的意见是:新罪旧罪一并处理,就要将案件移送到中院,由中院作一审进行判决;要么,旧罪按旧罪判处,新罪另按法律程序判处。定性同意定流氓罪。1981年6月18日上午,地区政法党组再次开会研究,意见是:中院裁定撤销自己的判决,定性改为流氓罪,其他维持市法院(现宝塔区法院)原判决。当日下午,地委常委会研究决定:同意政法党组1981年6月18日上午的会议决议。中院将以上情况均向省法院进行了汇报,省法院同意后1981年6月26日中院正式裁定:1、撤销本院1981年1月17日延地法刑一字(81)第1号刑事判决。2、对曹X以流氓罪定性外,其他部分维持延安市人民法院(现宝塔区法院)1980年9月8日延市法刑字(80)号第111号刑事判决。在此期间,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负责人对采访的记者说:这个改判是错误的,高级法院认为罪犯品质极为恶劣,应新帐老帐一起算,从严惩处。记者则大胆臆测中院徇情枉法。事实上在曹X案审判中,中院未予判刑的理由就是曹X不够责任年龄,无任何徇情枉法行为,因有疑点,多次给省法院汇报,而省法院一改再改,作为下级法院,只得按照上级的指示办理手续,执行省院的决定。

谁应负责

曹X及其父曹XX案最后申诉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函(1982)刑监字第27631号全文如下:

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报送的曹XX包庇案,经我院审判委员会会议讨论认为:曹XX在其子受审期间托人说情等行为是错误的。但原判认定曹包庇其子的主要事实,发生在其子曹X不满14周岁之时,因曹X当时不够责任年龄,不负刑事责任,因而亦不能认定曹XX犯有包庇罪。据此,建议你院对曹XX改判无罪。同时,建议你院对曹X后来又因流氓罪被处有期徒刑20年一案,在定性量刑上是否恰当,亦予以考虑。以上两案复查处理后,请将结果报告我院。

不难看出,最高人民法院函中指出的曹X在第一次犯罪主要事实发生在不满14周岁“尚不够责任年龄不负刑事责任”,这与当时中院经反复讨论做出的决定是完全一致的,中级法院的判决完全是正确的(见内参1981年6月29日第50期,标题“延安市干部群众要求查清延安地区法院包庇残害幼女罪犯的内幕”,第31页写到中级人民法院院长高标甚至在审判委员会上给此案定性时,说罪犯不够责任年龄)。并断章取义的写到,情节轻微。中院在整个审判过程中,不但没有徇情枉法、包庇罪犯,而是认真细致,依法办事,对疑难案件做出正确处理。而省法院在这个案件中,几次表态几个样,前后矛盾,推卸责任,特别是记者在得到时任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负责人的错误表态后,写出了具有煽动性的错误文章。记者的文章发表后,在不明真相的群体中引发了“群情激愤”的状况,中院和我父亲成了众矢之的,形成已处理过的犯罪分子,对我父攻击诽谤开了绿灯,(父亲病故后,母亲同我大姐居住,我母亲居住宝塔4号楼1单元203,无人居住,当时门锁完好,不知什么人进去在橱窗上写到,此处无声胜有声)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彻底砸烂“公、检、法”我父亲都挺过来了,但这次巨大的压力不幸把他压垮,他一病不起,含悲离世。

父亲去世后,我多次找到地委、行署的负责同志。他们又有什么办法呢?他们说,法律的对错,地委管不了,地委无法干预省法院的工作,但中院改判肯定是错误的,省高院已经明确表态,究竟是什么性质,待省法院和检察院调查后再说。

我也曾于1983年夏天到省高院上访。我讲到刘院长在1981年4月15日至5月6日,到黄龙、洛川、宜川、延安市(现宝塔区)检查工作,调研“两法”实施情况时,阅此案卷后的两次指示,接待我的那位政治处主任竟然说:“刘院长到延安检查工作代表不了省法院”。这种奇怪的说法不知是有意耍赖还是水平问题,我请他到钟楼上让大家评评理,他不肯去。因为上访,我当时在财政局开车,曾多次给中央领导同志和省上领导同志反映。地委多次找局长王宪三谈话,最后局长王宪三便把我调到财政局下属单位企业财务管理处当保管。因此事,多次申报我转干均未批示。直至退休,我还是一名工人。在多年上访期间,市公安局(现宝塔区公安局)多次提出要对我拘留逮捕。时任公安处处长郝永富均未同意。我也曾在延安宾馆南2楼找到过新华社记者戴国强,我拿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函(1982)刑监字第27631号文和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函陕高发刑2(1986)26号给戴国强看,戴看后讲:我的报道没有失实,当时高院负责人明确表态中院改判是错误的,并且中院也做了检查和重新改判,现在最高人民法院说不够责任年龄不负刑事责任,你去找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当时有时任地委书记白恩培在场)。省法院在此案的审判中真的没有责任或失误吗?事实已经正确回答了。判错的不是中院,所谓“徇情枉法,包庇罪犯”完全属于主观臆测,强加给他的,没有一点事实根据。既然是做错了就应该纠正,这才是应取的态度,更是执法部门应有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时至今日,曹X案已过去了三十多年,其父曹XX早已无罪释放,彻底平反,曹X被省法院改判为当时坐几年判几年,也早已释放了。而我父亲,上级给他的错误结论,没有给他澄清事实,我父亲得到的是“不了了之”。做为他的子女,能想的通吗?2013年4月19日中共中央决定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要贯穿“照镜子、整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的总要求。今天我真诚地希望,省法院和有关部门诚恳的还我父亲一个公道,恢复他清白的名誉,承认和纠正自己工作中的偏差和过错,让我们这些子女和父亲的在天之灵得到些安慰,让他生前所践行的清正廉洁的作风长久的传承下去。



高太

2014年2 月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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